虛妄集－丙戌自述
我是「苦讀」《楞嚴經》進入佛學研究領域的，該經重在指出「凡塵影事，盡是虛妄」。我追隨聖公法師近三十年，今夏雖在名義上退休，但身仍留法鼓山；將來即使身退心也會留在法鼓山。一年多來所內同仁，尤其圖資館杜正民館長，暗地策劃為本人製作個人光碟，事已半載，我才知曉此事，真是汗顏，無地自容。平庸一生，雖濫充教席數十年，實無什麼值得留注處，如有所作儘屬虛妄。所作之口述，諸師友踴躍代為命名，都太過譽失實，使我感愧交加，故自名為《虛妄集》差可比擬；但見笑大方也莫過於此者。聊補綴數語，自我策勵、自我懲衍是為序。
序於法鼓佛教研修學院籌備處
一、四川大有山
一九二九年我出生在四川省奉節縣，清朝為夔州府，管川東雲陽、開縣、萬縣、奉節、大寧、巫溪六個縣市，據有瞿塘峽之險要，峽內北岸就是白帝城，是劉備託孤的地方。現已改為縣立博物館，館內陳列著很多碑林，既是民俗區又是風景區，古代名人在此都留有字畫，像李白、杜甫、蘇東坡等都曾在此旅遊、小住。我們那地方的詩人特別多，他們並非學者，但也會寫詩，不過我一句詩也不會，回到家鄉，他們認為我在大學教書應該會寫詩，讓他們很失望。
我是奉節縣青蓮鄉人，有一座龍王廟，鄉下文化以廟宇為重心，鄉公所、小學也設在龍王廟內。抗日戰爭前地方土匪特別多，一旦抗戰開始，反而地方清平了，因為所有的土匪遊民都被抓去當兵了。我家有些土地，家境小康，家中經常僱有長工，幫忙農作，其中一人是我遠房堂孫李應貴，比我大五、六歲；以後他曾是中共「抗美援朝」的英雄，他復員後，做了萬縣市絲織廠廠長。開放後，我返鄉探親，相逢仿如隔世、喜出望外。
我小時候住在青蓮鄉茶園坪，所謂坪，大概周圍也不過一、
在我祖父那一代，以當地的標準來說，算是富農，我祖父叫李家旺，他一生開田買田，在岱家山擁有一大塊的水田，至於茶園坪也是我祖父自己開墾的一片梯田，後來我父親與伯父分家的時候，岱家山這邊給我的伯父，茶園坪這塊則是分給我父親，兩兄弟各分一處。我們這一支李家世代住岱家山，因為開宗第一個祖宗有餘公就是住在岱家山；這是很大的一片山，小時候跟著父親、四哥去祭祖，每年都要走上一趟，即使四五十年後我回去探親，仍然記得歷代祖墳的所在處。
根據李氏家譜記載，我們是從廣東到湖北、漢口，然後再遷到四川，我們第一位祖宗叫李有餘，傳到我是第八代，四川人詛咒人祖宗八代，剛好我的祖宗到我就是八代。我父親東山公字順魯，為了紀念他，開放探親以後，我專程回鄉成立東山公的獎學金，幫助李家培植後代，現在這一代很多人在地方都出頭了，在各地方政府工作。
我的父親比伯父純樸，不沾煙酒，伯父喜歡賭錢打牌，但每賭必輸，他叫李順學，留著長鬍子，人家稱他「學鬍子」。他是一位爛好人，又好玩，他的鄰居、朋友沒酒喝的時候，就會開玩笑說：「走啊，找學鬍子打牌去！」大伯的家產就這樣慢慢輸掉了。我的父親十分勤快，他會做很多事情，都是無師自通，開過雜貨店、紙廠，做過酒廠，後來還自己做香、做蠟燭。逢年過節，磨房都要磨豆腐，做湯圓，久而久之就漸漸石磨子被磨平了，石磨子也都是父親自己修理的。
我父親沒念過什麼書，也不會寫字，但是地方上有問題時，每每都找他當公證人或調人。他與地方上有頭有臉的人物來往，雖不會寫字但能說會道。我祖父的原配，姓田名家旺，她死後她的弟弟沒人養，是我父親贍養的。我們稱他叫外舅公，我父親與伯父都是祖父之繼室姓向的奶奶所生的，父親能夠以庶子身份照顧田舅公，可見父親人品之忠厚。有一次舅公去砍柴，不小心砍了一棵地主的樹，被抓到以後就要他賠，當然又是我父親代為處理善後，要田舅公寫「具結書」，以後不能再犯，那時我還小，大概是小學三、四年級，由父親口述要我來寫，我記得有一句話，應是「梯枝盡蓄」，意思是樹的大小枝葉都要保留，不能砍伐，這句話當時根本聽不懂，就按能寫得出音相近的字就好了，反正他們都不識字，於是我寫成「椏子進徐」。另外父親喜歡在鄉里修橋補路要我寫募款「緣起」，我也是照畫葫蘆根本文不對題，雖都是錯別字，但憑口音聽起來還是很順的，所以鄉下人還是把我當「知識份子」看待喲！現在回憶起來我的父親真是個天才人物。
我家在茶園坪有兩棟房子，一個稱上房，一個下房，開始時父母住在上房，和大哥祖成一起住，他是父母從其他遠房領養過來的，據媽媽說，因為爸媽結婚後有好幾年沒有生小孩，算命的說，應該從外面領養一個進來，以後才會招引子女，結果真的後來就生了我們七個兄弟姊妹：祖俊、祖盛、祖文、祖章、祖愛及春蘭、素蘭兩個姐姐，中間還流產一個，可真靈。祖章是我的字，是與我同時進私塾的鄰居蔣慶安哥所取，他與我四哥同年，比我大很多；我小名一九，二嫂給我取的，因為我是
大約在我四歲的時候，父親在紫霞河渡口開雜貨店，有軍隊經過，這在四川就叫「過兵」。可能我小時候很活潑，有一位團長坐滑竿駐紮我家，他十分喜歡我，他就跟我父親開玩笑，「你這個小孩是不是能給我作兒子」？我父親也開玩笑說，「好啊」；一說好，那位團長就很認真地把我抱走了，我的父母都還楞在那邊，怎麼真的把我抱走了？在那個時代，老百姓都是怕軍人的，最後我父親還是鼓起勇氣追過去把我要了回來。我從小個性活潑，最愛黏人、纏人陪著我玩；稍長就喜歡招待客人，若客人是夏天來，一定為他們倒洗臉水，然後敬煙奉茶。碰到吃飯時間，一定要留客人吃飯，在鄉下，家庭教養一般都是這樣的。
抗戰的時候徵兵，所謂三丁抽一五丁抽二，我家有六個兄弟，四個長大兩個未成年，照說至少抽一位去當兵，但我們一位也沒抽到，因為抗戰時期，地方實施保甲制，我四哥掛名當甲長，同時我父親在當地還算是有聲望的人。可是這樣仍有些說不過去，怎麼辦呢，結果三哥為了全家便自動願意去從軍，其實他當時已經有一兒一女，小女德美剛出生不久，兒子德君後更名德剛也不過兩三歲，為什麼三哥「願意」去，因為他覺得自己書讀得多一點，人比較二哥、四哥靈活一點，出去時受罪可以少一些苦，不大會吃虧，就這樣，他就代我們家兄弟當自願兵去了。出征那天鄉長為他們餞行，家屬們送到十里門外，我也在送行的行列中，三嫂竟能含著淚沒哭出來，最令我心碎。抗戰末期三哥才寫信回家，令我感動得涕零不止，我是因年齡不到，如果年齡夠了，我也會為家庭自動去當兵的。當時我不過十來歲左右；我就在想我應如何善待對待三嫂，照顧他們的子女：因為我心裡從小就崇拜三哥，所以更感激我三哥，為我們全家的付出。
當三哥出征時，大哥、二哥、三哥已經分家各立門戶，家中是靠四哥帶著長工種田維持家庭的，我離家出來後，也是四哥、四嫂在家裡打點父母，照顧弟弟，我也十分感激他們兩人。四哥從小就不會念書，唸書時看到書就哭，父親說既然念書這麼辛苦，就不用念書了。
還有大姐、二姐，她們念過一點書，大姐大約念到國小四年級，可以應付家庭瑣事，大姐一生最苦，原本與周作仁訂婚後解除婚約，後作
二、求學時期
我五歲開始讀私塾，老師叫劉親宜，我們鄉下、無論老師是男是女一律稱為「先生」，他個兒很小，坐個椅子還得爬上去，實際就是侏儒，師娘的個子卻很高大，她很喜歡我，我經常還這麼對她說；「剛才先生教我的是這樣讀的，我現在背給妳聽，師娘妳不要忘記了」。因為我轉過身就會忘掉，忘掉了就去問師娘，她成了我的「記憶體」，即使到現在我對她的記憶還十分清晰。讀
《三字經》、《《百家姓》》時，開始先背兩句，然後背四句、八句，從每月的初一背到十五，到了十五時，要把初一到十五半個月來的書再背一遍；然後從十五到月底，再從頭把初一到月底的再背一遍，這叫做「包本」。因此我
《三字經》、《百家姓》背得很熟，以後才曉得《三字經》就是一部《小綱鑑》，或稱一部小通史。對於以後讀歷史相當有啟發性。
隨後政府準備抗日了，地方開始振興教育，私塾一律禁止，強迫家長送兒童進入學堂，所以我就轉讀民眾小學，老師叫黃楷，第一課上什麼呢，就是教大家唱：「背著槍，提著刀，為了國家，我們把家保．．．」，就是這樣，完全是軍事教育。全國動員，一方面是準備訓練地方團隊，準備當作後備軍人。我二哥在地方上算是受了一點教育，就把他調去重慶參加「地方聯保軍事訓練團」，回來就在我們幾個鄉里附近擔任「聯保主任」，負責後備軍人訓練，還要保衛地方安全。二哥開始做這個工作的時候，經常不能回家，二嫂一天到晚哭，哭得整個家裡不安寧，二哥只好辭職回家了，二哥非常善良。那時二哥從訓練團帶
「步兵操典」軍事訓練教材及一雙球鞋回去，在我們鄉下看到球鞋是一件不得了的事，地方人士以為他在外面得到什麼「功名」，羨慕得很呢，但二哥從不這樣想，他是個老實人。
這段時間，鄉裡的土匪反而多起來，原來土匪不現形，由這麼一抓，土匪反彈全現形了。成夥、成群，我們四川人稱土匪叫「棒老二」，為甚麼稱為棒老二，誰也答不上來。
抗戰以前，我們奉節縣安平鄉有一座山叫長龍山，就在曇花鄉的對面，上面有屬於道教的一個廟，土匪就聚集在那裡，漸漸有組織，自稱「神兵」，後來政府動用好幾個團來才消滅了他們，神兵就像義和團，自稱刀槍不傷、槍彈不入，他們的確有一股力量，剛開始可以抵擋一陣，後來大批軍隊來了就沒辦法了，這個現象我們不大清楚，有點像現在我們看到的廟會時乩童，自己在身上亂刺，會流血，但不感到痛。
後來民眾學校解散，我也大約七歲，就進了小學；我父親總以為我已經念了
《三字經》、《百家姓》，又念了民眾學校，於是就把我插入到國小二年級，國語我沒問題，但我從未學過阿拉伯數字，更不會加減法，我的級
到了三年級記憶最深的是第一課國語：題目是「做」：
做！做！做！會得做、立刻做；做不熟常常做；做不好、改良做；貧時固然要做；富時豈可不做？越做越進步、越做越靈活。做、做、做。
但在三年級的時候我留了級，因為學生慢慢多了，原來是春季招生，現改成春秋兩季都招生，三年跟不上的學生就被留半年下來，不能升級，讓二年資優生跳半年，我因此被留級半年，但留級對我好像沒任何刺激、教訓作用，記得歷史讀到「四個文明古國」，我就是不知道什麼叫「文明古國」，我腦海裡一直在想，什麼是文明古國，這個弄不清楚我就不敢寫，老師也講不清楚，我也不敢問。現在回想起來我那時應是一個小小的白痴思想家。
因為留了級，到四年級時，我的成績便稍微好了一點，
到了五、六年級，我的級
我們學校有三百多人，都是軍事訓練，早上起床號一響，大家必須同聲高唱「義勇軍進行曲」，也就是現在中共的國歌。上下學要排隊升降旗，所有學生編成一個班一個排一個連的，我是總隊長也就是3299團長，每天升、降國旗時各班都要向我報告出席人數，我統計好人數後再向校長報告。就像軍隊的早晚點名一樣。當時鄉下的高小同學有的已有十七、八歲。當童子軍要在校門站崗，有些女同學年紀比我大五、六歲的，他們向我敬禮時，做鬼臉，我害羞不好意思還禮，她們卻故意拉著我反問我「你為什麼不還禮」？我只是臉紅地傻笑以對，顯然這是我童年的黃金歲月，但成績仍是全班倒數第一。
記得念五年級的時候，有位教體育的
我的小學生活就是這樣荒唐度過。但對我成長後之反省，是極為深刻的。
三、初中時期
初一時我的數學還是不行，其他科還可以，初二時我碰到一位很好的數學老師范德明，他教我們代數和幾何，他思惟非常清楚，我一聽就懂，到了初二時我豁然貫通，不管歷史、國文、地理，一念就會，很奇怪，開竅了，作文做得很好，老師非常欣賞，原來在小學算術好的同學，念到幾何及代數都不行了，反過來要抄我的作業習題了。
一、離家出走
念到初二下學期時，共產黨開始了，學生之間分黨派，有的是共產黨，有的是國民黨，老師也分黨派，像我的
當時所瞭解的四川的袍哥都很講義氣的，他們的管教很嚴，如果兄弟犯錯，就自己挖坑自己埋。會內兄弟不管走到那裡，只要報出你的堂口，當地哥老會招待你的，聽說走到全省全國都沒問題。那時我突然想到，我已經長大了想換個環境，所以準備離開家。當天下午我騙父親說：決定好好繼續上學，離家時，弟弟祖愛送我，幫我背行李，他才十二歲左右，我大他三歲，還記得父親站在臥房外面的吊樓上，我說，「爹、媽，我走啦。」才提起腳步，便聽到父親在說，「怎麼我今天的眼皮在跳呢？」這是我聽到父親講的最後一句話，好像老人家心理已有所感應。當晚我就在我的寄宿處，就在學校附近，弟弟送我到這兒，臨走前我告訴他，「我決定明天要離家出走，去那裡我也不知道，如沒有辦法只能去當兵。你千萬不要同父母講，以後我會寫信回來，但你起碼一個禮拜內都不能講。」
我在一九八七年返鄉探親時，四哥、四嫂告訴我，我離開家後，只見弟弟祖愛一直哭，但矢口不說我出走了。其實以前我已經兩次離家；一次是政府招考青年兵的時候，所謂「十萬青年十萬兵、一吋山河一吋血」，正是抗戰末期，那時我才初中一年級，年級太小招委會根本不收，老師也叫我不要去；另外一次就是早在小學畢業時，去縣城考中學，縣立、省立都名落孫山，班上有位陳耀庭同學他已二十多歲，考入軍中當報務人員，我想隨他去，也因年紀不夠結果考到本鄉的青蓮中學，是一所最袖珍的學校，還是備取。這所中學是本地富紳
就因為有兩次出走經驗，給父母心裡上有一個緩衝；離開前一天晚上我睡得很好，完全沒有什麼留戀，第二天一大早起來，我就動身了。我家距奉節縣城有一百八十里路，沒有車，全靠走路要一天半才能走到，我花了一天半的時間，在中途住了一晚，次日上午才到城裡；因為偷賣了父親兩斗桐梓，身上有錢，吃飯時我也不知道一個人要吃多少份量，我心想平時家裡吃飯總有四、五道菜，於是就點了四道菜，結果來了四大盤菜，根本吃不完。著實從來沒有這樣闊氣過。
到了縣城，我去找小同鄉黃布方校長，他是我們家鄉最有學問的人，當縣城永安國小校長已二十多年，溫文儒雅、平易近人。希望他能幫助我在縣城找份工作。我並沒同黃校長說我偷偷的離開了家，只說我來看他請他找一份工作，他也是好意，說我太年輕，工作什麼呢，那時我十五歲，他勸我早點回去，先把初中念完，我看他那裡行不通，就到城內到處轉，不能長期住旅館，但要找什麼工作呢，就只能找地方當兵吃軍糧了。
二、川東軍糧轉運處
當時我就去到縣城小東門或是南門一帶閒逛，結果就碰到一個阿兵哥，我問他：同志，你是什麼單位的？他告訴我他是川東軍糧轉運處運輸班，我再問他：那我可不可以參加？他就幫我去問問他的班長。因我個性隨和、人小膽大，其班長姓吳，四川成都人，是紅幫紅旗管事，兩人一談都是兄弟便很融洽，就這樣進到那個單位，那是一個聯勤單位，把四川各地區軍糧運到下游，換句話說，是聯勤裡收集軍糧，押運軍糧的一個單位，這些單位的流動性相當大；在抗戰前後，軍隊裡吃空缺是非常平常的事，因為有逃兵不敢報，就從外面找人遞補名字，我便遞補了劉松林這個名字。原本我在家裡名字叫李祖章，從這時候開始我就不用本人姓名，所以家中派人到縣城來找李祖章都是撲空了！
我剛進去，也沒什麼事，就到書店隨便買了兩本書消遣，有位女士見我喜歡看書，她說她藏書很多要半送半賣向我推銷，我買了一堆書都是詩詞之類，以前唐詩、千家詩都曾零星談到，是我第一次讀到李清照的詞，同事們也對我另眼相待。那個班有七、八人，本來應該有十多人的，換句話說，班長還吃缺三、四人；吃喝嫖賭什麼都來，我去了以後他對我很好，他一天到晚向我借錢，慢慢地把我的錢都騙去了，未曾還一文錢。
有一次一艘運川糧的船到了雲陽縣沙陀壩時觸礁，整船糧食都掉到河裡去了，所以我跟隨一位羅專員去視察這次船難，我們要看守船長，因為這幾十噸的白米轉包給船長運輸的，出了問題船長要負刑責；另外我們還要處理打撈起來糧食問題。從水裡撈起很多川糧，沒地方放，於是放在一座寺廟裡面，在那裡烘乾；當時聽說曬的糧食有一部份是好的，就被拿出去盜賣掉，而將已經霉掉的才向上級呈報報廢。那條木船很大，光是船伕就有十幾個，船長和押運的官員相互勾
結，一紙公文就報銷了事。
我們單位勤務就是運川糧，像各型木船能裝載多少糧食，要運到哪裡去，川糧轉運站就派人跟著去押船，我們這個軍糧轉運處人稱是肥水的單位，雖然我當時的年紀很輕，但是看在眼裡，這就是監守自盜。處理完了這次船難即調回萬縣。我們乘坐由下江返回上游的運糧木船，雖然是空船，但逆行上游船伕們仍極辛苦，一面划船，一面唱著單調粗鄙的號子：「么妹白、么妹黑，嘿喲！么妹長大好接客，嘿喲」「嘿喲！」、「嘿喲！」這就是船伕們生活的全部。
三、轉往萬縣水上警察隊
在班裡我年紀還是比較小，但我所受教育比其他同志稍好，就把我借調去當轉運站的傳令兵，送公文，但底缺還是叫運輸兵。以後這個單位調往到其他地方，我經人介紹到萬縣水上警察隊，那是因為平日在外喝茶玩耍的時候，碰到裡面一個水上警察，他叫我到他們那邊去，所以我就去了。就駐守在一艘 躉船上。
凡輪船停靠萬縣，都得上船檢查有無違禁品、賭博、走私等情事。那個時代旅客要搭船都得用小划子接撥，極不安全。碰到大船行過，小划子要順著浪頭前行更是危險。水警大多向船老大要小費，如果被查到走私，更是加倍索賄了。當時水上警察隊的隊長還年輕，是中央警官學校畢業的，人還算不錯，但水警隊同仁多是不務正業走江湖的兄弟。
他們看我年紀小，平常就不要我上船，有一次缺人手，要我跟他們上船檢查，那位年長的同事先跟我講：「一看到船上人賭錢，就先把錢扣下來，我們會教訓賭博的人」，結果一上船果然看見船員在賭博，他們把賭博船員叫到一邊申斥，我就把船員在桌上的賭資一把抓在手中，我不知怎麼辦？組長使個眼色，我知道了，帶回去以後，我如數點交給那位組長。組長就繳給隊上，過了一星期我才知道，水警們沒有薪水，就這樣維持水警的生活，真相我不知道，至少近兩個月我也沒有看過薪水只有三餐。這位組長還指導我，以後抓到賭資應該作一個姿勢向江面丟一下，表示把錢給丟到江裡去了。我們的軍隊後勤、水上警察、社會就是這樣嗎？雖我仍是頂劉松林的名字，但同流合污畢竟是我本人不是劉松林，此地也非我久留之地。
四、投考第二屆青年軍
政府招考第一屆青年軍是為了抗日戰爭，第二期招考青年軍是為剿共，當時的招生簡章是服役兩年，兩年後役員保送升學，這對我來說隨軍隊玩兩年然後保送免費升學，是夢寐難求的事，所以我毫不猶豫地報考入伍，並正式改名字叫李志夫，也就是立志向上，希望人生能走出一條道路。
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入伍，八月調重慶綦江受訓，僅訓練一次「打靶」即調往湖北浠水一帶大別山戰場，我們大多數才十七、八歲左右。只有極少數也不過三十來歲。所謂軍隊，其實根本沒受什麼訓練，不如說仍是有組織的學生，所以根本說不上紀律、軍紀。一次在大別山和劉伯誠的共軍打仗，部隊住在村落，有的偷老百姓的雞、鴨、米糧，有的專門欺負良家婦女，甚至行軍時路過甘蔗田整體下田折取甘蔗，連排長當初視而不見然後才開槍示警，政府在大陸的失敗從小處可知，其大處則更可想而知了。
五、戰爭的體驗
我們由旴貽縣城行軍一天，黃昏時到達安徽八仙台，共產黨守在那兒，我們是攻的一方，詳細情形我不了解，當部隊展開攻勢時，我們的排長張文偉及砲排排長張蘊琛已經準備提著衝鋒槍上陣，但還沒上去，前面的槍砲聲大作，於是前線的軍隊就像海浪一般地退下來，所謂兵敗如山倒，前面一退，我們後面的還沒摸到情況，就跟著向後跑，共軍看到我們後撤的時候，就在側面架起機關槍掃射。事後回想，還好他們沒真正對準我們掃射，同時，我們是順著一條小溝找掩蔽，要不然不得了，會死很多人包括我也在內。
我們跟著向後逃，口渴得要命，經過一個水池，是水牛洗澡的淺水池，趕快用鋼盔舀起來就喝，足足喝了兩鋼盔，喝時都感覺水裡的牛糞，蚊蟲都喝進去，我們跑了一天一夜，才跑回自己原來部隊的駐紮地。
回去休息以後第三天，旅長趙德樹，召集殘餘部隊集合訓話，首先命令某個營的營長出列，然後宣佈：他是陣前違反軍令，叫憲兵把他頭上有國徽的軍帽子脫下來，就地槍決。按照旅長說，那就是因為他提前攻擊，後面還沒佈署好，才打敗仗的；但後來也有人替營長講話，說如果第一線佯攻不上去的話，後面部隊可能損失更大。但最後據說這位營長的哥哥在國防部擔任要職，控告旅長；趙旅長在稍後即投共了。
我在軍隊感受很深刻的是我們班長，好像神經有點不正常，無緣無故亂罵人，好的時候也很好，弄不清楚他的狀況；依我個性，我向來有話就講的，到今天也還是這樣，但那時在戰場，是絕不可以犯上，和班長
、排長、連長起衝突的。但我 傻里傻氣的，就跟班長摃起來了，結果告到排長那裡，要送軍法處理，最後其他排長幫我說好話，我被打了幾個扁擔了事。
軍隊這一段生活，對我來說有好處，經歷了戰場，待過三個不同的單位，後勤的川糧運輸、水上警察隊還有青年軍。這幾個單位，從小處看大事，發現國民黨政府還是自己把自己搞垮的，有知識的青年兵紀律尚且如此，何況那些幾乎可說是沒受過教育，沒有知識的一般普通軍隊。
一、來台受訓
內戰開打了以後，民國三十七年，我們獨立第一旅調到台灣來受訓，部隊改為201師。來到台灣駐紮鳳山營房，在軍隊裡面，我開始生涯規劃，覺得我在青年軍裡沒有發展，我們連上有些同仁學歷比我高，人緣也比我好，因為我的個性不願攀緣；其實不管在那個單位，人和很重要，我既然條件比不上人家，我就開始想離開201師。不久我得了很嚴重的痢疾，在衛生營住院，就在現在高雄鳥松。出院後再回去參加一段時間訓練，那時身體也好了，我有一位鄰鄉的遠親，
不久就住到淡水高爾夫球場旁邊的砲台，現在已經開放成觀光地點了。砲台裡兩邊以前是彈藥庫，我們就睡在彈藥庫裡面。我在那裡又得了關節炎，及夜盲症，變成跛子和瞎子；又瞎又跛怎麼辦，尤其晚上又得起來拉肚子，糞坑距睡覺的地方很遠，更麻煩了，還好班上有位兄弟幫我很大的忙，他叫劉金龍，他服侍我，陪伴我。後來我的夜盲症好了，怎麼好的呢，就是買豬肝回來不放鹽蒸，蒸好了對著眼睛熏，然後把豬肝吃下去，吃兩次夜盲症就好了。現在台灣不可能有夜盲症了，因為那時軍隊伙食不好，才容易得夜盲症。以後又得關節炎，右膝蓋碰都不能碰，被送到衛生連，就是現在中華路的中華理教公所，與很多眷屬混雜在一起，它原本是一個日本的神社。其實也沒吃什麼特別的藥，每天就是吃阿斯匹靈，半年以後才痊癒出院，出院後為第六軍「雄師報」之特約通訊員。
那時我一直在想，我的命是不會活得太長的，因為什麼大病我都害過。小時候害瘧疾，然後又出疹子，離開家後又患痢疾，又是關節炎，又是夜盲症，我心想，我只要活到三十六歲就好了。所以這很難說，小時身體那樣子，現在已七十八歲身體還能維持這樣健康，確實非當年所能料及。
民國三十八年，我們駐在淡水，團裡有位弟兄意圖強姦一位老太太，被押解到營本部五花大綁地捆在樹幹上，他還在那裡傻笑，午飯後，團長陳威那集合全團官兵，也請來淡水地方官員士紳，前來觀看，將這位弟兄在淡水高爾夫球場當眾槍決。現在回想起來，這位弟兄實在只是一個智能不足的青年。
同年秋天考入第四軍官訓練，編入第二大隊第七隊，除軍事課程外，也上了經濟學、政治學各四個小時，這對我來說啟發性最大，以後自己進修，準備高普考，對自己的未來生涯規劃稍微有了輪廓。
受訓半年結業，分發到灣仔頭之「學員總隊」，該總隊之學員都是部隊改編後沒現職之附員，以後則是部隊中的營級以下幹部接受軍事基本訓練，我調到這裡當教育班長。過了約兩年陸軍官校復校，調到官校任區隊附，帶過陸軍官校二十五、
二、金門八二三砲戰
調到金門後，本團駐在珠山村，當民事官，配有有一位傳令兵，並代管山下一個小小福利社，團部則駐在珠山山頭。八二三那天下午約四、五點左右，本來我們是要上山開會的，後來我們聽到擴大器廣播，要全體軍民趕快進入掩體，不到十幾分鐘，砲彈就從對岸飛來了，隆隆的砲聲，像煮稀飯似的此起彼落，從太武山散佈到全島。第二天一早電話傳來要各部隊趕快找血型是Ａ型的，Ｏ型的，Ｂ型的弟兄送到山外醫院去輸血。我冒著炮火帶著本團士兵到醫院去輸血，第二天才知道犧牲了三位副司令，其中一位竟是七七事變在盧溝橋打響抗戰第一槍的吉星文團長，【見《傳記文學》第87卷第一期，94年7月號P63，「王冷齋見證盧溝橋事件，鍾北雲著」，王冷齋1819年生，1937年任河北第三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先生任專員兼宛平縣長，負責交涉日軍挑釁盧溝橋事件，當晚紀事本詩「一聲刁斗喇叭動孤城，報導強鄰夜動兵，月黑星沉煙霧起，當時七夕近三更（苦戰兩星期），時當年吉星文受傷不退，王作詩讚曰：「喋血前軀不顧身，裹傷再戰勇無倫，捨生處死原難死，始信星文是吉人」。】
八二三的晚上，待炮火稍停，又將珠山、古岡軍民屍體用軍用屍袋送往太武山的忠烈祠，各地送來的屍袋可謂「堆積如山」。
在金門還有一次大難不死，平常時中共砲彈東掉一個西掉一個也是有的，有一天，在團部的衛生連，我跟一個男護士班長聊天，他是山東人；我們才談得好好的，但是我離開以後，馬上一個砲彈過來，前後不到一分鐘，那位護士就被一發宣傳砲彈炸死了，落地後變成幾塊。以後金門居民專門檢拾宣傳彈殼作鐵工材料。
八二三砲戰那晚，珠山鄰居的碉堡門口被砲打中，有幾位居民被炸死了，我去慰問時，里幹事及村裡歐巴桑就一起安慰鄰居家屬說：沒關係啊，有民事官在這裡，他會為我們作主啊。其實真慚愧我能做什麼主，整個珠山村的景象確實很慘，隔鄰古岡村更慘，幾乎全毀。
三、傘兵訓練
從金門調回台灣整訓，那時部隊駐在高雄縣的大武營房，大陸正施行人民公社，餓死很多人，政府好像有點想預作反攻，所以當時一般戰鬥部隊裡面，要各單位選派一部分年輕的官兵，施以傘兵訓練，將來若成立傘兵部隊，這一批人就去做幹部。我那時隸屬於團政治處，因為我這個人比較粗線條，不跟人斤斤計較，也比較年輕，按當時這些條件，應該是我去，但說到體重，我的體重並不夠，所以也不夠資格去，可是處內同仁都不敢去，就推我去；當時規定，有心臟病絕對不能去，因為我有懼高症，所以我到各處醫院去檢查，就是沒有心臟病，既沒有心臟病而體重不夠就不是太重要了，雖然我懼高，所以也得去了。
訓練的地點在屏東潮州，那裡有一個訓練基地，好像受訓兩個禮拜，第一週基本訓練，跳高塔，塔高將近九百公尺，飛機跳傘的高度大概在
部隊分正式建立部隊以及預備師，正式部隊有官兵，預備師只有幹部沒有兵，幹部則配到正式部隊裡見習，排配到排，連配到連，團配到團，一旦發生戰爭時，徵兵就有軍隊了。當時我們單位也有配屬預備幹部；當時有位副師長，也是一個預備師的副師長，叫王正華，他是少將，五十多歲，腳受傷，只是以一隻腿往下跳，所以他只能靠一隻腳著地，很危險，還好他後來全身而退。因為我們是同學，他拿出一本紀念冊，要我們簽名，我當時寫著：「以身教我，我愛華公」，傳閱以後同隊同學們都說我寫得最好，最貼切。這位副師長為人非常敦厚，也得到隊職人員特別照顧。
我總共跳了五次徒手傘，一次白天武裝跳傘，一次夜間武裝跳傘，開始要跳傘時，後面有助教，當你滑到飛機門口，助教就會把你推出去，因為上機以後傘帶𦏸，就掛在飛機欄杆上，一旦彈跳出機門以後，𦏸還在飛機上面，傘就脫離了飛機，然後就打開了，傘一開就放心了，在空中滑行反而就不怕了，從天而降，感覺自己像神仙一樣，真的很高興。從空中跳下來，你可以看到傘如蓮花般朵朵開，前後上下都是蓮花，真是很美。
一、稱病假退
在金門的時候，我就想在承平的軍隊中，訓練、校閱事事做假，再待在軍隊，青春流失，沒有什麼價值，感到心裡很空虛。我便開始看佛教經書，像
《金剛經》、《心經》等簡單的東西，心裡越覺得再待在軍隊太不適合我了，那要怎麼退下來呢？也不能當逃兵啊，而且下來以後也沒有生存的餘地。我想既可靠又有生存餘地的方式就是合法退伍，我就向當時的師政治部的主任鄭長樂報告：「我回台灣以後，無論如何我要退下去，希望你能成全，現在金門的校閱，我一定盡力給你爭到第一，因為我是首席參謀我有這個影響力」。結果我們那一師果真拿到第一，所以部隊一旦調回台灣，我就向他重申，我決定要退了。為了決心退下來，所以將軍隊歷來所獲之記功、獎章一律撕毀，即使退伍時這些可以加計退伍金亦在所不惜以示決心。
以後回到台灣以後，我就想辦法裝病住院，根本沒有病怎麼住院呢？就隨便說嘛，頭痛、神經痛，住院檢查也查不出什麼來，甚至還不惜檢查了骨髓穿刺….其實是我根本身體好好的，即使醫生要我做穿刺手術，這是要冒生命危險的醫療行為，我也寧願承受這些痛苦。
醫院檢查，說我沒有病，還把我趕出醫院；趕出去以後，過一段時間，我又裝病住進去了，因為部隊長知道我是裝病的！以後我還是一直從醫院進進出出，最後部隊裡面對我也沒辦法；這種人不只我一個，還有很多人也是這麼做的。軍中有個名詞叫作「拖死狗」，所以後來國防部擬個辦法，凡不適任的先假退，國防部正式發文，叫「依額甄退」。先調我去做附員，這時還保有階級，還可以領薪水的，先是調到台中的干城營房，當時叫第八軍。我被分配到政戰部情資室專門接受師級單位的特殊情況反應，待命退伍，所以我是這麼假退下來的。
二、軍旅總結
整個說下來，從青年軍到退伍，不算當運輸兵及水上警察，我前後一共當 十五年兵，因為他們給我算的退休金就是十五年。回顧一路走來，覺得整個方向沒有走錯，跟著軍隊才有這個因緣到台灣來，如果當年留在大陸，聽我的大陸晚輩說，我可能是個副級的縣長，不是現在的我了。其實根據我當時的環境，我所接觸的人都是國民黨的幹部，如果那時再跟他們混兩三年的話，可能被槍斃了也不一定。
軍中生活對我人生整個訓練來說，這也是很好的，很難有這麼多機會讓我看到這個花花世界，我一位小學同學
從軍以來，軍事訓練對我真是有很大的幫助，尤其是軍校的入伍生訓練，軍事管理使我們學到起碼的一個生活規律，另外，我們也養成正直、坦率等典型軍人性格。我常說我有軍人的性格，有點文人的本質，佛教徒的情操，不過還是以軍人性格最為顯著，我常侃侃而談，有時說話不計後果。
所以我一直認為我不是當軍人的材料，連當初考試進青年軍時，只是想跟軍隊出來見見世面而已。因此準備退伍後考高考，當我在政工幹校當隊職官的時候，有位名鄒進的研究生他好意地勸我說：「將來要參加高考。區隊長，你應該走這條路」，更加深了我參加高考的決心。
為了準備考試，在部隊裡我有系統地看政治學、經濟學、行政學、法學等，這些都是高考及一般行政最基本的考試科目，所以在軍隊裡也有成長。
到了業務訓練班，也有些訓練課程，是屬於應用技術面，例如怎樣帶士兵、軍隊的現況、士兵心理等，這些在工作上、生活上都是可以連接起來的，也是一種成長。其他的像是總統訓詞，雖然背起來很枯燥，很不願意背，可是裡頭有些內容，譬如講王陽明、
《中庸》、《大學》也給了我們一些啟發，至少在它給了我們一些材料以後，我們曉得怎麼去看。因為過去我並沒有受過什麼正式高等教育，這些是以前都不曉得的學問。從這裡就進入到宋明理學的研究，自己就開始去看王陽明的大學問，看
《陸象山全集》、《朱熹全集》。我在政工幹校初級班受訓約半年，平常有暇我就去圖書館看社會學，還有子書，可以說我是從軍隊裡打下了好的基礎。
另外我們要作軍事演習，要寫作戰計畫，這對我們工作生活、處世有很大幫助，譬如無論作任何事作任何計畫都關係到何人、何事、何地、為何、如何五大要項，也是很好的訓練。
老子思想我是進大學開始念的；宋明理學、明儒學案等概略性的東西，我花了很多功夫，都是在軍隊裡的時間所學的。老蔣總統講了一些中國大學、中庸提要，譬如他講王陽明的大學問，不是那麼有體系，真正要講王陽明的大學問，得從他的著作《傳習錄》去下功夫。
在軍隊裡利用閒暇學了那麼多東西，成長很多，不只是軍人性格的成長。從宋明理學裡面，只見到朱、陸、王批評佛教，使我對佛教產生了興趣，就接進到佛學去了，那時讀第一部佛經是《楞嚴經》，我找到了好幾部《楞嚴經》註疏，從標點、分段、眉批做起，整整花了我七年時間，直到民國五十四年，我在文化念大
我在政工幹校初級班的時候，寫了將近一萬字關於宋明理學的東西，現在看它仍然覺得沒什麼錯誤，不過在當時都不敢發表。我向來如此，不是自己專業的東西，不願意隨便發表。
三、投考大學
民國五十一年部隊在台北，有個辦事處在貴陽街一帶，我就住在這裡待命退伍，與隔壁做廣告的一位
半年後我參加聯考，那時已三十三歲，我讀過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心理學、宋明理學，再來背高中課本，實在很傷腦筋，討厭它又不能不背它。後來報考了兩個地方：一個是考到和平東路的師範大學的專科師資班；稍後參加聯考，考到文化學院的哲學系。但我選擇到文化學院，當時只覺得文化學院的校舍「大成館」很古典，像一座寺廟風景很好，離台北也近，同時，我也嚮往哲學的思辨。
四、大學生活
剛進文化哲學系，當
這樣讀大學對我也有好處，因為我是軍人出身，體驗到大學開放的生活，自由的風氣，以前沒讀過西洋哲學，現在至少知道它是什麼東西。希臘哲學是由一位台大的兼
我要特別介紹吳怡，他是法學兼禪學家吳經雄的學生，那時文化學院哲學研究所還沒設博士班，由三民主義研究所裡面分兩個組：一個新聞組；一個哲學組。吳怡就是哲學組裡的博士，以後在哲學系教中國哲學，他很認真，寫過
「禪宗的黃金時代」、「橋與路」，還有些是小品的東西，那時他們都還是講師，沒有什麼太多著作。以後曾任該所所長兼系主任。因美國與台灣斷交承認中共，所以全家遷居美國。
三年級時來了一位新的系主任，叫愛新覺羅毓鈞，他是末代皇帝傅儀的侄兒，因為他在中國受過宮廷教育，古籍四書這方面念得不錯，老師自己說在偽滿時期當過內政部長，來台後單身在家私人講學，還教一些外國人，現在已九十多歲，還健在。這位老先生上課時，稍微講一點點正課後就開始罵人，罵劉琦、張曼濤、罵曉雲法師（說她不會教禪、講禪），一年以後就沒有受聘了，他上課時教陸、王思想，還教一些大乘佛教的東西，老實說，當時他們真是太不認真了，我年紀較其他同學大，我可以自修沒關係；可是耽誤了其他同學的學業。
我第一次接觸西洋哲學，同時又可以感受自由開放的大學生活，那時陳鼓應和張尚德兩位先生，上課時就開始講王尚義的《野鴿子的黃昏》，其實就是在說他們三個人之間的故事。也經常講他們服役的花絮、點滴講得非常有趣，津津有味興趣橫生。
我在軍隊待那麼久，我自己在西洋哲學方面，學到踏實的東西是從講經驗哲學的
真正說起來，我在大學教育中個人所受益的，是那種大學的氣氛，陳鼓應、張尚德、劉琦，他們幾位年輕老師給我帶來了大學生活的鮮活力，師生平時聊天更可以學到更多的東西。到了四年級以後，要考研究所的同學便更加用功念書了，大學教育其實就是那種學術氣氛，那種學校風氣，至少這些老師們，各有各的長處及風格，同學視各人喜好，親近不同的老師。以文化來說，師資比較整齊的是歷史系、中文系。歷史系，幾乎多都是創辦人曉 峰先生自己在浙大的學生，中
學校師生伙食都是在訓導處之指導下由學生自行組伙食委員會辦理，由於伙食辦得很差，所以到了大二我自告奮勇地向訓導處申請，由我們「哲學社」試辦，辦得非常成功，以後接手的同學也辦得不錯，但到了大三時又走樣了，訓導處再徵召我出來辦，也獲得全校師生之讚揚。
因為哲學系系主任一年換一位，實際上等於沒有領導重心，我因為年紀比較大，為少校退役軍官，自然也受到全系同學的尊重，我所領導的「哲學社」社團，也就形成哲學系的領導重心，我在哲學社之下組成了「英語沙龍」，請當時來自紐西蘭的客座教授夫婦擔任導師；另成立「非非社」，是一具有批判性的社團。民國五十四年哲學社張貼廣告性的大字報，大到有四張牛皮紙那麼大，比毛澤東的大字報還早了一年。因此我們的大字報太招搖，所以訓導處以後才限制學生社團海報的規格；我們同時出版《思與學》刊物，內容充實、印刷精美，可惜負責編輯的同學忙於畢業，沒有好好校對；本人亦未關心到，相當遺憾。
當時我看這些年輕的專
五、親近曉雲法師
三、四年級時隨著慧智學社部份同學親近曉雲法師。她表情親切，行事從容，雖然她講的廣東話我們不一定聽得懂，其實只要靜靜地看著她講話，不一定要懂，從她表情上，就會產生攝受力。
她受
六、求學生涯的總結
我只有在本鄉的初中念兩年，高中學歷是參加鑑定考試取得的，從軍隊生涯進到大學生活，一下子覺得心胸開闊很多。我覺得文化大學的學風還是很好的，因為創辦人
當時從大陸來的學者也沒多少人，台灣本地哲學方面實在沒什麼專家，只有找來台大剛畢業的年輕講師，或者從師大、政大過來的講師，都是年輕朋友；以當時辦學的環境來說，學校在師資方面實在已經盡力了，連系主任都不容易聘請到，創辦人辦學的苦心我們也很了解。有人問，既然這樣，何必辦哲學系，同樣當時體育系也沒有人才，而且體育系同學給學校招來很多麻煩，在外面打架，像舞蹈學系學生比較浪漫，給學校帶來負面的形象。但創辦人有他的眼光，他認為一個大學裡面，如果沒有哲學系，就沒有重心，所以他把哲學系擺在所有系裡第一位，雖然當時條件不夠，但他認為條件可以慢慢完成。以今天的標準來看，雖然當時的師資不夠，但以當時的理想，及日後發揮的作用，還是很好的。尤其是其體育系與舞蹈學系對台灣中學師資及教學、運動方面之影響極為顯著。
另外，以孔子的教學方式，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孔子對弟子沒有絲毫的隱瞞，他本身就是教材，他的學問就表現在平時做人、處事、言行間。
這種師生的交誼，不是課堂上得到太多東西，在師生交流當中，會得到更多，至少老師講的那段，可以慢慢把它傳承下來，雖然老師浪漫一點，但還是可以從中學到很多東西。
一、尋找源頭
我之所以決定要去印度作研究工作，是因為讀到宋明諸儒之著作時常批評佛教，當我讀到佛教典籍時又看到佛教批評印度教，我一直在想佛陀思想雖然偉大，但一定也有其淵源，我希望到印度後去瞭解印度佛教與印度教。到了大三，上了
那時台灣留學生出國必須先到教育部參加出國前講習，講習結束後大家要說出去留學的國家，絕大多數都是去美國或歐洲，我坐得比較遠，最後輪到我，我說要去印度，大家哄堂大笑，他們把我留學印度當作笑話；散會後有人很好奇地問我，我自解嘲地說：「印度夏天熱會熱死人，冬天冷會冷死人，雨季會淹死人，在台灣要死很困難，在印度去死比較容易一點」。因為如跟他們講印度文化與中國文化關係會很麻煩，所以就以開玩笑似的很輕鬆地帶過。
臨行前一天晚上班上好幾位同學來到我老同學
從松山機場經泰國，再到了加爾各答機場，一下機，印度黑妞又高又黑，問：「Who is Mr. Lee ?」我轉身看，四周沒人反應，我心想，那就是我了。她就把我帶到機場櫃台去，單獨檢查我的行李，問得很仔細，這就是當時印度人對中國人的態度。以後我在印度，走到那裡都要先向地方警察報備。一下機場就被盯住了，對這點我沒什麼感覺，因為以前沒出過國，以為印度對大家都是這個樣子。以後，我才知道這是因印度與大陸交戰後，印度政府對待華人的管理特別嚴格。
檢查行李出來以後，有一個英
我原本在信中告訴
二、學校的課程
我讀的那個研究所叫做「比較宗教學研究所」，沒有大學部；開的課都是比較宗教，像印度教、道教、神道教、天主教、基督教、回教都有，當然，以印度教為主。上課時，每一個課
我在那兒兩年，民國 五十七年十月份去的，五十九年十一月回台，本來九月即可返台，因為等機票竟多待了兩個月。我在印度得到比耳拉（Birla）基金會之獎學金，每個月50元，得到那個獎學金才可以用印度幣買機票，會便宜很多，否則就得用美金買，就貴很多；為了省錢，我一面申請用盧布買機票；一面到印度語學系選課，結果等了兩個月機票才下來。本來
其實我並不想回台灣，胡季藻與
三、考試方式
我們這個所，除各科要寫報告外，不必另寫畢業論文，而是著重在考試。談到考試，每一科考試要考三小時，教課教授是一位老師，出題是一位老師，改試卷的又是一位老師，三者都不是同一人。教課的老師對出題老師是誰，出什麼題目不曉得，出題老師也不知道改試卷的人是誰，只有註冊處的人在掌管。考試時間為三個小時，有人來為考生倒茶水，考生不能走出考堂。我覺得印度人的考試制度比較好，考完一科會等兩三天以後再考第二科，不會一下考很多科，給你充分的時間準備。試題極為廣泛，幾乎包括整個課程，如不看課外書極難拿到高分。考試評分方面，除了自然科學可以有最高60分；我們文學院則最高只能拿40分，他們的理由是說，神也考不到100分，何況我們是俗人，能考到40分已經不容易，能給60分就已經是滿分了。所以６×６＝36，文科能拿到36分算是很高了。
四、總結
原先我希望到印度留學，就是因為我們國內不太重視佛教的基礎語文，當時，在國內能教梵文的，只有
來到印度我就開始學梵文，先後請了三位老師，每位老師都說我的發音不準。所以
在瓦拉拉西城共有三家華人，子女的婚姻要找華人子弟是很困難的，我到印度以後薛府待我極為親切，可說無微不至，以
等我從印度的研究所畢業以後，我開始考慮要不要回來。當初決定留學印度，因為軍中的「真退」還沒下來，我向創辦人借了二十萬塊錢，買了五條金子。因為錢在身上不好帶，當時也沒有信用卡，
五十九年的時候，國防部通知我的退役金下來了，要我親自過去領。當時，
那裡的華僑，覺得台灣比印度好。對我來說，我不這麼想。因為我在那裡，當講師的話，我可以再念個博士，梵文可以好一點！念了博士回來以後，自己會較為充實，發展可能會更大一點。當時的問題，不是老丈人要我回來；而是因為我要還文化學院曉 峰先生這筆錢。
我曾請
在文化教了兩年書，我要申請回印度。但是，印度政府不給我簽證。我也曉得這個問題，因為我給
一、文化任教
我在民國五十九年十一月從印度回來，因為學校課程已排定上課，創辦人曉峰先生正要成立華岡博物館，令我負責典藏組兼秘書，博物館草創秘書工作很忙，典藏亦非我所長，不久，另請
文化大學的經費困窘期，到民國七十四年以後似乎慢慢好轉了。當我剛從印度回來，也有老朋友推薦我到政工幹校專任，但是我不想在公家機關工作，因為待過軍隊以後，覺得很厭煩做公家、衙門的事。從印度回台就開始在文化的教書生涯，總共開過以下的課程：大一英文、印度哲學、理則學、佛學概論、哲學選讀等、形上學、比較宗教學等，在佛教的研究所裡，則開過佛學概論、禪宗、天臺、華嚴、俱舍論專題等等；在博士班專開《瑜伽師地論》、《成唯識論》。在大學開課有個好處，你可以開很雜的課，而且必須從頭準備，這對我後來寫《中印佛學比較》一書，有很大的幫助。
二、中華學術院
當時學術院「宗教研究所」，由院長本人兼任所長，文化學院校長擔任秘書，後來張其昀創辦人先後成立了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學及佛教文化等各種宗教研究所；其實這裡面除了佛教的幾個研究所，其他都是掛名，連個辦公室都沒有，只有回教在大恩館第六層設有一禮拜堂，空空的沒有任何人辦公。創辦人的計畫是將來能設立一所宗教學院，所以我們也很積極的為這件事而奔走。民國六十七年當時聖嚴法師就任佛學研究所，曾邀請台大恆清法師、
張創辦人把學校宗教有關工作交給我來推動，例如：中華百科全書宗教部份交我聯繫，佛學部份是我負責主編的。曉峰先生晚年再三要我請託星雲大師能在華岡蓋一所玄奘館，請他擔任未來的宗教學院院長，後來星雲大師也同意了，由我主筆，已募捐到約三百多萬了，由於創辦人過世，其哲嗣鏡湖先生竟將此一計畫夭折了，實際原因我也不想過問。
張創辦人把所有宗教的代表人物請到他所主持之宗教研究所座談，每個月一次由各宗教代表人輪流主講，聖嚴法師就被請去主講了兩次，以後創辦人年紀大了，他的宗教研究所亦無疾而終，他希望將中華學術院各宗教研究所組織成為「文化大學的宗教學院」的想法也自然胎死腹中。他之所以重視宗教教育，因為他認為宗教教育是「聖教育」。
一、自己的學佛因緣
我們五十八師的部隊駐在台北六張犁營房，那一帶都是住著立法委員及國大代表，我那時擔任民事官，負責跟當地的地方首長、紳士聯繫，就此認識
二、對東初老人的第一印象
民國四十二、三年左右，我在北投復興崗任職，假日約二、三位同事到北投的寺廟瀏覽，走到法藏寺的大殿，準備進去拜佛，看到一位中年和尚長得很俊，眼睛炯炯有神的一直逼視著我，只記得他問：「你們信什麼教？」當時其中一位回答得很輕佻：「我們信國父遺教。因為我們是軍人嘛」！說著、說著拉著我說「走啦、走啦」。後來，由於
後來
三、與白聖長老的因緣
由於
還有李賢學、劉明灝與我皈依白老以後，由我主導做了一面銀盾，「依師是度」四個字，送給白老。以後他就把這面盾牌掛在他的床頭櫃上，可見老人家是感到窩心的。可能是因為這個關係，有一天他將我們三人找去，提到說《中國佛教》雜誌在淨心法師主編下，沒有起色，要自己收回來，交我們主編。於是李賢學、劉明灝負責將刊物有關東西接受回來，交我找人組成編委會；於是我找到台大楊政河、楊惠南，文化王邦雄、作家宣建人等為「中國佛教革新號」的編審群，由研究生蕭振邦任執行編輯。蕭振邦歷任中央大學研究所哲學系教授，也是美學及倫理哲學方面的權威學者，中華佛學研究所的如碩法師雖性格上不太成熟，但敦厚篤實有潛力，原為化學碩士轉考佛學非常辛苦，考入中央大學後，在其輔導下將來應有所成就。
編審會議總共辦了將近兩年的時間，後來因為我另外兼辦文化大學佛學及印度研究所所務很忙，就請
白聖長老在台灣舉辦的傳戒法會，對台灣佛教的發展貢獻很大，因為在抗戰以後臺灣的佛教，大致可分為兩種，一種是日本派的佛教，另一種則是齋戒式的佛教。白聖長老來到台灣以後，所舉辦的傳戒法會是屬於大陸佛教的方式，使台灣原先屬於日本式或齋戒式的佛教，回歸到原來的漢傳佛教。其實我們看一些史料，日本在殖民台灣的時候，台灣的佛教也不太穩定，從大陸福建漂洋過海的佛教，也不太成熟，禪宗的大師也很少。臺灣的佛教能夠有今天，白聖長老所舉辦的傳戒法會有一定的貢獻。
白聖長老曾在台灣辦了一所三藏學院，該學院學生多為台灣各寺院住持，為白老主持中國佛教會之有力支持者。
四、與星雲法師的因緣
我從印度回來後，
文化學院創辦人
當時，就考慮到星雲法師，首先星雲法師在教界發展的比較早；其次佛教大型弘法是從星雲大師之名開始；第三就是他在出版方面做的很好；第四就是他本身寫傳記文學寫的也很好，像十大弟子、釋迦牟尼傳等。後來我就把他的著作提供給張創辦人參考，他看了以後，覺得很滿意，我就逕自去見星雲大師，轉告曉峰先生想借重他擔任印度研究所所長。我們在普門寺談得很愉快，他留我當晚在那裡用齋，當時就請慈惠法師負責經費之籌措，並指派她為主任秘書，要我作他的副所長；隨後我陪校長潘維和到佛光山正式送達聘書。不久星雲大師帶領他佛光山重要弟子如心平、心定、慈惠、慈容法師等一行來看創辦人，商談設所事務。
本來我建議除了送一張所長聘書而外，另擬附送一份教授聘書，但學校人事室說，教授證書需要教育部資格認定，向教育部送審通過後才會給的，所以這件事情我沒有辦到。
星雲大師受聘以後，在本所栽培的佛光山弟子有好幾位，如心定、依淳、依仁、依日…等；以後中華學術院的印度研究所改為隸屬文化大學的印度文化研究所，他們也因此得到碩士學位，成為佛光山第二、三代得力弟子。
佛光山派到所裡的年輕法師都很負責認真，大師很少來所，所務大都由主任秘書慈惠法師負責，我只是代表所長去參加校務會議，平常大概是兩個禮拜一次，是屬於學術主管參加的會議。會議裡如有重要的問題，我會回來轉告給他們，但是開會的資料我沒有交給他們。這確實是我的疏忽，大師聽到這些抱怨後，才提醒我的；可是助教、秘書也沒有向我要，其中就產生一些誤會。另外之所以請星雲大師來擔任所長，就是希望他能把一個沒有學位的研究所辦得有聲有色，能多撥些經費補助研究生，也使考生素質能多提昇，我建議補助第一屆學生能到印度去實地考察，由所裡稍予補貼，這也是學生們的要求，結果遭到否決。我只能對學生說
：印度的朋友沒有時間指導我們在印度的參學，這一點也形成我們之間的一些隔閡。
佛光山經常有些活動，我們所裡師生也會去參加。有一次去佛光山，很多人爭著要跟星雲大師照相，我就在旁邊站著不動。平常大師是稱呼我
星雲法師在六十八年出任印度研究所所長，一共當了四年。最早他在文化學院還擔任董事會的董事，但是文化在民國七十二年以後，由於教育部的規定當董事就不能當所長，當所長就不能當董事。他只能選擇一樣。他想一想還是當所長，當董事要常來開會，所長可以來去自如。
以後，張創辦人生病，
星雲法師在那裡招了四屆的學生，在中華學術院裡招了兩屆，以後轉到大學部的印度文化研究所，也招了兩屆。現在有好幾位博士，像台北師範學院的耿振華、真理大學的林煌洲，在西來大學的胡萍子、在明德技術學院的蔡泰山；其他如林瑞景、心定法師、在佛光中學有依淳法師以及廖閱鵬，他們在佛學界也很有成就。
五、與悟明長老的因緣
我在主編《中國佛教月刊》的時候，很多長老都對我很客氣，因為這是白聖長老發行的刊物，由於悟老是佛教的甘草人物，白老對他很倚重，有一次我對悟老說，「白聖長老對您很倚重，他說將來佛教的希望可能還是在您老人家的身上，您可要多多幫忙白老。」沒想到傳到白老那邊，白老就問我，「你跟悟明怎麼說的，你要選悟明當會長啊？」本來我是為了白老好，傳達他對悟老的友情，是為他做外交，沒想到話傳成這個樣子。我就馬上回答白老：「實際上我是代師父向悟明長老問安，你在佛教會久了，您對悟老很好，悟老也很敬重您。我看今天佛教界，悟老很有可能是接班人」。白老笑了笑也沒再說什麼。
六、採訪南亭長老
我在編革新號的時候，想把幾位長老跟白聖長老的關係融合起來，像南亭長老、道安長老、悟明長老都是我要去訪問的對象。結果訪問完南老，雜誌刊登出來以後，南老還對我說：「貴刊篇篇都是好文章」，還捐了一千塊錢。白老事後就叫我過去，他說，「你去訪問人家，人家會怎麼樣嗎，不會的，對我們沒有好處的」。所以後來就把原來開專欄的初衷取消了，可惜我沒有事前向老人仔細溝通，應是我自己的錯誤，我不怪白老。
華嚴蓮社之專宗學院成立研究部，其課程是我代為設計，也同時在該所兼課，有一次與南亭長老同桌用餐，談到印老的「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一書時，由於該書指《華嚴經》是先後編輯而成，南老很不以為然，他說：「印順法師搞垮了華嚴，對他有什麼好處！」在兩老之間，我們只是陪著笑說，南公，印老沒有這個意思啦，哈、哈、哈，大家輕鬆地帶過去了。
七、設立玄奘大學的緣由
民國六十年代，白老很早就準備籌設佛教大學，也募到好幾千萬，因為教育部不能定案；在張其昀辭掉教育部長及在台灣復校的東吳、東海、文化設立以後，教育部就關閉申請，不能設立新的大學。當時他們開會募款我也參加，與會者有道安長老、南亭長老、白聖長老以及幾位居士和立法委員。以後教育部停止受理申辦大學，白老事後告訴我，大學辦不成，已募得的經費全部還給捐助人了。主要是因為有些籌設委員說：我們募的錢是辦學校的，現在不辦就還回去。以後了中法師擔任中國佛教會的秘書長，而白老是理事長，很多錢的處理都經過了中法師的手，所以後來白老過世，了中法師創立了玄奘大學，是繼承了白聖長老的心願；在玄奘大學裡面還有一間白聖紀念堂。根據佛教界對了中法師的瞭解，他能把玄奘大學辦成現在之規模，讓我喜出望外，我在去年擔任教育部大學評鑑小組 委員，負責評鑑該校時，看出全校師生有一股蓬勃氣象，遠比辦學成果更值得珍惜。
我曾經對白老提及，希望他早點能培植繼承的人，才能延續他的理想，但是直到老人圓寂，他都沒有交棒出去。人要懂得有所進退，確實很難。後來證明白老在中國佛教會的接班人果然是悟明長老。
八、與成一長老的因緣
成一長老擔任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副所長以後，我和他才有緣認識，以後他的專宗學院增設研究所之後，其課程及招生簡章都是我代勞，後又要我掛名擔任專宗的副所長一段時間。華嚴蓮社每年頒一次獎學金給學士、碩士
當時聖嚴法師請成一法師擔任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的副所長，其實是方甯書及廖與人兩位教授陪同聖嚴法師去的，我因為有課所以缺席。聖嚴法師跟成一長老的因緣很深，是江蘇同鄉；同時聖嚴法師的師父東初老人也是成公師祖智光老人的學生。
美國東方大學授予成一長老
九、淨行法師
越南籍的淨行法師是我在黃一鳴代表家認識的，他是越南政府保送到台灣師大的學生，他得到博士學位後，越南陷於越共，不能回越南，遂歸化了中華民國。以後常有往來，首先他在台北市公館租用一地下室作為講堂，有十多位居士上課，廣淨與清德是他最早的兩名弟子，我在該講堂講印度哲學時清德尚未出家，清德法師以後進入中華佛學研究所就讀。
淨行法師曾在中壢一座寺廟裡面辦了一所「佛教師範學院」，該寺為一幢家廟，老法師本來是一位生意人，出家以後就在這座寺廟裡清修，他年紀大了，其弟子們也不願接管，他就找了淨行法師去經營該寺；也請我掛名當教務組長，我也去教過書。師範學院裡都是出家眾，有十幾位學僧，其中一位現在在福嚴佛學院當教務主任，就是廣淨法師。後來我很忙，沒時間兼顧，就介紹了一個印度研究所的學生，劉耀基去管教務。因為他不是佛教徒，他住在寺裡，煮葷食；又因老法師的兒子要把寺廟收回去，淨行法師花了百多萬整理，最後只得全身而退。
淨行法師一再想辦佛教教育，我也覺得辦佛教教育很重要，誰願意辦，誰願意用我的名字，只要有時間，我都樂意幫忙；正如聖嚴法師所說：「佛教今天不辦教育，就沒有明天」。這也是我對佛教教育願意無怨無悔付出的主要原因。
淨行法師後來到石碇買了一塊地，叫禪林，也建了一座寺廟。現在則是因為越南開放了，他常回到越南，發願把漢傳大藏經翻譯成越文。真是功 德無量。
十、與慧嶽法師的因緣
早在民國六十年文大曉峰先生要我早一點把印度研究所成立起來，那時我以一介講師既無學術地位，更沒有經濟基礎，所以只能任其言之諄諄；而我聽之渺渺。有一次
十一、與聖嚴法師的因緣
民國五十二年前後，承
我念文化哲學系的時候，曉雲法師在文化大學中華學術院的佛教文化研究所擔任所長。他帶領文化大學的佛學社團，叫做「慧智學社」，我也是其中一員。有一回，曉雲法師請聖嚴法師到社裡演講，就是由我負責接待，那時我只是一個學生，他已是有名的法師，我亦不便高攀。演講後我跟曉雲法師一起送聖嚴法師離去。
民國五十七年秋天，我預備到印度去留學。聽說法師亦要去日本留學，所以，我就邀
到印度一切安定之後，
我在大學時，就聽到吳怡先生說，張創辦人曾經邀請過東老來主持佛學研究所，但是東老未接受。我回台以後，有位朋友陳明灝結婚。請南勢角放生寺的蓮航法師主婚。他的佛化婚禮是我與李賢學幫他主辦的，我們在那裡看場地時；當時因為東老過世，
十二、力邀出任佛學研究所所長
民國六十七年年初，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的所長
那天
十三、草創維艱
成立之前，法師首先去向成一法師請益。依法親輩份來說，聖嚴法師還高於成一法師一輩。成一法師稱南亭長老為師公，所以成一法師而該喊聖嚴法師師伯，因為東老是智光老和尚的學生；南老是智光和尚的徒弟。法師之所以要去拜訪成一法師，是希望借重他的法緣能請他作副所長共同培養佛教人才。去的那時，因為我有課，是
法師初返國法緣尚少，除東初老人留下幾位大護法及
十四、佛學研究所的開展
當時大家在考量要辦怎樣的研究所，我們的教育政策是什麼，該用怎樣的師資。因為聖嚴法師是從日本留學回來，我是從印度回來，我們都看到日本的佛教教育的成功在哪裡；印度的教育方式是怎樣子；國內教育最差的是什麼。所以我們覺得中國的佛教教育，含台灣的佛教教育在內，都是傳統的佛學院教育，沒想到去培植高深的佛教研究人才，沒想到從教育紮根，因此我們辦佛教教育，一定要從基礎開始，所以我們的先決目標，就是要確定從事佛學研究必須要有語文能力。當年我們在華岡開有梵文、藏文、日文、英文，課師資都是從各大學請來兼任的，尤其梵文、巴利文直到印度
民國七十三年，創辦人病了，改由他的少爺
張創辦人因此對聖嚴法師感到愧疚，他對聖嚴法師非常倚重，他相信法師一定有這個能力，因此他要我向法師建議，何不自己出來辦一所學校。有一次我們搭乘卓明鉦夫婦的車經過中華陶瓷廠時，我向法師提到 曉峰先生的建議，法師當時阻止說：「
民國七十四年，正好北投文化館新大樓在聖嚴法師的策劃之下，已經落成了。
一、協助法師創立中華佛學研究所
聖嚴法師離開華岡的時候，覺得很無奈，他說：「原來是抱著很大的熱忱上山，現在是不了了之的離開了華岡……。」這封信我還保留著。搬到山下來後 ，他自己擔任「中華佛學研究所」所長，責成我當他的副所長，就開始向教育部接洽申請立案。佛光山這時召開「顯密佛教會議」，剛好
其實早在前兩年文大對中華學術院即是若有若無的狀態，曉峰先生住院也無法使其運作，法師曾一度倦勤，有一次他對我說：「你來接任這個所，我每年捐柒萬塊給你」。我說：「阿彌陀佛！法師我哪有這個能力， 曉峰先生不是勸你自己來辦佛教教育嗎？」。可惜曉峰先生沒有見到中華佛學研究所的成立就去世了。
二、所訓
聖嚴法師為研究所頒訂的所訓是：
立足中華，放眼世界；專精佛學，護持正法；解行互資，悲智雙運；實用為先，利他為重。
所謂立足中華，他的想法就是，中華佛學研究所，以發揚中國的漢傳佛教為主。放眼世界則是希望能夠把漢傳佛教國際化！並不是說，要排斥其他的佛教教派；專精佛學、護持正法，本所就是培植正信的佛學研究人才。有一次，一個佛學院的負責人跟我說：「你們中華佛學研究所的教育是很失敗的」。我說：「怎麼是失敗的呢？」他說：「大家都在說，你們中華佛學研究所出家眾學生，畢業之後，都不願意回到自己的道場去」。我說：「我們研究所是要研究佛學的，不是培養法師的。以這個理想來看的話，他們要深入研究佛學，而不願意回到道場，這難道不是我們教育成功嗎？你們是辦僧教育的；我們是辦佛學研究的，各有宗旨不同」。
護持正法，聖嚴法師說，「道心第一，健康第二、學問第三」。我們畢竟是佛教單位，當然要護持正法。所以「解行互資」即是知行合一。「悲智雙運」即是如何做到知與行的方法。最後一句話，「實用為先，利他為重」，這句話以後成為聖嚴法師建立法鼓山的基本指導原則，像四環、四安，都是實用為先，利他為重，從事社會活動、社會環保大概都是從這裡出的。所以本所的所訓對爾後法鼓山佛教事業的發展有十分重要的關係，可以說研究所的所訓就是法鼓山爾後的指導方針。
所訓以及後來的四眾佛子共勉語都是聖嚴法師手訂的。在所裡舉行創辦人時間，曾對同學們公開闡述過。
中華佛學研究所立案後，正式成為「財團法人中華佛學研究所」，聖嚴法師是董事長兼所長，依教育部是不合法令的，當董事長就不能兼所長，以後我們擬請當時在本所任客座的
當時我在文化是副教授，一個星期有十個小時的課。當了副教授，比講師輕鬆多了。尤其有很多共同科目，像佛學概論、理則學、印度哲學史，講了好幾年了，不用耽誤很多的時間備課；寫書則大多在晚上時間。所以，我到這邊比在文化的時間的確還長得多，在文大仍是專任。
原先本研究所的所長是預留給在日本東京大學獲得博士的惠敏法師，他是本所第二屆極為優秀的學生，他獲得博士學位後，由於他個人的生涯規劃到台北藝術大學專任去了。後來法師就徵召
遇到重要的事情都是我們一起開會，
民國八十二年我受聘兼任「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籌備處主任，法師知道吳寬在研究所不是處得很好，為了替研究所解套，於是請惠敏法師兼任副所長，將她調來作我的副手。當我於民國八十六年卸任籌備主任時，我曾告知法師這一段時間是我人生的黑暗期，因為吳寬竟與我太太個性一樣，教我「內外受攻」，但研究所自惠敏法師擔任副所長後得到太多的改善。
原先在山上出版的《華岡學報》，在北投這裡就改為《中華佛學學報》，是專門為佛教學者所開拓的園地；後來法師又創辦《佛學研究》；還有出版佛學叢書，叢書的來源，是接受外界的投稿，審查通過就可以出書；還有各大學的博、碩士論文，只要和佛學有關的，我們甄選來的傑出論文就給予獎勵出版，稱做佛學叢書。審稿方面，有初審、複審；只要是徵稿就有審稿。所以我們的學報都保持有一定的水準。
到今年（九十四年）夏天為止，在國外留學正在念博士的，還有六個人。拿到博士學位回來的有十二位。研究所二十幾年來，差不多每年有一位人才出來。這些拿到博士的研究生，學成歸國，並不一定 是留在佛研所服務。民國九十四年，創辦人聖公法師致電獲得博士學位歸國的校友，當時指示成立一個研究小組，因為他們均偏向早期印度佛教之研究，所以由惠敏法師整合起來，組成讀書會，每個月最後一個星期六開會一次；內容是以早期印度佛教為主，包括部派佛教。我相信，這個讀書會持續下來會有很大的成就。
八十五年元月份的時候，我已經超過65歲，大學教授一但滿65歲，就得每年向教育部報備。文化大學要留我下來，就必須每年向教育部報備，可以報備到70歲。那個時候，張鏡湖跟我說，文化大學的制度，是可以教到76歲，他說，我可以76歲才退休。
八十四年底到八十五年間，當時哲學研究所的所長是
八十五年的暑期。我正式從文化退下來了。我本該
追隨聖公法師近三十年，前十幾年雖然已經招生及出版學報，但事情單純，工作人員少，所以當法師在國外的通訊最早是用書信，後來用傳真；在國內則完全用電話口頭指示，從未使用過簽呈、報告。開始只有
早期在文化大學我兼印度與佛學研究所之行政，所以我常向聖公法師提到星公法師的經營佛光山的方式。聖公法師很有信心地說：「我有我的辦法」。雖然他的法緣愈來愈殊勝，當時實在看不出他的「辦法」何在。從前連本人在內都勸他「留在國內多關心自己所辦的教育，專一在國內弘法，不必三個月國內、國外的奔走」 。今天的法鼓山精緻的建築已是經典之作；政府尚不能擠入國際，他已走進「國際化」。在台灣的幾個大道場，法鼓山走得最慢，可說「慢工出細活、後來者居上」。法鼓山是一宗教團體，沒有政治色彩，不過綠色人士 作在野黨時，其高層人士即已親近聖嚴法師；藍色執政高層可能因執政之傲慢，所以很少人去接近他，於是有人為法鼓山貼綠色標籤那就不足為奇了。
三、籌設法鼓人文社會學院
研究所以董事會的名義籌設人文社會學院，由聖嚴法師
我當籌備處主任，只是負責行政工作，在當時，有很多的軟體計畫，是由聖嚴法師請花蓮師範學院校長
民國八十六年我把籌備處主任的工作移交給
現在問題就是將來學院怎麼辦，大學這麼多，如何招生，競爭方面，會不會居於劣勢。不同的特色在哪裡，還有將來我們要怎麼辦學，比人家好的條件在哪裡？都有待創辦人與法鼓山僧團深思熟慮的，最近我聽聖公法師說，法鼓大學將來準備將現在的社區大學、社會教育精緻化、綜合化。為政府、社會團體、人民團體、弱勢團體辦些再教育、關懷教育等，成立新的所系。我認為法師此一想法非常實際，符合現代每個國家、社會所需要之教育體系。
四、宗教研修學院
中華佛學研究所，已經向教育部申請，設立「法鼓宗教研修學院」，跟一般的大學不同，是以專門訓練宗教師為主的，其下先設佛教研究所，下設漢傳、南亞、佛教資訊三組，俟以後的發展三個組可獨立變成三所，預計第二年以後設佛學系，
目前法鼓山的教育體系有三，是各自獨立的，除以上研修學院外，像僧伽大學是向內政部佛教會登記的，人文社會學院是向教育部登記的，佛學研究所早已向教育部登記為一研究單位。各有各的財團法人。將來要合併的話，勢必連財團法人都要合併的。但未來的法令許不許可是我們要面臨到的問題。
各宗教教育團體向教育部爭取正式學制已是長期以來所共同爭取的目標，前年立法院終於立法通過；兩年後教育部才有細則出來，尤其本所介於在宗教團體與教育團體之間，教育部與內政部都是主管單位；幸虧教育部直下承擔，驗明正身，是屬宗教團體之教育單位，才解決了本所認證資格，申請成立「法鼓佛教研修學院」。在此我們要特別讚嘆，教育部呂木琳次長及高教司陳德華司長的擔待力，在今天公務人員普遍沒有擔待力的環境下，他們倆能突破模棱兩可之法令，為宗教教育打開一條生路，實在值得讚歎。
五、國科會的補助
我在文化大學有個國科會補助的研究計畫，即《法華玄義研究》，自文化退休轉到中華佛學研究所以後，國科會就通知我說第二年的補助沒有了，那就是不能再繼續作此計畫研究！同時，我也想到中華佛學研究所裡也有出版叢書、學報，還有聖嚴法師也有不少著作，我也寫了一些書，而且所裡的專任研究員有四、五位，如高明道、楊郁文、陳英善、陳玉蛟等。我向國科會打聽，是否可把整個計畫移到中華佛學研究所來做。詢問的結果是：「貴所不是國科會所獎助之單位」。待董事會通過我的任命報到教育部，我就把教育部這份任命覆函拿去再跟國科會人文社會處溝通，希望國科會能來本所考察看看本所現有之研究成績能不能列入獎助；本所一向都在認真從事研究、出版、辦學三大工作。人文社會處黃榮村處長親自領著視察學者來看了，回去開會決定，認為我們合乎一個學術研究單位的資格，允許我們成為他們國科會的獎助單位之一，這對我們本所很重要，也提高了我們的學術地位，跟中研究院及一般大學列入同等的補助實在感到榮幸。平均歷年來本所所作之研究計畫比一般大學的研究所還做得好，無論從師資、學生福利與設備都要強。本所跟中央研究院一樣，研究員等於是教授，副研究員等於是副教授，助理研究員就等於助理教授。
在出版研究方面，有審查制度，開始中華佛學學報是給付稿費的。到了我們成為國科會一個獎助單位以後，我們就不給稿費了，但是，我們的學報水準、學術地位也反而提高了。因為學者的投稿不一定要稿費，只要學報刊出他的文稿，可能就提升了他的學術聲譽。中華佛學研究所，是向教育部立案的，另外還有圓光寺及華梵研究所。最早向教育部立案的是華梵，我們是第二，圓光是第三。但是得到國科會補助的，只有我們的中華佛學研究所。
五、唯識研究中心
唯識研究中心的經費初期是全度法師資助的。成員差不多都是我在
以上研究的方法大概跟《法華玄義研究》差不多，但內容相當不同。佛教的唯識學，跟現代的哲學思想，很多東西是很接近的，跟現代的心理學、物理學、哲學相關。所以唯識學的現代詮釋大概是在這方面作比較分析。同時，我們希望現在的佛學研究，能夠拓寬它的領域，不一定相同，但要明白有些相似。在做比較研究這方面，《成唯識論》內容比《法華玄義》還難懂。光是集註就比《成唯識論》本身還難。我原來申請國科會補助是只想做《成唯識論》部分，集註部分本來不在原國科會研究計畫之內；後來我們看集註那部分的文字比《成唯識論》本文更為艱澀，用字太簡潔，更難以瞭解。我們要如何把它整理出來，至少要使閱讀本研究的人，隨便從中間抽一段出來就曉得它在講什麼。所以這一點我們所花的功夫很多。
民國八十八年，以上兩論已完成國科會的成果報告；但一直無暇將集註部份作比較研究。一方面行政工作忙碌，一方面我個人懶散、因循，一直認為我大概「明年」會從中華佛學研究所退下來，每年都這麼想，一年又一年，沒有結果。我想我不能再等啦，於是召集原來的研究所助理，大家再分工共同負責，再忙拼命也要把它做出來。近來我們已與副主任委員全度法師開了兩次會議，希望他籌備定額基金；我們把台灣唯識學者組織起來，將他們的教學與著作能作有系統的分工合作，培植研究生。首先建立唯識資訊網、唯識學資料庫；慢慢蒐集有關重要圖書文獻。我退休後將來以蔡伯郎、陳一標等為推動唯識學研究之推動人員。
六、作為幹部、幕僚的修養
在軍中從晉升上尉一直到到佔中校缺，我一直是作幕僚工作；在文大奉命創設印度研究所、印度文化研究所及佛學研究所等，之所以能得到曉峰先生及歷任校長 等之信任，都是站在他們的立場想問題。與聖嚴及星雲兩位大法師相處，也是如此。尤其是佛教團體相當尊重倫理，對師生之間的相互尊重。我個人在行政服務上，對上級我們有意見應盡量提出，採納或不採納由主管去決定，不再堅持，這是大家都表示負責的態度。對上是如此，對下也是如此。
我是四川人，個性本來就比較躁進，不吐不快，我很不願意當鄉愿。鄉愿往往是一個團體的寄生蟲，在法鼓山承蒙聖嚴法師的厚愛與寬宏，大部份都能接受我的建議，因為我一直都是站在他的立場想問題，根據他的理念
辦事。實際上，我就是在執行他的意見，三十年來法師一直每隔三個月就來回到國內一次，回來以後我第一件事就是報告研究所的近況。我會預先準備好簡報：這段時間做什麼事情，將來要做些什麼。當然中間假如有什麼重大事情，也會以傳真或電話來連絡請示。我們要能夠掌握身為幕僚的分際，有意見就直接跟長官陳述，能得到他的同意最好，如果他不同意，那我們就該尊重他。這是我們當幹部幕僚的修養。所以這個基本原則我們保持的很好。有些事情明明我不同意他的看法，但我應尊重
上級的決定，因為站得高的人，或許看得更遠。
我常對我的同仁說，如果你們的意見跟我的意見不同，你們已再三跟我講了，我若是不同意，就尊重我的意見吧。如果我真的錯了，那麼我的上級會糾正我，這是作幕僚及幹部的基本倫理，一定要維持。
玖、家庭與親友
一、與
我的岳父
在他小時候，其父親大概是因牽涉到政治問題，被當時的政府處決，於是他就成了一個沒有父親的孤兒。其母親又隨後改嫁，就被
為什麼要說這一段呢？因為，我岳母之所能夠離開大陸，就是因為她的家人都是共產黨，所以他們才能放她出去，否則根本出不來的，所以，我的岳母才能把紹蘋帶到印度，和丈夫團圓。紹蘋稍大後，認為蘋字很難寫，所以自己改為薛紹平。
可能因為薛雷小時候的遭遇使然，他是非常感性的，為人雖然非常熱心，但是理性不夠。因為太感性容易有偏見，只要他對某人有偏見，絕對不會改觀，經常在心中一定有一個仇恨的對象，如果當前的消失、絕緣了，一定會找到另一個代替者，紹平就是他最後一個恨的對象。
在印度，及英、德等國，有一種醫學叫做同類療法（HOMOEOPATHIC MATERIA MEDICA），他是以函授的方式自己自修，考試及格的醫師。其考試方式極為特殊，受考人不需要到他們的學校去考試，而是由校方把試題掛號送到郵局，郵局會派人送給受考的本人，受考者書明收到試卷的時間，限四個小時要把試卷答完，四個小時後郵局會派人來收，也得自己書明繳卷之時間，然後交給郵局人員，對方亦得要簽字，共同密封試卷掛號寄出，他就是這樣得到醫師證書的。靠著同類療法，他把自己的支氣管病治好了。
二、返台成婚
本來我們是要在印度結婚的，我已到法院登記，決定了日期，但岳父不願意在印度嫁女請客應酬，所以三推四拖，我們最後還是返台後在台北地方法院公正結婚。開始見面我就稱
我先回來台灣，大概一個月以後，紹平才來台，我們是在台北的地方法院結婚，由
三、家庭成員
我內人的個性就和他父親有點相像，是好人，個性很直，但是想罵人就罵人，本來好好的，如果有一件事不順心會馬上翻臉，和他父親的脾氣很接近，就因這樣他們父女倆人，個性太近，為了小事，情同讎寇。
說到我的內人她非常節省；但連收到的信封、信紙、廣告都不肯丟，她在外面，即使是在晚上11點鐘或12點鐘回家，還是自己弄飯吃，很少在外面吃飯。很多事情她也很尊重我，對於子女她也很愛護，但是就是情緒中人，因為小孩挑食，尤其三餐，幾乎餐餐都會生氣，因為她生氣罵人，大家厭食，她更生氣。她罵子女比罵仇人都還毒，但比她父親稍微好一點，她的父親罵他的子女說：「你將來要絕子絕孫」，這不等於咒自己絕子絕孫嗎！我內人罵小孩就只咒他們該死之類的口頭禪。這和她家庭教育有關，在她們家，子女叫父親是直呼其名的，例如她的父親叫朱炎，他們就叫他阿炎從不叫父親的，對媽媽也是這樣，沒有長幼之分，例如，家裡來了客人，連奉茶、請坐的都不會，即使我們結婚已有了子女，任我怎麼教她，她還是置若罔聞。
我們之所以成為夫妻，因為我在印度時他的父母對我很照顧，我這個人的一生最大的敗筆大概都落在一個「情」字。所以，完全都是為了她父母親對我好，我才接受這個婚姻的。
我親眼看到他們家裡面很亂，譬如，我內人和她妹妹所住的樓上閨房，完全是個垃圾場，樓下客廳衣服掛的亂七八糟，根本不像個家庭，廚房爐灶不修，就把廚房搬到走廊，走廊堆滿傢俱雜物，就把廚房搬到臥房。像這個樣子的家庭我是不能接受的。我曾把這件婚姻向我的幾位朋友商量，他們一致勸我可以用任何方式報恩，但不可以婚姻方式報恩，但是最後我完全陷入了一個「情」字。
直到現在我內人不肯理家、不會理家，一如往昔，所以我的家完全像垃圾場，每年過年我帶著子女大掃除一次，一定要經過一番驚天動地吵鬧，鄰居都招來看笑話。有一次趁她不在家，我叫了卡車準備丟「垃圾」，她回來碰見了暴跳如雷，我們全家抱住她，讓卡車開走，事後她居然自己叫車將原來的「垃圾」全部運回家。直到最近每年春節我陪留校學生一起過，山上也有活動，不在家中過年，每年例行的「春鬥」算是免了，可是家中比垃圾場更亂。我沒有辦法，子女之勸、說、求都無效；但是她關心家庭、愛護子女是由衷的；可說是有愛心、無耐心，甚至在「春鬥」乃至「秋鬥」，她以一對四大敗之後，仍照作家事，並且一面哭一面念念有詞：「我哪裡對不起你們…你們全家這樣對付我…嗚……」。我好早就想模仿馬克吐溫以老祖母（grand’ma）一文象徵描寫他的母親風格寫一篇「我的夫人」短文，但我沒有這才華，只有在此附上一筆。
另外她的小弟阿米祖華，我得一提，我去印度時他才七歲非常可愛，岳丈來信說他在印度已愈來愈變壞了，要我在台灣安排他來念大學，我們當然願意幫助他改邪歸正，歡迎他回到台灣後，他說他要念數學系，我在文化大學找老師，找了有關書籍借來叫他準備，他說我們家不適合作為讀書環境，我就增購總經理級的大辦公桌椅、新衣櫥，同時還把我自己的書房讓出給他安心唸書，可是事實根本不是這樣子，到了十月份的國慶雙十節，印度的華僑組團回來，他就和印度的華僑團到處去參觀，隨團偷僑團的錢，後來我搜索他的東西，發現他偷回來以後就放在枕頭下面，我們才察覺，曾嚴重的警告他。那位印度僑領
我們家有德融、德會，這時還在念幼稚園，她這個弟弟，在我們家吃西瓜、吃飯，湯匙、筷子亂掐一通，剩的東西亂七八糟擱在那邊，所以不得不專門為他另做一份；因為這樣，他寫信給他父親，說我們虐待他不給他飯吃，讓他餓肚子；可是他又對我們說他在印度殺了人，他在印度犯了好幾件殺人縱火案，所以他絕對不能回去。但是他和他父親寫信說的卻是我們虐待他，扣著他的護照不讓他回印度。因為印度對華人地區的郵檢極嚴，所以我們也不能在信裡問老丈人他在印度是否真有殺人放火的事，結果老丈人到處寫信給當時文大校長潘維和，台大教授葉阿月，因為他們都去過印度，所以我老丈人認識他們。潘維和就把老丈人給他的信拿給我看，校長當然不相信我會做這種事情。我內弟甚至偷了我們家裡的錢，自己開了一個郵局存款戶頭，其實他出去玩我們都給他足夠錢，最讓我擔心的是，他經常告訴我，那裡有匪諜，他如何知道，如何、如何，只得照樣向警察單位說明，在那個白色恐怖時代，萬一知情不報是很嚴重的，雖然我明知道他在造謠。
以後透過文大校長，計畫到印度去考察教育，在
我太太把家當垃圾場，隨便放東西，沒有定位，所以，只要搬一次家，床底下及每個角落一定可以找得出來錢，她錢放在哪裡她都不曉得；她還參加直銷，東西賣不出去，錢拿不回來，快過時產品堆積在家，也不肯送人。其實她連錢都數不清楚，還去做這種生意，好說歹說都不聽。最近三年我的薪資自己按月還償銀行貸款，幾間小套房租費由她支配我不過問，彼此也相安無事。
紹平雖然不會管家，但是記憶力及語文能力很強，五、六十人一班的學生，只要上三次課，她能叫得出名字，她會英文、印度文、德文、印度文和梵文雖然不是專精，但可足以應用，她確實具有語言天才，所以她認人也很強，她只要認真看過一次就會認得你，她有直覺的記憶力，但是她沒有思維的頭腦，腦筋不轉彎，沒有辦法推理。
四、我的子女
因為我小時候不會念書，我的三個孩子小時也不會念書，但我仍然訓練他們從小學開始背誦《三字經》、《千家詩》、《昔詩賢文》、《
《唐詩三百首》》及《幼學》。大女兒叫德融，她高中聯考只考上泰北中學，以後大學聯考，她的成績只能到屏東的農業專科學校，後來因為大陸開放，我和內子回福州探親，並為朱維幹外祖父做百歲生日，他的公子
在這裡，順便說一下朱維
老二叫李德會，本來在小時候成績名列前茅，到了四年級以後，因為他的導師是學體育的，經常搞健身那一套，所以教書就不太認真，從那時開始成績是一落千丈，進了初中成績也是不行的；他讀新民國中，老師很嚴格，認為他不用功，拿棍子打屁股。有時我們發覺他屁股墊得很厚，覺得奇怪，但他也不肯講，就去上學了，可能那天就是要挨揍吧!
雖然自小就熱愛車子的他成績既不好又頑皮，但從不逃學，我們找了七個數學家教教他，也沒有辦法，其中一個是台大的牙醫，是我一個學生的小女兒，他教的時候稍微有點起色，但是他不教了以後就又不行了。到了高中聯考，以他的程度，本來是進不了高中的，但是數學考題不用演算，考選擇題，他就這麼矇到了四十幾分。進了泰北，我看他不能唸書，想讓他去學個技術，所以第二年就轉到美術實驗班，他畫畫是有點天份的；一歲多時看見從門縫中照進來的陽光長長的，他叫做「棍子」；有一次在榮星花園玩，他看見圓圓的垃圾筒，叫做「蛋蛋」；看到魚他隨便塗一塗，居然線條十分活潑，在美術科的素描也很有譜。但是他常問我: 「爸爸!畫畫將來是不是可以生活，將來是不是可以賺錢？」我們就和他說要畫出名氣將來才能賺錢，他認為將來無法靠它維生就乾脆不學了，三年級又轉回普通科去了。到了二年級時升三年級時，我問他：「你喜歡什麼？對哪樣有興趣？」他就說英文和國文還有興趣；我說你就好好念英文，結果他就拼命念英文，甚至直到現在已在大學教授英文了坐馬桶時仍大聲念它，於是這一科他就比人家好，全班考第一，也因此有了成就感及自信心，之後只要碰到老外就跑去跟他們亂扯，也時常帶他們回家吃飯，傳教士們往往沒對他傳到教卻改了他的英文作文；因為他膽子大，學習英文就朝前跨進了一大步。
後來，我教他背英語九百句型，他又另外蒐集數千句句型造句，最後自己編了「一本教材」，因為與英語結下不解之緣，不久後還寫了一些散文詩去投稿，投到
高中畢業後如果他在國內參加大學聯考，因為數學聯考零分是絕對沒有錄取希望的，所以我就把他送到加拿大的布蘭頓大學，那是在加拿大一個靠中部的省份，幸運的是該校的圖書館是當時加國最先進的圖書館之一，他在那邊念得不錯更常常到處投稿發表文學創作，更競選校刊總編輯，也獲選為華人學生會會長，師長們亦非常賞識他，甚至有個英
可惜德會後來並沒有畢業，原因是當時在北美念文科的學生都必須修數理科學的學分，而其中一定有必修的一門數學，偏偏數學就是他的罩門，所以念了四年的大學還是沒能力畢業。
因為始終無法畢業，所以等他回來後我們就把他送到印度德里大學，因印度與加拿大都屬大不列顛國協，教育制度類似，就以同等學歷向德大申請入學。當時德會碰到一個貴人陳芃志，他是我在東吳兼課的學生，當時正在德里大學念碩士，是托他代為申請的。因為德會在布蘭頓是雙主修英國文學和宗教，所以在德里大學念了近五年；碩士班二年，再直接升到博士班。所以，他是德里大學佛學研究所博士。該校擁有悠久的歷史，又是由印度總統兼任名譽校長，亦誕生了數名諾貝爾獎得主。他在加拿大這一段不順遂的因緣何嘗不是增上緣呢?
在印度，一
小女兒李德風，現在在中國文化大學新聞暨傳播學院的資訊傳播系當助教，我這孩子，是我心中的掌上明珠。她很乖，從小時候就很可愛、善解人意，是我們家中的小管家，從小就很體貼，但是就是不大愛念書，就讀北投國小時田徑都拿獎，又自己作主進了籃球隊和音樂隊，她都是被錄取進去以後才告訴我們，首先在全國兒童籃球隊全省打通關以後，就被派到芬蘭，參加「國際兒童海豚籃球比賽」，他們在那邊又得第一。而她參加的兒童音樂隊，在全國也是第一，所以我們也給她買了一台鋼琴，但進入國中後她就不練了。籃球她打到小國泰，因為國泰要培植球員，所以就將該冠軍隊中優秀隊員挖去訓練。原先德風在該球隊裡個子算是高的，但是到了初中以後，矮的就長上來了，高的反而不長；小國泰裡的教練、助教，對她似是極為欣賞，待遇也很好，鼓勵她說：「個子小、動作快，搶地下球也很重要」，可是一旦她不想打球，決心一下她說不幹那一天就是不幹了，即使我們怎麼勸說都無效，回來以後就到北投國中，插二年級，當時可能有男生欺負她，她現在這個男朋友就是「英雄救美」，幫助了她，所以他們從國中一直交往到現在。德風這個小孩和我一樣，完全都落在一個「情」字上，那個男孩子是惇敘高中的汽車修理科學生，他畢業後去當學徒修理汽車，德風當時因公立學校沒考取，念私立學校，又不肯離開家，那我說離家最近的就是惇敘，人少可能管理各方面比較好，就把她送到惇敘高中，念乙組。進到了三上時，我看以惇敘的普通科乙組，要考上大學是很困難的，但是如果要考甲組比較有可能。思考清楚後我就找她來詢問：「數學、物理妳不排斥吧」！她說：「我不排斥」，我建議：「你轉到甲組好不好」？她說：「可以。」我就將她送到外面的甲組補習班上了幾月的課，她的乾爹乾媽非常疼她，不但為她繳補習費，甚至親自開車接送她。因為她的乾媽曾在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旁聽我的天台與唯識學。
待3月份參加聯合甄試，剛好一分不多一分不少，低空掠過，考入文化的印刷傳播系。畢業以後我要她考研究所，她不肯考研究所，為了就業方便，我把她安排到中華佛學研究所當義工練習電腦，惠敏法師在華岡佛學研究所時，是看她從小長大的，特別自己津貼他的一名研究助理，教了德風三個月基礎電腦，半年後由於她原學系的助教出缺，陳昌郎主任就叫她回去當助教。遺憾的是她也不肯繼續唸書，甚至我一度叫她陪哥哥到印度去讀研究所，她也不肯去。
五、自覺
我是學哲學的，做學問當然以理性來思考，但是這輩子的弱點就是在處理人際關係上墜入了一個「情」字。當然情感是需要的，可是處理很多私人問題時，將就情感用事就會失了原則。我幾次受騙甚至把一生積蓄和文化的退休金都全部賠了進去，這就是我天生致命的缺點，就我的評量，自己算是「自殘」型的人物，每次受騙都是我的內人紹平惹起的。
另有一種感性的人則是暴力型，更容易衝動揍人、殺人。這一型人，千萬不要惹他生氣，只要惹他失去理性就會是受害人。一般人不曉得這個厲害，在無意有意中挑逗別人而情緒引起衝動。年輕人械鬥、成年的殺人犯都是一時感情衝動所造成的。過了那個衝動的片刻可能就不會再殺人或自殺了。一個人的個性、感性、衝動跟知識的程度不一定有太大的關係。重點是在於能不能控制情緒，每個人都有情緒，誰能夠完美地控制情緒誰就是聖人。
從歷史上來看，中外偉人的夫人，都是很兇悍的：遠如孔子、孟子、蘇格拉底；近如林肯、胡適。所以平時小事都不計較，以容忍、退讓為主，久之便「養癰遺患」，使其情緒盡量地擴張。我的內人也是跟他們的夫人有類似處。雖然沒有什麼心機，但是毛病很多，家裡就像個垃圾場一樣，東西進去以後都不肯丟掉。我曾幾次決心要把她此一怪癖糾正過來，但她不惜拼命、守護滿屋的垃圾，因為她總會說：「這些東西總有一天會用得上」。如果因此而要求離婚，一者、其過犯尚不及此；二者、她曾多次聲言她要與我同歸於盡，這件事我曾記在日記本上。以前我們租房子，屋內東西少。近三十年為了保值，為孩子們準備留學費用，所以我買了幾間小套房，房子出租，房客經常搬家，留下來很多不要的東西，她通通搬回來；加之她參加老鼠會搬回來快過時與賣不出去的貨品，堆得全房子像垃圾場，所以我最「不歡迎」師友學生到我家。看了之後，一定指點李某，斯文掃地。因為她懂同類療法，對我健康之維護上，我是十分感激她的。
六、與
我
在軍校當區隊副的時候，我們經常出操、演習都在一起。有一段時候，我們被派到去桃園大湳的通訊兵營，輔導通訊兵營的軍事訓練，連生活都在一起。還有一位我的朋友，劉夢科，在軍校在學員紅隊時期，都與我同隊。在事業的某些方面也是在一起。我由軍中退役下來及爾後之生涯規劃，都是方、劉兩位來台中我所服務之干城營房時所共同商討決定的。此君是位智多星，從來只用腦，不肯動手，只用嘴，不用腳，無論在軍校、在法鼓山，都是他當「黑手」死賴著我做這做那，我們相交五、六十年，彼此會心，雖言不及義，但亦不傷大雅，他雖無大塊文章，但所發表之詩偈、小品、都能使人讀之心悸，有先得吾心之感。在在可以顯示其智慧。考其然者：投儒入道，通道入佛。其為「三
七、李永錫
說到
八、劉夢科
前面所提到的一位朋友
那時候，我們學員大隊在高雄鳳山灣字頭營房，他在做教育訓練時，因裝迫擊砲信管爆炸，不小心受傷了，送往高雄陸軍醫院治療；第一周我幾乎每天前去為他擦血跡、洗身體，以後並為他募捐，半年後轉往花蓮玉里的療養院。我這位朋友，在平地收舊衣服到山地去賣，跟原住民換雞，換鴨，以物易物。
民國四十二年，我與甯書去玉里探望他，並且將募捐的錢順便送去。發現他的住處竟沒有電燈，我竟傻到用普通鐵絲去為他接高壓電線到他住處。其實我只知道一個原則，就是兩條電線不能碰在一起，結果居然接通了。他說他要紅燒羊肉給我們吃，吃完了，他才說那是狗肉，這是我第生平一次吃到狗肉，也是最後一次。
後來他和一位山地姑娘動了情，生了小孩，他說，這個小孩以後在國內外唸書都是他培植的，現在在美國的太空總署工作，是個科學家，很傑出。
他開過農場，經營過工廠，最後考入稅捐處上班，但是一個人再怎麼能幹，也是有幾分要靠運氣的，他經營過很多的事業，可是到最後都是不成功的。他也買了好幾棟房子，也是因為做生意失敗賠掉了。有一次害病休克數日，復原後他告訴我們：在病中閻王要他去當湖南新化縣的判官，他向閻王請求尚有幼子沒有長大不願去上任，所以放他回到了陽間。十年前已中風左半身癱瘓，跌了三次開刀三次而成為植物人，大小便
夢科是我的朋友，是我介紹才與甯書認識的，由於幫助夢科的事業，甯書為他介紹了一位湖南籍的工程朋友去投資他的工程，可能投資失敗，方、劉兩位之間亦因此不相往來，朋友親戚間最好不要有金錢往來，宜慎之！戒之！
九、異人張傳誠
我在第四軍訓班十八期同學中有位
雖然如此困境，他更有「鴻圖大計」；他向來自信憑其「五挺」面像，必有君主之命，因之一直在擬「反攻大陸計畫」，曾向政府單位獻計，卻了無音訊，轉而要我們同學幫他修正他的計畫。
由於他衣服長久不洗，甚至蓬頭垢面，同學們之家人對他面有難色；送衣服給他，勸他「潔身自好」，他反而說我們為凡夫之輩，沒有「勞其心志」之精神，也無「文韜武略」之大器。其他同學漸漸視他為「神經病」。只有我與甯書了解其「真性情」一直保持往來。他的「反攻計畫」，我也隨喜給點意見，因為其隨身所攜帶著，就是用一個破舊塑膠袋所裝的一疊厚厚的各種「反攻計畫」方案。他來到我們家從不談其他的事，專門談他的「反共復國大業」。
他曾教過我與甯書的數學；也教過我男孩子德會的數學，應是我家兩代之師，民國六十四年北投貴仔坑漲洪水，淹及我之住處國泰新村，水深及膝，那時我正租居在那裡，逢傳誠前一日來訪，中夜洪水狂奔而來，幫忙搶救家具搬上二樓。清晨，洪水漸漸退去，全村清除污泥、清掃室內，整整忙了一天一夜，這是他沒有談「反攻大陸計畫」的唯一一次。
民國七十八年台灣開放大陸探親，其公子來台與其一同來我家探視，我建議其少爺勸父親早點把退休金領下來，辦好身分證，將三分土地亟早賣掉，並接父親返鄉與母親早日團聚。大陸髮妻獨自撫子成人，數十年的流離，夫妻均未再婚，傳誠一家算最圓滿。此後即未知傳誠之消息，我一直為他祝福。
十、文大三李
民國五十三年考入文化的三位退伍軍人除本人外，另有李瑞靄、李賢學。李瑞靄原是以現役中校考入屏東農專，退伍後再考入文大地理學系，此君非常活耀，曾負責畢業慶祝大會主委，邀我副之，其有難處之事即委之於我，獲博士學位後留任該系系主任，半年即患腦溢血病逝。當時，其子僅兩歲，其妻黃秀琴正生產第二個孩子，因此之故，我全家每年於春節前即前往探視，一份薄禮，兩份紅包，直到其子女考入台灣大學始停止此項探視。現已全家定居美國，久未與我聯絡。
李賢學士官退伍，曾在美軍官兵俱樂部販賣部工作，故其英語字正腔圓，因在我留印前後許多事均委之於他，返國結婚生子均早於他，故對我多少效勞，其碩士論文於其間我亦多所建議，因其任職政戰，晉升副教授論文有失，試求助於我，時我正忙，至為抱歉。其摯友董教官為其同事，他有一友人有一所專科學校力求轉讓事，轉告我可否促成此一因緣，我雖著力但均無結果，所以並未向其一一告知。彼等以為我「過河拆橋」出賣朋友。
賢學與吳雪娥女士將新婚前，邀我與其共租國泰新村，那時我已租居中和街市場附近，我妻紹平不贊成合租，而且子女均在襁褓之中，迫於友情捨棄訂金共租國泰新村，因其夫婦建議共同開伙，紹平不會作菜，口味不合，兩個孩子的吵鬧均使之不快，一年後彼即搬離。
以上一一誤會深染，終至一日深夜來電「興師問罪」狀至割蓆，數年以後，賢學托亦在該校任教的小姨紹楣邀約，至彼家餐敘，現已冰釋，固無論矣，其子女均留學國外，教子有方，至為祝福。
十一、軍校四犢：
在軍校時之同學除前已提及之甯書、夢科及本人外，另有
中展因親戚住高雄，有親可依，故軍校畢業即離開軍中，考入台灣省之師範大學，曾任東方中學校長，故與中等學校教育界極為稔熟；其夫人為印尼僑生亦其師大同學，賢伉儷遷居香港曾任某中學校長及香港文物協會秘書長，後返其大陸家鄉協助鄉梓建設，工米芾書法分贈兩岸三地名人，獲英國倫敦大學博士，惜墨如金，少有著述，曾留有自傳，於港、加均有置產，年少輕狂，老亦風流，民國九十三年旅遊上海中SARS而終，其夫人在側，鄉里為其舉喪，生哀死榮，繁華落盡，順風就道，朋友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