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夫
中華佛學研究，第九期，頁59-67。
台北縣：法鼓山中華佛學研究所
民國94年3月
我們還能為法顯大師作些甚麼(註1)----國際合作絲路研究計劃報告書草案(為紀念法顯西行回國1590年兩岸佛學學術研討會代開幕詞)
甲、前言
隋唐以降，中國法師踏著法顯大師在陸、海上交通的足跡西行印度者，絡繹不絕，至少有兩百多人。(註2)他們傳回佛教經典、翻譯佛教經典、撰寫遊記，使中印文化交流展現新頁；(註3)也使得佛教在中國立足生根，甚至佛教中國化。(註4)
今天我們在這裡紀念法顯大師，除讚揚他的願力、苦行、貢獻之外，我們還能為法顯作些甚麼呢？正因為隨著大師西行的高僧們的偉大貢獻，也留下一些具體的文化、歷史問題，等待我去研究，並應作出一些成果。
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中國大都是站在一個輸入的地位，(註5)雖然高僧們的遊記為研究印度史帶給若干史料，但是是十分有限的，(註6)如果我們今天能將中國歷代中印交通史與歷代西遊法師之遊記熔冶於一爐而治之；(註7)再與有關國家之學者合作研究，將更能擴大他們西行之影響與成果。也將是中印文化交流中，中國對印度文化的一大回餽。(註8)
乙、契機
一、〈中央社記者郭傳信安哥拉六月廿一日專電〉：據土耳其民營吉漢斯新聞社，今天發自斯德哥爾摩報導：瑞典著名學府「烏普沙拉（Uppasala）」大學已成立「絲綢之路研究中心」，研究此路之「安全戰略」，因為現代已成為犯毒之路。
此一地區為歐亞孔道，遠在北歐之瑞典尚如此重視，這對中國來說更為重要，更值得重視。近代聞人羅家倫先生曾寫過一首歌詞「玉門出塞」，完全點出了中國應重視此一地區之核心問題。(註9)
本
所可以用原「玄奘西域行」計畫案為基礎；(註10)加之歷代高僧西行文獻及歷代東西交通史料。所以在文獻資料之掌握上可與其合作；該研究中心一定也有其計畫可供我們研究。(註11)
中華佛學研究所聘請了一位印度籍客座教授沙洛博士（K. T. S. Sarao），為一有名的佛教歷史學者，本所可以他為代表，與印度有關學者及學術單位連繫、合作。(註12)
本所已建立的交流關係：(註13)中華佛學研究所與大陸之中山、南京、人民及山東大學有關系所已建立有交流關係，乃至大陸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佛學研究室與本所合作都是非常密切的。這次會議，都是楊曾文教授鼎力促成的。我們應感謝他。
本所也與日本如佛教、花園、立正、駒澤等大學建立有交流關係。
在西方，與美國密西根、維吉尼亞大學及俄國之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研究院，均建立有交流關係。
透過這些交流關係，應可以合作做些研究工作。
丙、目標：（或可稱預定研究之成果）
使中國先秦以來東西交通史之文獻得到印證、修正，即使是研究以後仍得存疑，亦是研究所得之成果。
將中國歷代高僧遊記之同、異、正、誤，(註14)作一對照比較研究。
使印度佛教聖地更為清楚重現，(註15)對佛教之發揚及過去沿途人文、自然景觀之研究具有重大意義。
除保護文化財外，使中印沿途之觀光事業更繁榮，而增加觀光收入。(註16)
使印度五世紀以前之紀年，藉中文史料之釐清而較詳細、確切、乃至獲得重現。(註17)印度五世紀以前之史料並無確切之紀年，至少在兩漢至五世紀此一段時間之印度紀年，如本計畫能完成可以釐清現出一些眉目，(註18)對印度歷史之貢獻更為重要。
丁、推行步驟
對各地區各研究單位現在已完成、正計劃之研究現況作具體地瞭解。所作之新計劃，及整合工作再作分工合作。如有必要有待召開一次學術研究會，聽取各方專家學者之意見。如人才、技術、研究基金能有眉目即可組成研究團隊。
研究計劃可分四大重點：
(一) 大陸人才濟濟，而且可就近以西域地區作研究、調查重點工作；其次對非佛教歷代中西、中印交通史作深入之研究、考證。
(二) 印度學者負責印度地區聖蹟之調查、研究。並對中文史料與印度史之繫年作對照研究。
(三) 臺灣學者負責高僧遊記之對照、比較、及傳說之史地出處為重點研究工作。
(四) 爭取其他國際學者加入以上三大重點研究工作。
研究經費：各地區研究單位向自己之社會、政府申請補助；總計劃由召集單位負責向國際各大基金會申請補助，撥付各地區研究單位。
各地區之研究成果，由各地區出版、發行，發行所得由各地區研究單位所有，總計劃或召集單位有權結集出版成冊發行，收入為該基金會所有。
召集單位首次由法鼓山中華佛學研究所承辦，以後之召集單位由各與會單位選舉產生。
戊、現況
根據我們所能搜集到的資料，歷來作過「絲路研究」的國家、團體、個人如下：(註19)
一、國家與團體：目前國際間對絲路研究的關心的機構與學者相當多，因篇幅關係僅錄少數幾個單位於下：
除了本地眾所皆知的敦煌研究院與龜茲石窟研究所等單位有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外；其他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絲路計畫（UNESCO Silk Road Project）；英國博物館國際敦煌學（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British Library）；美國密西根大學之絲路基金會（Silkroad Found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哈佛大學中亞研究會（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Harvard Program on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西域計畫等單位也都投入相當的心力研究。
二、研究之學者：近代的學人更無法一一細數，從最近維也納大學（University of Vienna）Dr. Max Deeg於第十三屆國際佛學會議（The XIIIth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的邀約名單或可看出一些端倪：應邀發表論文的學者除了本所杜正民老師 （Aming Tu）外；尚有北大王邦維教授（Wang Bangwei）；以及Banaras Hindu大學的Bimalendra Kumar Bimal；京都法國漢學中心（École Francaise d'Extrême-Orient, Kyoto）的Hubert Durt；University of Wellington的Toni Huber；University of Vienna的Deborah Klimburg-Salter，和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的Lauren Pfiste等多位學者。以此名單再加上本次與會的學者，相信已經包含相當程度的研究群，由此可知目前國際間對絲路研究的現況與重要性。
三、至於學術著作方面：中西方學者對於法顯、玄奘之研究初步已知亦有以下幾種重要文獻。
1.關於玄奘：在中文方面有冥詳之《大唐三藏玄奘法師行狀》（T50, p. 214-220）、慧立譯《大慈恩寺之藏法師》。在外文方面，已知有七種專書寫玄奘：
（1）Beal, Samuel. Si-Yu Ki Buddhist Records of the Western World.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Indological Publishers and Booksellers, 1981.
（2）Li, Shaman Hwui. The Life of Hiuen-Tsiang, tr. Samuel Beal.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Publishers Pvt. Ltd., 1973.
（3）Ray, Reginald A. Buddhist Saints in India—A Study in Buddhist Values and Orient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4）Watters, Thomas. 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1996.
（5）Waley, A. The Real Tripitaka and Other Pieces.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52.
（6）Wriggins, Sally H. / tr. Du Mo. Xuan-zang-si-lu-xing. Taipei: Triumph Publishing Co., 1997.
（7）Zhang, Lisheng. The Chronological Life of the Master Xuan Zang. Beijing: Religion and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0.
2.關於法顯《佛國記》的研究著作有：魏源《海國志》；近人丁謙《晉釋法顯佛國記地理考證》；今人岑仲勉《佛遊天竺記考釋》；賀昌群《古代西域交通與法顯南海巡禮》；章巽《法顯傳校注》；日人足立喜六《考證法顯傳》等。
法顯之《佛國記》有法人Abel Remust於1836年譯成法文；英人Sumuel Beal於1869年譯成英文；英人J. Legge於1866年再譯成英文；英人Giler亦有英譯。其他請參考《玄奘西域行》之參考文獻。
己、借古鑑今
雖然中國是一個非常重視歷史的民族，歷代有史官記事後朝為前朝治史，已成慣例，但正如張星烺所言：「翻譯西書易，而清理中國載籍難……加以中國舊日之野史、筆記無事不錄，全無條理，人名、地名無目錄，從事搜查，像是泅海底而探珍珠」。(註20)
中印交通，如從人類學論，可能原本皆出自高加索。(註21)甚至中國學者徐亮之引經據典指出：人類伊甸園在今塔里木盆地。(註22)
如從中國歷代交通史所記，上至《竹書紀年》、《穆天子傳》及《汲蒙周書》，皆晉時出自汲縣，魏、安釐王冢……。」(註23)至於民間中外遊記、雜記更多。(註24)中國歷代正史所記無論中非、中歐之交通，無論經海洋、經中亞大陸，大都得以印度為樞紐。實際上中非、中歐之交通，亦必是中印之交通。而中印之交通則不及於非洲及歐洲。所以要把中印交通說得明白，勢必即是半部中西交通史。
就交通史論，官史與野史各有其長處與短處，官史之長處在紀年清楚，大都可信；野史之長處在於其細密處，就官史所忌諱處而得加以發揮。但官史之失，亦正是其忌諱處，不細膩；(註25)野史之失，在隨興所記未必都經過考證。例如玄奘大師之《西遊記》也難免例外，(註26)以玄奘之賢與德尚且如此，一般小說、雜記固無足論了。
中國最早之官史應是《竹書紀年》、《穆天子傳》，為繫年紀事體裁，其中有些文學性之誇大修飾語辭，有些地名今不可考，於是《四庫全書》就將其列為小說家類，其實是「行程日期、方向、山川皆瞭解可見，而不之信，是何異百餘年前歐人詆馬可波羅遊記為小說，馬可波羅偽記之人乎？」，(註27)即使是漢代之增修乃至偽作，中國以後之史學家也莫不依之以繫年體作為記事之範本。
有的以文學性寫史事。久之文學修辭即為後人衍變為神話，例如在「周穆王十七年西征崑崙，見西王母，其年西王母來朝。」(註28)西王母只是崑崙之酋長，為母性社會酋長被征服後再朝周穆王，是很自然的事；(註29)但「燕昭王九年，王思諸神異……西王母與群仙遊員丘之上，聚神蛾，以瓊筐成之，使王負筐以遊四極，來降燕庭。王乞此蛾以合九轉神丹，王母弗與。」(註30)甚至以後之帝王如漢武帝曾請西王母傳其長生不老術。(註31)至於她曾向黃帝獻白環，禹曾派益拜訪她，后羿向他求不死藥等，更是屬於神話了。
大部份世界古典文獻，無論印度、希臘、埃及，看似文學、神話卻寓意著史事。如《穆天子傳》。再以印度之〈吠陀經〉（Veda）為例：「阿提緻（Aditi）有八子，其中一子捨之於現象世界，使東湧向西沒，而率其餘七子，使近於神云。」(註32)這些文學看似神話，但其實是說明本體界與現象。現象界如太陽是可見的；本體界是隱藏的。這也指「七」在世界文化來說，都是一個神秘，猶太一系宗教之《舊約》〈創世紀〉上帝創造世界七天大功告成；佛教重禪七，民間傳說有七仙女……祭拜新亡魂，長達七七四十九天。凡為我們人所知者，就無神秘可言；凡不為人們所知者更多，我們對於未知者都會感到神秘，這正是人之常情。凡為我們已知者自然是常情，其實神話也正是依常情而編造或演變而成的。
同理，玄奘所記波斯及于闐國王娶中國公主夾帶蠶卵偷偷輸入其國，可能無其事實，但在說明蠶由中國輸入，而蠶又為中國當時禁止出口之事，則是真實的。故事是小說而史事卻是真實的。
我們以此一態度來處理、運用古代文獻，對於漢以後之中印交通、文化交流及佛教之傳播之史料，更為容易。因為歷代高僧訪印之遊記均會有類似情形。所以漢以後之中印交通中有待釐清之例證在此不再多述。
也可以說，我們可以以歷代交通史為經，以一切中外遊記、雜記為緯，為中印交通史作一總整理；也同時可以為中印文化及佛教傳播作一具體的回顧與呈現。
庚、結語
這是我們初步的想法，也許只是一個願力，但從計畫、籌備到實施應是一個艱鉅、漫長的歷程；要完成計畫也可能要十年、二十年的長期努力。
但萬丈高樓從地起，登高必自近，行遠必自邇。先必須有合作之計畫：從我們能做的先做，能獨自做的先做，俟各個單位有了成績再作具體整合或應有可期之日。此一計畫無論對佛教、對有關國家、及其政府都是一件值得做的工作，也可以說：這不只是佛教的，而是使國際文化財之重現與維護的重大貢獻。法顯大師開啟了西行之門，使中印佛教與文化交流在歷史之長虹中開花結果。今天在座的，都是這方面的學者專家，我們藉著此次紀念法顯大師，將此想法提出來，是否可行，希望大家指教，謝謝各位。
註釋︰
(註1) 為了紀念法顯大師返國登陸嶗山一千五百九十年，西元2002年9月9日在青島舉行了一次學術研討會，本人在開幕詞中，以法鼓山中華佛學研究所擬訂的草案書為基準，發表〈我們還能為法顯大師作些甚麼〉一文，隨後又提出〈試還原法顯大師在中國歷史上之地位〉專題論文。兩者皆有相關，一併刊出，以享讀者。
(註2) 根據《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及《中西交通史料彙編》〈中國西往印度求法高僧傳〉西行法師至少有六十九人，甚至到明初亦派有僧人一百五十七人西行求法。楊永駱主編，世界書局出版，1983年三版。頁274-433。
(註3) 從他們之遊記及翻譯經典中也夾帶著若干印度傳記文學。中印交流可說純粹在文化上，沒有其他經濟、軍事上之交流。雖然西來傳燈也有三十餘人，但佛教在中土生根仍賴中土法師西行求法。
(註4) 李志夫，〈佛教中國化之過程研究〉，《中華佛學學報》第8期，1995年出版。
(註5) 民國13年，徐志摩、梁啟超等人邀泰戈爾訪華。梁啟超在北大歡迎詞中提到印度文化影響中國在宗教、哲學、文學、藝術……等共有十八種之多。
(註6) 印度及國外印度史學者撰寫印度史大都片面的引用法顯、玄奘之遊記，但對中國歷代中西交通史方面資料很少受到注意。
(註7) 同前註2。《中西交通史彙編六》將兩者均有少數地名上之考證：如Tamralipti譯名甚多：多摩犁帝，耽摩栗底，耽摩立底，即今之Tamluk。此書於頁42的註3、註4曾作若干比較，但仍非常簡要，實際只是敘述而已，談不上考證研究。
(註8) 在東方文化圈內印度與中國均具有「文化大沙文主義」，印度因為其佛教傳入中國、日本，所以他們絕少有人研究中國文化及中國佛教，中國學者亦然，很少學者去研究日本佛教。如果此一項構想能夠實現，也是對印度文化的一種回饋。
(註9) 瑞典學者重視絲路之交通有其歷史性，例如安特生（J. Andersson）發現河南澠池、仰韶村出土之古器花紋與義大利西西利島、及希臘北部啟羅尼（Chaeronea）、波蘭之格雷西亞（Galicia）、俄西南之脫里波崙（Tripolye）及其土耳其斯坦安諾（Anau）等地發現者極相似。楊家駱主編，《中國交通史彙編》冊1，頁10。
瑞典遊歷家斯文赫丁（Sven. Hedin）在新疆和闐北沙漠中發現上古城邑遺跡甚多。《中國交通史彙編》冊1，頁37。
(註10) 「玄奘西域行」是本所惠敏法師與杜正民老師參與臺大、中研院、藝術大學等單位合作之研究案，以網際化、數位化方式陳現。
(註11) 雖然其絲路研究中心之主題為研究該區域戰略地位，對中國之政治、軍事均有借鏡之作用；但在資料之運用，可各採所需，互相參考取捨，都是有幫助的。
(註12) 沙洛教授為德里大學、牛津大學雙科博士，曾任德里大學佛學系主任，歐美數所大學客座教授等職，著作甚豐。
(註13)本所與大陸南京、中山、人民、山東，美國密西根、維吉尼亞大學有關系所，日本佛教、花園、立正、駒澤等大學有關院校，俄國之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研究院，均建立有交流關係。在交流中亦有更多合作團體與合作空間之可能。
(註14) 例如「鐵門」確定確實究竟在何處？西方學者譯《西遊記》多指是「開布爾（Kabul）」；玄奘大師在《西遊記》多指「前人」之「謬誤」，但這些謬誤至今甚至玄奘大師自己之西遊記亦採用之。其中或一地異名、異譯等都待對照比較研究。
(註15) 除了印度八大聖地有印度政治保護管理外，其他聖蹟大多淹沒，有待重新勘定，甚至有部份在回教地區，即使勘察出來也未見得能得到准許修復，作為佛教觀光景點，尚未可知。
(註16) 如果沿途佛教聖蹟能夠勘察出來，加以修復即可成為一朝聖、觀光路線，對該政府及地方之觀光收入與文化保存都是有價值的。
(註17)尤其印度之史前史，不同之史家推展其古代文獻之時代，可以前後相差幾百年乃至幾千年，例如Veda經集出之年代就有六千年前、四千五百年前、三千年前、一千五百零七年前之說。見S. Radhakrishnan：Indian Philosophy, Vol. I, p. 67.
(註18) R. C. Majumdar, H. C. Raychaudhuri and Kalikinkar Datta, An Advanced History of India, Third Edition, pp. 248-250.
(註19) 同前註10，有關玄奘大師論文及專書文獻共有七百多筆，有關資料更多，請上網查詢中華佛學研究所網頁，搜尋〈玄奘西行記〉「文獻」部份。
(註20) 楊家駱主編，《中國交通史料彙編》〈自序〉（臺北：世界書局，1983年，第三版），頁7。
(註21) 「西由裏海、東至日本、北間廣漠地域、高加索人宅居者必不寡也，語言學家證明印度梵文及波斯之伊蘭（朗）文今與歐洲日耳曼系人種諸文相同。」見李志夫，《印度思想文化史》，頁29-32；及楊家駱主編，《中國交通史彙編》冊1，頁12。
(註22) 徐亮之，《中國史前史話》「伊甸園在中國」（臺北：華正書局，1979年），頁27。
(註23) 研究《穆天子傳》者，除了晉之郭璞外，近人杭縣丁謙有《穆天子傳地理考》，並有英、德學者之譯本。楊家駱主編，《中國交通史彙編》冊1，頁76。
(註24) 除中印高僧之遊記外，因《穆天子傳》、《竹書紀年》而輾轉抄襲之《山海經》、《拾遺記》、《太平廣記》……等。還有西方旅行家之遊記，如希臘人拖雷美（C. Ptolomy）於西元150年（漢桓帝時）著《地理書》一書，雖記中國模糊不清，但住印度甚久，有「吾訪得印度確實事情甚多……。」楊家駱主編，《中國交通史彙編》冊1，頁53。
又希臘史學家包撒里雅斯（Pausaniao）於西元174年（漢靈帝熹平三年），記中國之「賽里斯人用織綢緞之絲則非來自植物……其國有蟲……皆於樹下結網蜘蛛相似……。」楊家駱主編，《中國交通史彙編》冊1，頁57。包氏以中國絲為國家名後稱賽里斯人。早在公元400年前（周安王）希臘人克泰夏斯（Ctesias）記載：「賽里斯人及北印度人相傳身體高大，達十三骨尺，約肘至中指之末端。」楊家駱主編，《中國交通史彙編》冊1，頁26。羅馬史學家佛羅魯斯（Florus）之《史記》謂奧古斯都（Augustus）大帝在位時遠如賽里斯人及印度人，居太陽直垂之下，亦皆遣使奉獻珍珠、寶石及象求與吾人訂交好之約。楊家駱主編，《中國交通史彙編》冊1，頁29。
(註25) 「（前）漢書，武帝以前，記傳多出《史記》文，即以為已作，……所引《過秦論》及《戰國策》、陸賈《新語》之文亦即以為已作，故著述往往如此。」清．趙翌，《廿二史劄記》上（世界書局出版），頁9-10。
又張星烺：「成吉思汗既能西抵歐洲，是則黃帝西登崑崙又有何不能哉？百家皆言崑崙，而史遷此節獨無者，蓋遷存心偏狹，在「大宛傳」一節，僅言黃帝西至空桐，登雞頭。」楊家駱主編，《中國交通史彙編》冊1，頁13。
(註26) 我們相信玄奘《西域記》是至今撰寫印度遊記最完整的一部書，曾述及波刺斯（波斯）國王，聚婦漢士事。（T. 51, p. 941c）
「尋查二十四史及各種雜記多年，漢武帝後，無公主下嫁波斯者，（唯）《穆天子傳》『太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璧臣長季綽於春山之虱、妻以元女。』」楊家駱主編，《中國交通史彙編》冊1，頁83-84。
又《西域記》「瞿薩旦那國（于闐）……未知桑蠶，王乃求婚東（中）國……王命使迎婦，而誡：「爾致辭東國君女，我國素無絲蠶之種，可以持來，女密求其種（蠶卵），密置帽絮中，關防……不敢以驗，遂入瞿薩旦那國。」（T51. 944C）「吾遍閱二十四史，漢以後歷朝無下嫁公主於于闐者……余意（東國）亦為西周或東周時之秦國事（而非於于闐）」。
(註27) 楊家駱主編，《中國交通史彙編》冊1，頁103。
(註28) 《竹書紀年》卷上。楊家駱主編，《中國交通史彙編》冊1，頁71。
(註29) 「大石文化，乃夏族文化，發源於中國而橫跨西歐文化，乃中國史前社會到父系轉型期的文化。」徐亮之，《中國史前史話》〈自序〉（臺北：華正書局，1979年），頁7。
(註30) 《拾遺記》四卷。
(註31) 《漢武內傳》，班固撰，有疑是晉人撰。
(註32) 高楠順次郎、木村泰賢著，高觀盧譯，《印度哲學宗教史》（商務印書館，民國13年印行），頁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