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佛學學報第11期 (p103-117)： (民國87年)，臺北：中華佛學研究所，http://www.chibs.edu.tw
Chung-Hwa Buddhist Journal, No. 11, (1998)
Taipei: The Chung-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ISSN: 1017-7132

佛教對中日文化影響之比較

一、前言

中國《左氏春秋》有云：「祀者，國之大事」；又曰：「古者，國之大事在『祀與戎』」。[1] 這兩句話，不僅是中國，也是世界人類社會共同發展的史事。

大凡人類社會都是始於採拮而遊牧，初民基於對大自然之敬畏，就產生了宗教感；基於採拮、遊牧之競爭而有戰爭。因此，印度迄今在民間還保留有祭師（brahman）與武士（k.satriya）階級，為社會的領導分子，這是「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的典型例證。

所以，在文化的發展上來說，雖然，我們也得承認，「戰爭」與「宗教」都有貢獻，但戰爭的貢獻是痛苦的、短暫的；而宗教的貢獻卻是和平的、持久的。宗教不僅是創造文化的動力，也是維持文化、社會之安定力量。我們環觀世界各民族，其文化之精髓無不源於宗教，其精髓之保持亦是宗教之貢獻。 [2]

其次，從歷史上觀察，新興民族，一旦接收了文化的薰陶，或新文化的洗禮，就會變得更優秀。歐洲的日爾曼人，東北亞的大和民族，乃至中國隋、唐皇室、元、清兩朝之蒙、滿兩族均是其例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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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是世界歷史悠久的偉大宗教之一，尤其對亞洲文化思想影響最多，對中、韓具有「普遍」之影響，對日本更具有「根本」之影響，對印度自身則有刺激、振奮性之影響。

之所以有不同之影響，是因為：日本由於佛教之傳入，中國之文化、典章、制度才得隨之在日本生根。中國本身已有很根深的本土文化，佛教只是同質之「添加」而已，因為它是人文的，又與中國儒、道兩家相應和。而佛教卻是印度傳統文化的反動，所以對印度自身只有刺激性的影響。

本文主在就日本所受佛教之「根本影響」、中國所受佛教「普遍影響」作一比較研究。

二、文化背景

(一)日本

洪積世初期，日本群島部份與大陸連接，至第四洪積紀時，因阿爾卑斯山之造山運動到洪積世初期，約距今一萬年前始從大陸分離。在日本所發現之新石器文化與大陸之新石器是同一文化。

日本與大陸中國各民族同屬烏拉山，阿爾泰語系（Ural-altaisch sprach）。《史記‧吳泰伯世家》：「泰伯奔荊蠻，文身斷髮。」日本亦有文身之俗，藤原兼原、中巖圓月等學者認為日人是「泰伯」之苗裔。 [4] 至於秦人於西元前219年率童男童女入海求仙，定居日本已是不爭之史事。

中國最早記載日本之文獻為《山海經》稱倭：「蓋國在鉅燕，南倭、北倭屬燕。」次為班固《前漢書‧地理志》西「夫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百餘國。」這與日本史是一致的，日本到「大和朝廷」才有賴統一的政權。至早亦只是西元413年的事。

中國文獻上為何稱日本人為「倭」，迄無文獻可據；唯蝦夷人稱為倭奴（ainu），如僅讀重音“AI”即是「倭」；還有日本人立意講話之前，至今尚習慣先說一句阿諾（anou），也近「倭奴」之音·這只是筆者個人之假設而已。根據東初法師：「孝德天皇大化元年（645年），宣詔萬國，始稱：『明神御宇，日本天皇』。......仍以漢字之名為限，至於其國人之訓讀仍為“ヤムト”，亦即邪馬台之意。至唐玄宗天寶11年（752年），始由大倭國與大養德之訓讀，改為漢字同音之「大和」，所以後來之大和民族，其實仍都從『大倭』演變而來。」 [5] 由此可知「大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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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量傳入日本是在「飛鳥時代」，聖德太子攝政的時期。又稱之為「大化革新」。在這之前為「大和朝廷」。其統治不靠成文法典，而賴自然發展的社會組織之「氏姓制度」。氏之首長為「氏上」（Ujino kami），由豪族「氏上」聯合組成政權。所以汪公紀說：「那時日本的君主實際上也沒有什麼幹頭！古代日本以職業來分姓，大概有八種姓：曰臣、連、君、別、直、首、造、史。而以臣、連、君為最高的階段。臣司行政，連是軍人，而「君」則管祭祀、事鬼神。」 [6] 總之，日本已有了政、治制度之基礎。

這一時期在國力上與朝鮮半島之「百濟」、「新羅」互有消長。在文化上僅有「古墳文化」，可以看出當時統治者之生活：「埴輪」（haniwa）的種類有人物、動物、住宅，住屋有主屋、副屋、倉庫。殉葬品中，貴族有由中國大陸技術燒成的硬質土器，稱為「須擊器」（sueki）；而一般庶民之陪葬物多是繼承彌生或土器赤褐色素陶，稱之為「土師器」（hajiki）。 [7]

這時，日本尚無文字，官方所用之文字，以及主持文化活動的都屬歸化日本的人。根辻善之助博士云：「要之，我國古代無文字說，乃不容否認之事實者....大和民族自定居於斯土，便累與大陸交涉往來，這些人多少已傳有秦、漢或以前之古文字」。 [8]「在雄略天皇時代（456～479年），秦人在京畿人口中佔92部，計18670人。欽明元年（540年），秦人有7053戶。 [9]

漢文最早傳入時間，據《日本書紀》是在應神天皇16年（285年）2月，「王仁自百濟來，太子菟道稚郎子師之」。王仁亦漢高祖之後裔，到日本後名為「和爾吉師」，據《古事記》赴日所攜經典即《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 [10]第五世紀六朝《宋書》〈倭國傳〉裡記載了雄略王之國書，用漢文駢體以討新羅諸國。宋封其為「安東大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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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日本此一時期，除軍事、政治維持了統一之外，在文化上，實無何成就。尤其宮廷中，兄妹、叔侄、叔嬸....之間之亂倫，而雄略天皇本人「殘忍兇暴，他早上看中的女人，晚上就殺了，晚上看中的女人，早上就殺了。」最後知道叔叔草香王子家裡有位妹妹，便差了親信去求親....殺了他弟弟白彥王子、黑彥王子、其姪押仙王子，以及圓大臣全家，納其女「韓姬」入後宮。強佔其手下武士吉備田狹之妻「稚姬」。 [11]亦可見當時尚無倫理規範。

(二)中國

日本自大化革新，聖德太子攝政，才有計劃地傳入中國文化與佛教，那是推古天皇元年（593年），也正是中國隋文帝開皇13年，南北朝大統一，國勢最盛時期。換句話說：至大和朝廷終期，中國文化已經過了春秋戰國學術思想之黃金時代，而墜入衰微期；卻又晉入中國文化第二個學術思想之黃金時代之初期，亦即所謂隋唐盛世前半期。此期印度也已經過了奧義書（Upanisadas）學術思想之黃金時代，而墬入衰微期，尚且已晉入大乘佛教興盛之後半期。

中國在隋文帝以前，六經及諸子百家已經完備。秦、漢大一統對中國之政刑制度大致確立了。尤其漢武帝、和帝之北伐匈奴，使得匈奴西據東歐，逼迫歐洲蠻人到處逃竄，搞垮了那時的西羅馬帝國； [12]間接或直接使印度佛教傳入到中國。

在時代思潮上，戰國末期，因百家爭鳴，莫衷一是；乃有陰陽家、法家興起；漢初雖在政策上用董仲舒之言，「定儒學為一尊」，但社會學術界仍是宗於道家、陰陽家；乃至魏晉南北朝特重易、道、佛三家之玄學。玄學就是形上學。它脫離了社會實際生活，造成了社會、經濟之頹廢，人心思變。而道家思想迎合佛教的般若思想；陰陽家之懺緯思想又迎合了佛教的輪迴思想；而儒家又迎合了佛教的大乘精神；尤有進者，北方胡人政權又想藉新的宗教或思想以對抗中原文化；此外佛教本身之高深、圓融固為傳入中國重要之原因；而佛教之教主釋迦牟尼本人是太子也使得中國人之王室容易產生尊敬與信心；也因此普遍地影響到政府官員及百姓之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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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時期，來中國參與譯出佛經的西域及印度僧侶有73人；中國僧侶到西域、印度求法者亦有30餘人。來華譯經者以安世高、鳩摩羅什最為有名。前者所譯多屬小乘，偏重禪觀，且博學天文、算學。後者所譯均屬中觀、大乘典籍。其他重要典籍如大涅槃經、大智度論、法華經、華嚴經六十卷、舍利弗阿毘曇卅卷亦在相同時期譯出。

中國本土已形成「六家七宗」 [14]及三論宗。 [15] 中國三論宗早期祖師僧朗、僧詮、法朗；天台宗主要祖師慧文、慧思、智者思想已形成；華嚴宗初祖杜順已是大禪師；禪宗二祖慧可則於此時圓寂。至於道安、道生、僧肇、謝靈運早已卓然成家了。 [16]

自東漢到隋文帝開皇14年（594年）法經等人所編之《隋眾經目錄》計2257部；5310卷。 [17]

中國石刻已盛行於殷商（前1668～1028年），以大理石彫成石虎、石梟、造型近人形，而外表尚刻一些與此動物無關之花紋。漢代豫章中有石鯨三丈「三輔黃圖」，昆明池中有石刻牽牛織女像，都是巨大之石刻。佛教傳入中國後，石佛藝術自北魏（386～534年）起在雲岡、龍門石窟造像。北魏石佛一般都傾向瘦削、臉部沈靜自足，嘴角上翹，展現自足之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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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後漢書，明章永平18年（75年）在洛陽城西，雍門外建白馬寺，壁上有千騎繞塔之壁畫，如然是為中國建佛寺已始。又百年後，漢靈帝3年在豫章建大安寺。北魏石像藝術大興後，以後之塔、寺建築藝術亦隨之發展。 [18]

後漢順帝永和6年（141年）蜀人張陵著《道書》24卷，將中國歷來巫教與道家思想加以融合而成道教，自稱為「天師」，始有中國之道教。自此以後道教與儒家並行在中國發展。道教對中國之醫藥學發展貢獻尤為偉大。 [19]

總之，相應日本大化革新前之時期，隨印度佛教傳入，除了文學、音樂，唯識思想外，其他已全面影響到了中國。可說是佛教文化已經晉入中國文化第二個學術思想黃金時代之前半期。

三、佛教賡續傳入

(一)日本

推古天皇元年（593年）正是中國隋文帝開皇13年。推古天皇冊封「聖德太子」，並立為攝政。雖年僅20，但天才橫溢，文武兼修，術德皆備。25歲，在宮中開講《勝鬘經》，親自註疏《法華》、《維摩詰經》。註疏曾參考中國《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以及僧肇、法雲有關著述。他自己所主持建築之「四大王寺」、「法隆寺」最為有名。在上行下效之下，30年之間全國佛寺共46所，僧尼1385人。 [20]

推古天皇22年（604年）始採用中國劉宋文帝時何承夫所創之「元嘉曆」。頒佈十七條憲法，是揉和儒、釋、神道三教宗旨而成，第二條即是「篤敬三寶」。以制定冠位，仿中國史記「天官」及仁、義、禮、知、信、智五德一智，各以「大、小」二分，分為十二冠位。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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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古天皇8年至16年（600～608年）曾五次遣使至隋，直接吸收中國文化，計有學問僧10人，使節5人，其中「小野妹子」竟出使四次。這些人大都為歸化日本的漢人，其中尤以「高尚玄理」與「僧旻」對於「大化革新」貢獻最大。 [22]

唐代自貞觀4年，即日本舒明天皇2年（630年）至唐昭宗乾寧元年，即日本宇多天皇憲平6年（894年），這264年間遣唐留學生有姓名可考者27人，留學僧89人，共19次，實際到達唐朝為十三次，總計人數約2547人。 [23]

學生共攜歸書籍，總共15516卷，包括經、史、子、集計40種。留唐學僧攜回佛教典籍有2754部。其他有關詩、碑、帖、醫藥書、雜文等50部，以及法器、文物、佛像等。 [24]

這些留學生及留唐僧，除了攜回以上經典、文物外，回國後亦參與革新工作具有成就者如：吉備真備對日本朝廷之禮儀、音樂、築城戰術、曆法改革均有貢獻。並曾任太大貳之官職，仿唐製造棉胄、織染，尤其以中國楷書偏旁作成片假名，對日本貢獻最為重要。管源清公曾任式部少輔奏令天下儀式，服制悉依唐式。藤原貞敏先後任仁明、文德、清和三代天皇新樂師。圓仁為著名畫師。阿帝仲麻呂在文史上極負盛名，曾在唐進士及第任御史、都護官職。孝謙之膳大丘拜為博士，奏請尊孔為文宣王。大和長岡對日本之法治厥有貢獻。春苑玉成專治陰陽家，長於天文。管原梶成為鍼博及侍臣。 [25]

其中最有成就者是最澄與空海。最澄乃漢孝帝後裔，歸化日本後賜近江國，滋賀之津地方，為日本天台宗開山祖師。著述200餘部，今存有60部。空海回日本不獨弘揚密教，能詩、能書是日本書道之宗師。日本語文初依《波呂歌》，及《五十音圖》之發明，後由空海從梵文及漢字創製平假名。以後日本才有屬於自身之文字。 [26]

唐亦有遣使，或護送日本留學生去日本者，其中亦有就地歸化日本者，都為日廷所重用。如以音樂見長之袁晉卿敕任大學之「音樂博士」，甫昇女原為唐代樂工，賜姓「榮山忌寸」於舍利會奏唐樂。道明赴日為大和長谷寺開創人。東渡成就最大的是鑑真法師，他於天寶12年（753年），12月抵日，連同中、日僧尼共49人。並在東大寺建「戒壇院」開始傳戒，次於天平寶字3年（759年），建「唐招提寺」，他能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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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論宗由高句麗僧慧灌於天武天皇9年（681年）傳入日本，慧灌首入唐隨吉藏學三論。元興寺道照入唐求法，依玄奘學唯識13年，於天智天皇4年（665年）回國傳法相宗。亦同時傳入俱舍宗·至於禪宗，道昭、最澄均有接觸，散附於各宗，直至宋代才有大量日僧紛往中國學禪宗。 [28]

其他如唐之「大雲寺」與日本之「國分寺」；洛陽「大銅佛」與東大寺「大銅佛」無論形式、建材，乃至制度均有著密切關係。 [29]

日本大化革新內在原因是由於中國文化及佛教之傳入，外在原因是借鑑中國隋代之大一統。經過15年後，西元618年唐興，新羅漸強且與唐接近，內部有留唐學生僧旻、高尚玄理根據唐制之改革成功，仍圖對新羅、高句麗保持影響力。但為唐劉仁軌、李勣、薛仁貴在白江口、平壤於西元662及665年兩次所敗。戰後7年，日本仍忍辱遺使大唐，全面學習大陸文化、政制與佛教。卒成為一法治的「律令國家」，亦稱為奈良時代之「天平文化」，可說是日本對唐文化之吸收期。直到平安時代，日本國史已編修、建築內飾已日本化，以及日本語之形成，已是日本對唐文化之消化期，而開始創造自己文化之特色了。

(二)中國

唐代東來之譯經師，有史可考有29人。其中印度20人，于闐4人，唐居1人，吐火羅1人，龜茲1人，西域1人。唐代西行求法者，北行17人，其中以玄奘最為有名；從南海往返者35人，其中以義淨最有貢獻。玄奘大師攜回佛典520篋，627部，譯出75部，1330卷。為中國法相宗之祖師，其《大唐西域記》對當時西域、印度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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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各宗發展方面：天台二祖灌頂（561～631年），乃至九代法將湛然（711～781年）已為天台正式立宗。三論吉藏（549～622年）已立宗。華嚴初祖（556～640年）、二祖智儼（602～640年）、三祖法藏（643～712年）相傳不絕。禪宗之五祖弘忍（602～674年）、六祖惠能（637～713年）已啟開了禪宗黃金時代。

隨著佛教傳入，印度之文學、音樂也於開元中（713～741年）大量盛行。涼洲「進涼州曲」，後賜名為「霓裳羽衣」，一時習染成風。西方樂譜有調無詞，正合遷就流行之詩篇，這就是開元年間七絕、五絕所以特別流行之原因。 [31]至於民間文學多從佛學典籍中之文體，演變而來，稱之為「變文」 [32]，因而戲劇與文學、音樂同時傳入。據傳說唐玄宗曾親自主持在御花園之「梨園」演出。 [33]

總之，隋唐已是中國學術思想第二個黃金時代。佛教對中國此一時期之影響是全面的、普遍的。

四、影響之比較

按日本《古事記》所載，王仁在西元285年始攜中國《論語》及《千字文》至日本；《日本書紀》則以西元552年始傳入日本。其中，日本與新羅、百濟也在不斷交往，而已歷時267年，中國文化通過朝鮮半島傳到日本，居然未對日本起多大教化作用。直到佛教傳入日本，才引起「蘇我氏」進步派人士所接納，並且利用「歸化人」推展佛教，日本才開始有文明氣息。41年以後不到半世紀，這種氣息已能培養出「聖德太子」那樣英明的學者與大政治家。

西元593年，他受冊封為太子，兼攝政，我們把這一年以前，追溯到西元285年，稱之為日本文化之草萌期；而中國已晉入第二個學術思想鼎盛的前半期。佛教開始傳入中國時是西元第一世紀末稍。四世紀中，大部份重要佛教經論已被譯出，中國各佛教宗派稍後即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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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中國文化已早傳入日本267年，而竟未影響日本當時之文化進步，直到佛教傳入日本以後，中國文化隨著佛教才在日本生根萌芽，成為日本「大化革新」之文化背景。

為什麼中國文化一定要伴著佛教才能在日本生根呢？那就如我們在前言所提，宗教才是發展文化之主要動力。雖然中國儒家思想、道家精神具有宗教情操，但畢竟不能從信仰上去體認，而要透過理性去體認，這就不是一個沒有文化的民族所能瞭解的。而佛教既是信仰的，也是人文的，所以真正根植中國文化於日本的，實應歸功於佛教。所以說，佛教之於日本文化之影響確實是根本的。

由於中國本土已有根深蒂固的文化，佛教只是豐富了中國文化，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在幅度上，確實也是全面的、普遍的。亦可見，在此一時期，中、日兩國在文化差距上是相當懸殊的。

自西元593年至894年是佛教賡續傳入中國與日本最盛的年代。日本是大化革新後之「律令國家」。律令國家也就是當時日本的現代化。也就是一切典章制度及文化、教育力求唐化。日本就在這三百年間，趕上了唐的盛世。而唐帝國卻已是「文明無限好，然而已日暮西山」之際。自此以後日本更開始創造自己的文化。

為什麼日本能在三百年間，就能趕上唐帝國承襲三千多年的中國文化呢？這也正如我們在前言中所說，一個新興民族，一旦接受了文化的薰陶，就會變得極為優秀。因新興民族沒有文化包袱，就沒有狹窄的文化意識，於是，就會有較開放心靈接受外來文化。日本以後西化運動之「明治維新」，乃至現代仍舊具有此一特性。

所以日本輸入中國文化及佛教，是主動地吸收；中國卻一直是採取被動的。中國政府從未派人到印度去考察、留學。像法顯、玄奘....所有到印度求法的，全是民間自行前往。雖然歷代朝廷對佛教也很尊崇，但也是由於北方胡人吸收佛教已有相當成效後，隋、唐，乃至南方各朝才重視佛教。

日本沒有文化包袱，自然是其優點；其另一方面亦算是一缺點，那就是沒有自本自根的文化，也就是沒有自本自根的文化思想，也就不容易產生創造性的思想家、發明家。而中國則由於文化悠久，則較易產生思想家與發明家。

日本無論在大化革新，或明治維新，都是由政府有計劃地集體派人到外國研究、學習。所以至今，日本比較著重集體研究，發揮團隊精神。中國是自己個別在印度求法，乃至滿清之變法自強、洋務運動所派遣出去學習的人才都不是有計劃、集體的研究、學習。

相對地，中國著重思想，所以是個別研究、學習。因思想是不能集體同時表現的，只能因襲承傳。而日本因為著重集體工作，所以就在佛教經典註疏、研究上大都是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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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教傳入上，中、日兩國都有相同的原因：那即是日本以軍事、政治上之目的而通新羅、百濟....因而接觸中國文化與佛教。中國也因同一目的而有漢朝通西域，致使西域佛教能傳入中國。

但其結果，卻不盡相同，由於韓國具有中國儒家精神，重氣節，不屈不撓，所以難以被征服，因而日本向來對朝鮮半島之野心終未能實現，而且，在文化上，尚不如半島來得悠久，還曾受其承傳，而為開化之新興民族。中國之於西域卻已列入版圖。其原因是：西域本身沒有原生文化；以後之佛教文化輸入中國，其文化已與中國同質，而喪失其民族思想之特色；也由於西域氣候土質變化太大，人口亦大量減少；而中國歷代仍契而不捨地經營。

相對地，由於佛教傳入中國，中國僧侶也提供了西域及南洋之地理、國情、民族采風錄等資料。這對唐以後的中國人，乃至全世界文化都作了無比的貢獻。 [34]尤其對於大乘佛教之持續發展，使中、韓、日三國都同時居於主導地位。

五、結論

宗教啟迪了人類文化，日本大和民族，為新興民族，其文化根基完全賴佛教之傳入，而中國文化才隨之而根植於日本。新興民族具有無限活力與銳氣，對於外來文化吸收最強。但移植之文化卻不如原生文化來得根深蒂固，而是表面的、堆積的。所以日本學者多名聞國際，但是思想家卻不多見。因為學術有利於集體研究、討論而發展。

而中國是有原生文化的民族，佛教的傳入只是添加了、補充了原有之文化而已。所以中國人重思想，思想是個人的、主觀的，不利於集體研究、討論發展。因為我們只能討論佛教的思想，但佛陀的思想，畢竟只是他個人的，而不是大家討論出來的。

因此，當代日本學者在佛學上有組織之集體研究下較為發達，也較有成就。近百年來，日本對於中國文化作了更多的反哺，佛教亦是其中之一。中國到日本留學學習佛學的，不絕於途；而卻沒有日本學生在中國學佛學的。其中原因固然很多。諸如，經濟、社會、政治等，但根本因素還是得歸之於原生文化與根植文化之特質所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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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植文化從量上、形式上，短期看是比較強；但從實質上、內容上，長期看，仍受到原生文化所影響。

或者我們可能問：西歐如日爾曼人不也是與大和民族為同一時期所發展出之新興民族嗎？他們也是沒有原生文化，為什麼也能產生許多思想家呢？那是因為歐州為大陸塊，更容易受文化思想之薰陶；而大和民族，孤懸海島，不容易受到大陸文化思想之薰陶。有如學中國語言，在日本學仍多是日本腔調，如在中國本土學，就會與中國人說得一模一樣。

我們甚至可以說，從中日所受佛教影響來看有所不同；也可以擴大來看，作為中日兩國在各方面發展不同之根本原因。換句話說，我們只要瞭解到了中日所受佛教影響之所以有所不同；我們也就會瞭解今天中日在各方面之發展之所以不同的根本原因。

我們可以說：佛教傳入中日兩國，而有不同之影響，也就成為今天比較中日兩國發展之度、量、衡。

[1] 《左》，文，二；《左》，成，十三。

[2] 如“OM”一字，原是印度人《愛陀奈耶梵書》（Aitareya 5, 32）書中所載，為諸神之祭司，與神溝通的信號，中文譯為「唵」，猶太教系之基督教、回教譯為「阿們」。印度之梵天（brahma）係來自宗教之祈禱（b.rh）。中國最早之文字──早骨文，最早之經書──《易經》，是因祈禱、卜筮而生，諸如天「-」，人「」，祖「」等。中國人奉天、祭祖、形成儒家思想就是這樣產生的。至於現存於世界上偉大精心之藝術作品，無論音樂、建築、雕刻、繪畫，大都表現在宗教上，唯有宗教虔誠的藝術家，才能創造得出那些不朽的藝術，諸如印度之寺、塔，中國之石窟，日、韓現存之古代寺廟，以及羅馬教廷之石刻、壁畫等。一部世界藝術史如果沒有宗教藝術，藝術史是極為貧乏的。

[3] 日本大和民族接受了中國及佛教文化便有了「大化革新」，本文後有詳文討論。歐洲北蠻、日耳曼人接受了羅馬帝國文化之後，於九世紀初有查理曼（Charlesmagne）建立歐洲最大之帝國。十世紀東法蘭克王國的國王鄂圖一世（Ottc Ⅰ）在羅馬接受教皇加冕，改國號為神聖羅馬帝國（Holy Roman Empiri）。中國元、清兩朝之蒙、滿兩族受中原文化後所締造之帝國，聲威遠播，自不必提。就是隋、唐之開國者，也都是胡人或漢化了的胡人。「隋之祖先既仕於胡族，居於胡地，當然為胡化之漢人，故楊堅之胡姓為『普六茹』....隋皇之母系則為胡族。....唐皇室父系、母系與胡族有關係....至於唐皇室之母族之明證更多。」見鄺士元著《國史論衡》冊1，頁372～頁374，臺北：里仁書局。就以台灣原住民為例，1950年代尚在狩獵，穿丁字布之草萌期生活，迄今四十年來，經過中華民國政府之教化，山地同胞已人才輩出，無論在科學、藝術、運動，以及行政工作上都極為優秀。這些都說明了，新興民族一旦接受教化後，一般說來，較之古老民族具有更大的活力、與開闊的心胸。

[4] 林明德著《日本史》。臺北：三民書局，頁4～頁6。

[5] 《東初老人全集》之二《中日佛教交通史》，頁72～頁73。臺北：東初出版社，民國74年4月再版。

[6] 汪公紀著《日本神話》上古篇，頁24。聯合出版事業公司出版，民國75年3月第四次印行。

[7] 同注4，頁24～頁25。

[8] 同注5，頁89，引根辻善之助之《日本文化史》。

[9] 同注5，頁77。並於頁79～頁80詳列有「日本上古時代漢人歸化日本系統表」，有秦、漢、吳、魏之皇室後歸化日本後之日本姓氏，計四十二家。復據源光之《大日本史氏族志蕃別》漢士傳載，漢靈帝之苗裔歸化日本者就有「坂上」、「山口」、「高田」....等三七氏。

[10] 《日本書紀》、《古事紀》都是八世紀初所撰，分別完成於720、712年。只不過一種傳說而已。

[11] 同注6，頁15～頁21。

[12] 漢武帝於元溯元年至3年（前128～126年），派衛青三次北伐，復於元狩元年（前122）、元狩4年（前118年）派霍去病與衛青打垮了匈奴的勢力，到了翰海（戈壁）舉行了「封、禪」禮。東漢和帝永元3年（91年）派大將軍竇憲北伐大勝，南匈奴降，徙居塞內，為五胡亂華之禍首；北匈奴竄入北歐、東歐，成為西羅馬之禍根。見鄺士元著《國史論衡》冊1，頁199～頁203，里仁書局。

[13] 參見拙著《中印佛學之比較研究》，頁363～頁366。中央文物供應社發行，民國75年出版。

[14] 乃魏晉南北朝劉宋時代（420～479年）曇濟所著：即本無宗、本無異宗，即色宗、含識宗、幻化宗、心無宗、緣會宗。前本無宗、本無異宗合為一家。參閱注[13]，拙著《中印佛學之比較研究》頁366。

[15] 南齊書周顒傳，吉藏大師《大乘玄論》卷1，《二諦義》卷上。《大正藏》冊45，頁24下。

[16] 道安（372～434年）對佛教中國化之格義佛教極有貢獻；道生（372～434年）對佛教中國化之般若思想、禪觀思想極有貢獻；僧肇（405～409年）將道家思想與般若思想會通，對三論宗之思想啟發很大；謝靈運為南朝宋武帝（420～422年）在位時之太尉參軍，著有《辨宗論》，以孔子之學為漸，佛學般若為頓，多發揚生公之頓悟義。居士佛學家對儒、佛之融和很有貢獻。參見湯予彤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下冊，頁179～頁181。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17] 《大正藏》冊55，頁150上。至法經等人所撰之本目錄，連以隋前歷代所撰計30種之多，僅南齊建武（494～497年）僧侶所撰《出三藏記》十五卷尚存，餘均不傳。見釋道安著：《中國大藏經雕刻史話》，頁190～頁192。中華大典編印會出版，民國67年印行。

[18] 除白馬寺外，山西省、趙城縣，後漢建和年間（137～149年）光林寺，（今之天寧寺）雖經歷代修建，而其形式、浮雕仍具印度建築特色。

[19] 中國哲學發韌於《易經》與道家思想，故中醫無論診斷、治療，都是根據陰陽之理、五行之平衡。五臟六腑各配以五行，經絡貫通手足，各有三陰三陽。

中國藥學《本草》一辭，首見於漢書《郊祀志》，成帝建始2年（前31年），令供奉內廷之「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詔七十餘人皆歸家」，為中國集體研究藥學之始。《神農本草經》實成書漢代，傳至南北朝時始有手抄本。與陶弘景之校定與集經本。其他如東漢會稽真人魏伯陽之《參同契》，以及晉葛洪之《抱朴子》兩書均可佐證。

[20] 《日本書紀》，推古天皇32年9月條。

[21] 《後漢書》卷40〈輿服志〉下。宛井小太郎著《日本儒教史》頁32。

[22] 同注5，頁114～頁115。

[23] 同注5，頁147～頁151，頁154～頁163。

[24] 同注5，頁146～頁147，頁164～頁169。

[25] 同注5，頁143～頁145，頁164～頁170。同見本宮秦彥著《日華文化交流史》，頁81～頁84。

[26] 同注5，頁152～頁153，頁263～頁267，頁258～頁262。

[27] 見《續日本紀》，寶龜9年12月賡宣條。宋越倫著，《中日民族文化交流史》頁133。

[28] 白雉4年（653年）道昭見隆化寺慧可之法嗣孫悲滿，天平8年（736年）道叡常參神秀法嗣普寂；最澄於台州禪林寺學牛頭禪。以上見《中日佛教交通史》頁424所引《元亨釋書》「三國佛教傳通緣起」。

[29] 《宋高僧傳》卷14，揚州大雲寺鑑真寺。關野貞博士〈西遊雜信〉（《建築雜誌》384號）。其另文〈洛陽龍門盧舍那佛大石像〉（《帝國大學新聞》117號載）。

[30] 見《求法高僧傳》，《大正藏》冊51，頁1～頁12。

[31] 同注12，《國史論衡》頁510。又根據清代所編纂之《全唐詩》共錄2300多家，48900餘首，其他可想而知。

[32] 劉大杰著《中國文學發展史》中，頁21、頁32～頁45。

[33] 中國民間劇團至今仍供奉唐玄宗神位，為劇團之守護神。並自稱為「梨園弟子」。

[34] 同注5，《中印交通史》頁408～頁414。主要提出四點：（1）為海外華僑開發之先鋒，（2）為史地學之鴻寶，（3）為文化傳播之先驅，（4）為中印文化溝通之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