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居士佛教

提要：

本文主在以明末居士之分布地區、功名地位，與僧侶之關係，與理學家之觀係，修行分類，所持奉之佛教典籍，所受之政治迫害及其佛學著作等八種方式，以統計資料來具體分析明末居士佛教在時代中之影響，從而也反應出了明末政治、社會環境。當時，中國佛教界流行著禪、淨、密、律合一思想，此一傾向，一直支配著現代中國之佛教。不過影響當時居士界最大的為祩宏大師，主倡禪、淨並重，戒殺、放生，正修因果，對當時社會具有很大之安定作用，也是居士會在當時蓬勃發展的主要原因。

一、緒論

佛教在中國，自從宋室南遷（一一二七）之後，漸漸式微，尤其經元朝蒙古族的統治（一二八Ｏ～一三六七），明朝開國君主朱元璋，雖曾做過沙彌，並未把佛教特別重視，以致到了一四二五～一五六七的百餘年間，佛教的人才奇缺，勢力不振，直到明末的萬曆（一五七三～一六二Ｏ）年間，始有復甦的氣象。此乃由於僧侶人才的出現和居士佛教的活躍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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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居士人才的考查而言，明末的時代，極為隆盛，清朝的彭際清（一七四Ｏ～一七九六）所編的「居士傳」[1]，共計五十六卷，自三十七至五十三卷，為明代居士的傳記，其中只有四人是萬曆以前的人，其他的有六十七人的正傳及三十六人的附傳，均屬於萬曆年間以至明朝亡國期間（一五七三～一六六一）的人物。也可以說，當時的中國佛教，既有了僧侶人才的輩出，也有了居士人才的陪襯，所謂紅花綠葉，正因為有了許多傑出居士的護持三寶，僧侶佛教也顯得非常活躍。

明末的居士，以他們的社會地位而言，大多數屬於士大夫階級，以讀書而為官吏，乃是當時唯一的最好出路。由於他們是為考官吏的資格而讀被政府指定的儒書，所以他們的思想背景，是站在儒家的立場，甚至有人受了朱熹（一一三Ｏ～一二ＯＯ宋朝的儒家大學者）學說的響，原來是反對佛教的。信佛之後的居士們，大多仍出入於儒、釋、道三教之間，往往以儒家的孔、孟言論來解釋或說明佛教的經典。有人把學問分成二門，一為經世的，一為出世的，儒為經世之學，佛為出世之學[2]。另外有些居士，以儒者的基礎，學長生不死的仙術，再轉而學佛[3] 。因此，明末居士的思想，富有儒釋道三教同源論的色彩，是無法否認的事實。此在當時極負盛名的幾位佛教僧侶的著述中，也可看到同樣的傾向[4]。

以地理的分布言，明末的文化中心，隨著政治勢力的消長而向南方遷移，明末的名居士，大多出生於黃河以南尤其是長江以南，北方的居士甚少[5]。當時的儒家學術的中心也在這個區域。特別是王陽明（一四七二～一五九二）學派的活動，給佛教的影響很大。中國的儒家學者，不論是激進派如朱熹之徒，或溫和派如王陽明，在基本觀念上，都是不贊成佛教的。但是王陽明的思想，取自佛教者不少，故到他的第三代學生之中，也有好幾位傑出的人物，在發揚儒家教義的同時，信奉佛教，傳播佛法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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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之所以能夠吸引讀書人或士大夫來信奉它，主要的還是由於學術研究的公開，中國史上雖曾有過禁止佛教與摧毀佛教的政治行為，但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那是幾次極其短暫的事件而已，儒家雖站在反對佛教的一邊，卻未以政治手段壓制佛教。因此，不論你贊成或反對，均有自由研究佛教及閱讀佛書的機會。在明末的居士之間，最受重視的佛教經典，有「金剛經」、「阿彌陀經」、「法華經」、「華嚴經」、「楞嚴經」、「心經」、「圓覺經」、「四十二章經」、「遺教經」、「六祖壇經」、「五燈會元」以及「大乘起信論」等。最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居士之中，除了誦經、念佛、參禪之外，也重視持咒，最流行的咒文，是「準提咒」，且有結社持誦它的風氣[7]。

事實上，當時的中國佛教界，就是流行著禪、淨、密、律等，諸宗合一的思想，當時這一思想的代表人物是蕅益智旭大師（一五九九～一六五五）[8]。迄目前為止，中國佛教仍然受著這一傾向的支配，不像日本的大乘佛教，主要的雖從中國傳入，他們的各宗之間是保持著嚴密界限的，近世的中國佛教則不然，禪宗寺院的僧侶可至律宗寺院求戒，任一宗的僧侶均可修淨土宗的念佛法門，也可持誦密宗的咒文。因此，明末的居士們，大多是他們自己接觸到了佛教的書籍及修行方法，進而訪問當時的高僧，求取更深入的認識和體驗。

當時對於居士界影響力最大的，是雲棲祩宏大師（一五三五～一六一五）[9]，他的思想背景是屬於華嚴宗的，而他極力主張「參究念佛」，原則是禪和淨土並重並修，但仍側重於念佛法門。所以當時的居士們，以念佛為主要的修行方法。同時由於雲棲祩宏是中國佛教史上，提倡戒殺、放生運動之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高僧，所以當時的居士之中，組織放生會，撰寫有關放生理論的文章，設置放生池的，大有人在。此與現代西洋人士的保護動物運動的主旨，頗有不同，保護動物是基於人道主義的同情心；戒殺和放生則除了是出於同情心之外，尚有因果報應的信仰原則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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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大乘佛教思想，有「空、有、真常」的三大系統，傳到中國的，也有三大系統，到了明末時代，空的思想未見發揚，唯王陽明的第三代學生李卓吾（一五二七～一六Ｏ二）是以空宗為歸的，[10] 而他所見的空，不過是理論的禪，中國禪宗的根本立場，是屬於「真常」的系統。因為明末的禪宗學者，大多流於虛浮圓滑的空談理論，當袁中郎（一五六八～一六一Ｏ）初與李卓吾接觸而進入佛門，後來發覺此種空談，不切實際，很容易由於空談本源清淨的佛性，或者僅知道一些例如呵佛罵祖的公案而不實際修行，結果便形成了否定因果的外道邪見，袁氏因李氏而信佛，後來袁氏則極力提倡淨土的念佛法門[11] 。有宗的思想，在明末時代，也很晦暗[12]。說得更明顯一點，明末的佛教界，不論僧俗，是以念佛法門為修行的主流，禪的修行乃居於次要的位置，禪的精神卻是明末佛教的支柱。不論淨土與禪，均屬於「真常」的系統。

明末的居士之中，也有富於道教色彩的人物，例如袁了凡其人，是由於雲谷法會禪師（一五ＯＯ～一五七九）的接引而入佛門，他的「功過格」思想也與佛教因果報應的觀點一致，但他積十年的歲月，行三千善功，目的在修成道教的仙人，也在佛前發願，求諸佛及聖賢們賜給他神丹或仙草，使他在此世間活得更長一點，以便救度眾生[13] 。類似這種思想，分明是以道教的神仙信仰為基礎而來修學佛法的。

明末的居士們，並沒有他們的獨立組織，來作為他們宗教活動的機構，結社修行[14] ，也不過是約集了數位同，在一處定期修行，並不對外活動，所謂放生會[15] ，也不是組織，僅是將這個名目來向人籌款，購買生物釋放，或鑿一口池塘來給人家買了水族類生物來放養而已。居士們除了通常的修行之外，也熱心對於貧苦者的救濟、獄中囚犯的教化[16] ，尤其當他們在擔任地方官的時候，注意減稅[17] 、減刑[18] ，以及興建便利民眾生活的設施。

不過，明末的中央政府，並不理想，凡是忠貞耿直之士，往往會遭到殺身之禍。所以明末的居士，死於政治迫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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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好幾位，例如李卓吾以七十六歲高齡，被逮後，自殺死於獄中。周景文（？～一六二六）被宦官魏忠賢（？～一六二七）處死。事態較輕的，則有被革職歸故鄉的，也有自動以疾病作藉口而辭職隱居的。到了明朝滅亡，清朝政府勢力南下之時，又有好多正在做官或剛退官而忠於明朝的居士們被難身死[19]。故也可以說，除了由社會文化的自然發展，而有了若干儒家及道教學者，轉入佛教，另外兩個顯著的原因，應該是：(1)由於宋明儒家的抬頭，給了佛教的大刺激，所以有雲棲祩宏、紫柏真可（一五三四～一六Ｏ三）、憨山德清（一五四六～一六二三）、蕅益智旭（一五九九～一六五五）等傑出僧人，被後人稱為明末四大師的出現，使得士大夫階級的讀書人，向心於佛教。(2)由於中央政府的腐敗，使得人民體會到生命財產的沒有保障，故以佛教的因果觀來解釋他們的命運，並且求於此身死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這可能是居士佛教在明末時候，蓬勃發達的幾個主要因素。

現以『居士傳』卷三十八至五十三所列明末諸居士作研究的資料依據，從不同的各種角度，加以分析與整理，作成統計式的報告如下。

二、明末居士的地理分布表

省別	人數	人　　　　　名
江蘇	31	嚴敏卿、殷時訓、陳廷裸、顧清甫、管登之、焦弱侯、瞿元立、王弱生、王宇泰、董元宰、袁了凡、趙凡夫、劉玉受、王孟夙、丁劍虹、朱白民、莊平叔、黃子羽、錢伯轀、吳瞻樓、王先民、陳用拙、周景文、姚孟長、徐成民、蔡維立、黃介子、黃蘊生、張大圓、蔣虎臣、嚴　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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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17	陸與繩、唐體如、戈以安、郝熙載、吳大恩、朱元正、虞長孺、莊復真、鮑性泉、陶周望、唐宜之、朱兆隆、黃元孚、聞子與、馬邦良、虞僧孺、陶奭齡。
湖北	6	鈞伯敬、袁伯修、袁中郎、袁小修、金正希、熊魚山。
河北	4	朱　綱、劉通志、杜居士、崔應魁。
江西	4	王道安、楊邦華、曾端甫、黃元公。
安徽	4	薛云初、程季清、孫叔子、吳用卿。
四川	3	趙大洲、黃平倩、劉長倩。
廣東	2	楊貞復、駱見於。
河南	1	郭大林。
湖南	1	蔡槐庭。
雲南	1	周楚峰。
福建	1	李卓吾。
不詳	3	張　愛、溫月峰、李　生。
合計	78

從上面統計表，可以明白，明末的居士，集合十二個省籍，總共七十八人，以江蘇省的人數最多，其次是浙江省，可知當時中國的文化中心，也是中國佛教的舞台，是以江南的江浙兩省為重鎮。另外尚有一位江蘇籍的錢牧齋謙益居士（一五八二～一六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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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未被『居士傳』的作者列入，他與明末四位大師的關係也很接近[20] ，可能是由於在他歿後百年，乾隆皇帝將錢謙益的著作，列為禁書，他的名字也被從清代所著的史書中抹除，明史之中，未為其立傳，卻在卷第三百八列傳一九六『奸臣列傳』周延儒與溫體仁的傳記中，記述了不少有關於錢謙益的資料。[21]

『居士傳』所列明末的居士們，既以江蘇及浙江兩省的人為中心，當時的中國佛教，也是以江浙兩省最繁榮，乃至迄於清末民初，中國佛教的著名寺院數量與僧民數量，乃以江浙兩省居其首位。

再看這些有名的居士們，多半是有功名的士大夫階級，故對當時社會風氣的影響力很大。

三、明末居士的功名地位表

功　　名	人數	人　　　　　名
進士第一	2	焦弱侯（焦竑）、朱兆隆。
進士	30	王道安、黃元公、趙大洲、黃平倩、嚴敏卿、殷時訓、陳廷裸、王弱生、王宇泰、董元宰、丁劍虹、周景文、姚孟長、蔡維立、張大圓、蔣虎臣、嚴　拭、陸與繩、虞長孺、陶周望、馬邦良、蔡槐庭、楊貞復、鈞伯敬、袁了凡、袁伯修、袁中郎、袁小修、金正希、熊魚山。
舉人	2	劉長倩、王孟夙。
諸生	10	楊邦華、顧清甫、管登之、劉玉受、朱白民、黃介子、唐體如、郝熙載、朱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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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生	1	王先民。
秀才	1	黃蘊生。
隱士	1	杜居士。
國子監	1	殷士訓。
右都御史	1	王宇泰。
禮部尚書	1	董元宰。
刑部主事	1	李卓吾。
知府	3	瞿元立、李卓吾、管東溟。
知縣	2	袁了凡、錢伯轀。
中官	1	張愛。

以上表可見，七十八名居士之中，竟有五十位是功名中人，此僅限於『居士傳』的資料所見，若另以他項史料來作進一步的查考，可能另有新發現。如今所見的明末諸居士，只有二十八位，不知其功名地位，然據『居士傳』的取捨標準而言，他們也決不是白丁。飽讀詩書的知識份子，似乎是『居士傳』的作者對居士佛教的一個默契性的要求。

四、明末居士與僧侶關係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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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　　　　　名	人數	親近僧侶的居士姓名
雲棲祩宏（一五三五～一六一五）	24	王道安、嚴　澂、戈以安、孫叔子、唐體如、郝熙載、蔡槐庭、虞長孺、黃平倩、鮑性泉、陶周望、唐宜之、王平仲、王弱生、王孟夙、丁劍虹、朱白民、黃元孚、聞子與、黃子羽、陳用拙、周景文、馬邦良、莊復真。
紫柏真可（一五四三～一六Ｏ三）	4	陸與繩、董元宰、馬邦良、陳伯貞。
雲谷法會（一五ＯＯ～一五七九）	3	顧清甫、鮑性泉、袁了凡。
憨山德清（一五四六～一六二三）	3	顧清甫、聞子與、朱白民。
密　　藏 幻　　余	2	瞿元立、董元宰。
聞谷廣印（一五六六～一六三六）	1	王孟夙。
高原明昱	1	王宇泰。
一雨通潤（一五六五～一六二四）	1	王先民。
鶴林大寂（？～一六三Ｏ）	1	陳用拙。
散木	1	鮑性泉。（案散木即是曹洞宗東越雲門寺住持湛然圓澄）
雪嶠圓信（一五七一～一六四七） 博山無異（一五七五～一六三Ｏ）	1	程季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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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平法主 蕅益智旭（一五九九～一六五五）		程季清。
漢月法藏（一五七三～一六三五）	4	蔡維立、劉長倩、黃元公、熊魚山。
大樹弘證（一五八八～一六四六） 問石弘乘（一五八五～一六四五） 頂目弘徹（一五八八～一六四八）	1	劉長倩。
密雲圓悟（一五六六～一六四二） 徑山通容（一五九三～一六六一） 無明慧經（一五四八～一六一八）	2	黃元公、黃介子。
廬山宗寶	1	金正希。
靈巖繼起	3	金道照（女）、張大圓、熊魚山。
華山蘗菴	1	金道照（女）（案蘗菴即是熊魚山出家後的法號）
靈隱巨德	1	金道照（女）。
碩機弘聖（？～一六五八）	1	張大圓。
博行乾（一六Ｏ二～一六七三）	1	蔣虎臣。

以上所舉二十八位僧侶的名字之中，以蓮池大師雲棲祩宏的影響力最大，有二十四位居士，受過他的指導教化。他不是一位作研究工作的佛教學者，而是一位涉獵三藏教典並且兼通儒道之學的修行者，重視律儀，鼓吹『梵網菩薩戒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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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對律藏未作精到的探究。教理源出華嚴宗的系統，也未有獨到見地的著述。行持以西方的彌陀淨土的法門為指歸，著有一部『彌陀經疏鈔』而被後代的淨土宗徒尊為蓮宗第八代祖師，同時又提倡「參究念佛」，主張禪淨合一，集有『禪關策進』一書，對於中國明末以來的禪林行者，有極大的影響。從他所作『竹窗隨筆』一書，可以看出祩宏的學殖豐富，兼理內外，老莊乃至天主教，護教弘法之心，非常急切。又從他所輯的『緇門崇行錄』一書，可以看出，祩宏重視緇流的實行實修，遠過於對經教的理論鑽研。著重實際生活中的威儀細節，細入牛毛，也著重對於忠君報國、待人接物、濟物利生、因果報應、修持感應等信念的闡揚，可謂不遺餘力。唯有這樣的一位大師，始能受到當時眾多居士的崇敬和親近，若僅以學問藝術及事業為專長的僧侶，不會得到居士群的擁戴，最多將之視為方外的朋友不會為之心折。僅重於禪修或持戒念佛的僧侶，雖受尊敬卻不會被居士們奉為指迷的良師。唯有像蓮池大師這樣的高僧，始能受到眾多士大夫居士們的親近承教。因此，祩宏的佛教思想及其修持觀念，便成了明末居士群的主要標榜，此一趨向直到清末民初，歷久不衰。

明末的居士們，多半是與某一位高僧之間有關係，也有幾位居士和數位同時代以及兩代的高僧之間有酬對。當然，未見於『居士傳』的明末其他僧侶，未必即與這些居士們之間沒有來往，但他們對於當時的士大夫階級的居士們，並未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力，當是可想而知的事。

五、明末居士與明代理學家的關係

明末居士，有兩大類型，一類是親近出家的高僧而且重視實際修行的，另一類則信仰佛法，研究經教卻未必追隨出家僧侶修學的讀書人，第一類型的暫且不提，第二類型的居士，大抵與陽明學派有關，所謂左派的陽明學者，便是理學家之中的佛教徒，而且這一批居士對明末佛教的振興，有其不可埋滅的功勞。現在根據『居士傳』所見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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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介紹他們的姓名及與理學家的關係如次。

姓　名	與理學家的關係	居士傳
李卓吾	其學不守繩轍，出入儒佛之間，以空宗為歸，於時諸老師，獨推龍谿王先生近谿羅先生，嘗從之論學。又嘗與耿天臺、鄧石陽，遺書辨難，反復萬餘言，抉摘世儒情偽，發明本心，剝膚見骨。	卷四十三
管志道	管登之名志道，太倉人，學者稱東溟先生，為諸生，薦學力行，隆慶知府建中吳書院，以登之為師。（管氏乃是王陽明的第三代，其關係為王陽明—王心齋—耿定向—管志道）	卷四十四
楊貞復	復早歲讀書白門，遇建昌黎允儒，之言學有省。允儒者，近谿羅氏弟也。其後貞復官京師，近谿適至，受業稱弟子。時執政者不悅學，近遂南歸。貞復歎日：『吾師老矣，者不盡其傳，異時悔可及乎？乃移歸，依近谿以卒業焉。	卷四十四
陶周望	與同官焦弱侯，相策發，始研求性命之學。已而請假歸，過吳江，與袁中郎論日。上剡溪，謁周海門，參叩甚力。每自撫膺曰：「此中終未穩在。」一日讀方山『合論』，手足忭舞，語弟奭齡曰：「吾往者空自生退屈也。」海門嘗致書詰其所得。	卷四十四
殷時訓	名邁，號秋溟居士，應天人也，早歲肄業南京國子監，與江西何善山遊，聞陽明王子之學。又受教於司業歐陽南野。	卷四十四
焦弱侯	弱侯初弱侯師事耿天臺、羅近谿，已而篤李卓吾，往來論學，始終無間，常覽群書，卒歸心於佛氏，天臺嘗引子斥佛語以相詰，弱侯復之曰：「淳斥佛，大抵謂出離生死、為利心。……」	卷四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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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元立	元立受業於管東溟，學通內外，尤盡心於佛法。	卷四十四
嚴澂	師事管東溟，傳其學。既又與瞿元立參究宗乘。	卷四十
袁中郎	初學禪於李卓吾，信解通利，才辯礙，已而自驗曰：「此空談，非實際也。」遂回向淨土。	卷四十六
蔡維立	維立少好陽明子之書，萬曆四十七年成進士，授杭進推官，尋遷禮部主事。崇禎初由主客郎中，出為江西提學副使，發明良知之學。
金正希	初好陽明、近谿之學，為文洞達本源。	卷五十二

以上所舉見於『居士傳』的記載的，共有十一位，另於『居士傳』中有傳，卻未提及係理學家出身者，例如趙大洲貞吉居士，乃是王心齋的再傳、王陽明的四傳，他是徐樾的學生。並在『明儒學案』之中，即錄有『趙大洲貞吉先生』的學案。他在當時的儒士之間，擁有很高的影響力。另外又有陶周望、焦弱侯、金正希等三位居士，也在『明儒學案』中可以讀到他們的事蹟和學術思想的介紹。[22]

從以上的表中所列，見到的理學大家的大名，除了已成佛教的居士之外，共有王陽明、王龍谿、羅近谿、耿天臺、鄧石陽、黎允儒、周海門、何善山、歐陽南野等人，也就是說，明末的這幾位居士，與理學家的淵源特深，尤其是與陽明學派的關係最為密切。

以上諸位儒者身份的居士，有的是與僧人做朋友，比如李卓吾嘗薙髮、去冠服、居禪院，出家而不受戒，後來再度被冠服，恢復儒士身份[23]。金正希延請盧山宗寶禪師，禮之閉關，相對作『斷五欲說』[24]。瞿元立與密藏及幻余二位僧侶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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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為了籌刻徑山藏大藏經而結合的道友[25]。不過也有的是以儒者身份，師事僧侶的例如陶周望晚年參禮雲棲祩宏蓮池大師，受菩薩戒[26]。蔡維立去官家居時，往來鄧尉，參三峰的漢月法藏，有省，而作『三頓棒』頌云： 「原來佛法無多及，三頓三拳已較多，悟去即今便一掌，錯向高安參老婆。」[27]

六、明末居士的修行分類

明末的中國佛教，大抵是學與行並重兼顧的，在行持方面以禪行及淨土行為主流，淨土行者尤佔多數，持咒、誦經、禮懺，則為副行，但也有人是禪淨兼修，也有人是先參禪而後專精於淨土念佛的。現舉其人名及其所修的法門，列表如下：

禪行者	12人	殷時訓、朱元正、楊貞復、陶奭齡、朱兆隆、董元宰、程季清、劉長倩、黃元公、黃蘊生、金正希、莊虎臣。
淨土行者	28人	嚴敏卿、楊邦華、孫叔子、朱綱、郭大森、劉志通、郝熙載、杜居士、吳用卿、張愛、陳廷裸、虞長儒、黃平倩、鮑性泉、唐宜之、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丁劍虹、黃元孚、聞子與、吳瞻樓、王先民、陳用拙、駱見於、周景文、馬邦良、黃元公之母。
修念佛三昧者	6人	王道安、陸與繩、唐體如、蔡槐庭、焦弱侯、王孟夙。
禪淨雙行者	5人	嚴敏卿、嚴澂、陸與繩、顧清甫、朱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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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禪後淨土者	8人	王道安、虞長孺、鮑性泉、陶周望、焦弱侯、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

其他尚有由學道家而入禪門，又從禪門轉入念佛行者，莊復真便是一例。又有儒道釋三教並修兼重，則為管志道、趙大洲、王弱生、曾端甫等人。又有以儒家為基礎，以道家為附從、以佛教為究竟者，則為袁了凡等輩。另有從修道家長生之術而修念佛三昧者則如朱白民等。

由於宋以後的禪宗流於泛濫不拘，沒有一定的準則作為修持的依憑，徒逞口舌機鋒之能，與實際的宗教修養了不相關，所以初接觸時，確有與人以清新活潑之感，處之日久，若無真明眼人指導，又無恆心苦參十年八年的工年，禪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所以晚近以來的中國佛教徒，多以仰信彌陀願力，祈求往生西方淨土，從宗教修養及宗教心理而言，這是正確和正常的現象。

七、明末居士所依用的經論疏鈔等佛教文獻

佛教的三藏教典，雖稱浩瀚，被歷來的佛教徒們所常用常講和註釋的，卻並不這麼多。從『居士傳』的記載之中，見到明末居士們所常用並且被普遍重視的，僅有兩種，那就是『金剛經』和『楞嚴經』，現被三位居士以上所依用的經論及其居士的名字列表如下：

金剛經	孫叔子、張　愛、殷時訓、周楚峰、蔡槐庭、莊復真、唐宜之、朱兆隆、王宇泰、錢伯轀、蔡徐氏、黃元公之母、熊魚山。
楞嚴經	王道安、趙大洲、嚴道行、殷時訓、鮑性泉、管登之（志道）、焦弱侯、鈞伯敬、熊魚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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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經	朱元正、鮑性泉、王先民。
阿彌陀經	周楚峰、王孟夙、駱見於。
華嚴合論	鮑性泉、陶周望、董元宰。
準提咒	袁了凡、劉玉受、徐成民。

由此可見，影響明末居士的佛教信仰及作為修持指導的經論，不論對於淨土行者或禪者，力量最大而主要的是『金剛經』，其次是『楞嚴經』。本來，這兩部經典，是屬於禪宗，五祖六祖開始，以『金剛經』為依歸，唐末宋初開始，禪宗夾用教理，故對『楞嚴經』加以重視。明末的居士，以此二經為主，再以法華、彌陀、華嚴為附，即形成一代佛教的思潮。也可見到，思想的中心，仍是禪的精神，此又可從雲棲祩宏主張參究念佛、居士們修行念佛三昧者竟有六人，得到旁證，證明當時的佛教是以淨土為目標，卻以禪理作指針的。至於天台的法華、賢首的華嚴，並非思潮的主流，甚至僅與持準提咒的風尚相近。

另外從『居士傳』的記載中，一見或二見明末居士所用的經論語錄，則有『華嚴經』、『圓覺經』、『壇經』、『觀音經』、『心經』、『起信論』、『維摩經』、『梁皇懺』、『指月錄』、『宗鏡錄』、『五燈會元』、『彌陀疏鈔』、『三千佛名經』、『四十二章經』、『遺教經』、『般若經』、『大悲咒』、『往生咒』、『地藏經』、『大慧語錄』、『中峰語錄』等二十多種。由這些經咒論書及語錄，也可推知，在當時的中國佛教界，比較流行的修行依據，是以禪為主流的如來藏系統的思想為準，至於淨土思想，主要是以阿彌陀經為準，未及其他的淨土經典。拜懺或持咒，也是明末佛教的主要修行方法。例如杜居士、程季清、徐成民、虞長孺之重視禮誦懺法，吳用卿、黃晞、袁了凡、劉玉受、徐成民等持誦往生咒、大悲咒、準提咒等。此所謂雜行雜修的風氣，在當時想必相當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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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明末居士遭受政治迫害及與流賊相抗

明末的時代，政治並不清明，弄臣專權，賢明正直之士，大多不能見容於當令的權貴，因了政治的因素，被誣陷迫害的，不僅是政府的官吏、士大夫、讀書人，也波及到了佛門的緇素。高僧長老之中，即有遍融真圓、達觀真可、憨山德清等三位，受到了政治迫害[28]。『居士傳』中所載明末居士之中，至少也有十二人，遭受了政治的迫害，現在分別列表介紹如下：

姓　名	遭受迫害的事實	居士傳卷數
陳廷裸	名瓚，江南常熟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官刑科給事，劾罷嚴嵩餘黨，又請錄建言官刑科給事，劾罷嚴嵩餘黨，又請錄建言官刑科給事，劾罷嚴嵩餘黨，又請錄建廢斥者，杖六十，除名，家居，一意修西方淨業。	卷四十二
李卓吾	卓吾喜接人，來問學者，無論緇白，披心酬對，風動黃麻間。時有女人來聽法，或言女人見短，不堪學道。卓吾曰：「人有男女，見亦有男女乎？且彼為法來者，男子不如也。」既而黃麻間士大夫皆大噪，斥為左道惑眾，欲逐去之。……復為言官所劾，下詔獄，獄成勒歸原籍。卓吾曰：「吾年七十六死耳，何以歸為！」奪刀自剄死。	卷四十三
袁了凡	後七年，擢兵部職，方司主事，會朝鮮被倭難，來乞師經略，宋應昌奏了凡軍前贊畫，兼督朝鮮兵。提督李如松，以封貢給倭，倭信之不設備，如松遂襲，破倭於平壤。了凡面斥如松，不應行詭道，虧損國體，而如松麾下又殺平民為首功，了凡爭之強，如松怒，獨引兵而東，倭襲了凡，了凡擊卻之，而如松軍果敗，思脫罪，更以十罪劾了凡，而了凡旋以拾遺被議，削籍歸。	卷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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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景文	會魏忠賢擅權黨禍作，嘉善魏大中被逮過蘇，景文往餞之，與同臥起三日，旂尉屢趣，景文怒罵忠賢不已，旂尉歸，以告忠賢，御史倪文煥承忠賢旨，劾景文不當與罪人連姻，且誣景文署選郎時贓罪。忠賢矯旨削籍。......既至京，下詔獄，坐贓三千金，被考時大聲呼曰：「汝不畏天地耶，奈何必欲置吾輩死，天下忠臣義士多矣，汝能盡殺耶。」更極口罵忠賢，鎮撫官許顯純命椎擊其齒，齒盡落，顯純自起問曰：「復能罵魏公否？」景文噀血唾其面，罵益厲。遂於夜中潛斃之，明年莊烈即位，誅魏忠賢。……贈景文太常卿，謚忠介。	卷四十九
姚孟長	天啟五年，黨禍既作，孟長以母喪歸，給事中楊所修以孟長負東林望，劾為繆昌期死黨，遂削籍。崇禎初，起左贊善，再遷右庶子，日講官，又為溫體仁所嫉，左遷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平居歸。	卷四十九
黃元公	時，明政不綱，元公數上書當路，言寇禍，不納，遂披薙入廬山。……已而，南京立福王，大學士姜日廣藨起之，授儀制主事。我（清）兵下南京，元公方寓能仁寺，榜其名於門，遂被逮。大帥者元公同年友，論降不從，欲以善知識禮全之，亦不許，居獄中，作『明夷錄』，以見志，既大帥復遣騎諭降，不從，乃弔出通濟門外，過水草亭，元公北面叩頭，坐受戮，顏色不變，行刑者憚之，舉刀輒手顫墮其刀，易卒亦如之，元公厲聲曰：「何不刺我心？」刺其心，乃死。	卷五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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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介子	國變後，同縣人張大圓棄官歸，約介子俱隱，結白社，為終老計。介子不可，曰：「不舉事何以報國？不授命何以成人？」我師（清兵）下江東，江陰典史陳明遇等，起兵守城，介子與門人徐趨，集眾行塘應之，城陷逸去。已而事露見執，當事者欲輕其罪，以盜論之。介子不可曰：「毓祺（介子字）豈為盜者？」將刑，門人告之期，作絕命詞，遂取襲衣自歛，趺坐而化。	卷五十一
黃晞與 周氏	（黃介子的兒子）晞，亦繫獄，晞妻周氏當沒官，自縊不死，絕粒數日再不死，赴水不死，再吞金不死，自刎不死，終自縊而死。……晞被繫周日，誦大悲心咒，至死神氣不亂。	卷五十一
黃蘊生	崇禎十六年成進士歸，杜門不出。福王時諸進士悉授官，蘊生獨不起。南京城破，我師（清兵）至嘉定，士民共推前浙江右參政候峒曾為主。峒曾者元演、元潔父也。蘊生與昌全、雲蛟等並嬰城固守、且一月，大雨，城陷，峒曾挈二子沉於池，蘊生入僧舍，與淵耀相對縊。昌全、雲蛟並死之，昌全妻亦從死。
金正希	崇禎元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明年我師（清兵）薄京城，正希慷慨上言防禦策，薦布衣申甫，有將才，莊烈以甫為副總兵，募新軍數千人，改正希御史參其軍，既而甫出戰，沒於陳，正希言浸不用，遂謝病歸，後屢徵不起，家居益銳志學道。……順治二年，我師（清兵）破南京，詢諸州縣，正希率兵，扼險拒守，唐王在閩，授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進兵下寧國、旌德諸縣，我師間道襲破之，正希被執。途中與長兄書曰：「我家為王事勤勞，死者死得其所，即流離散亡者，亦流離散亡得其所。」……遂致命。	卷五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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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魚山	崇禎十三年，周延儒復相，舉錯失當，魚山疾延儒所為，因責。延儒所善，孫晉、馮元飆、吳昌時，令為延儒陳禍福，延儒日益盛。無何大清兵入塞，魚山條上六事不報，及畿輔被兵，詔許官民，得請見言事。魚山請以軍事見，遂言輔臣不稱職，專以情面賄賂用人，壤天下人心術，帝疑其有私，徵詰再三，命具本，本上，帝方倚重。延儒惡其言切，遂下錦衣衛，獄究，主使拷掠慘酷，魚山更盡摘發延儒所為奸利。……至午門杖一百，仍繫獄。魚山在獄年餘，以佛法攝獄中人。……再傳當受杖。……時惟默誦觀世音號，自一至百，血肉糜爛，弗覺也。……延儒得罪賜死，言官多救魚山者，不聽。刑部仍擬贖徒，復不許。時崇禎十六年也。明年遣戌杭州，三月抵戌所，而流賊（李自成）遂於是月陷京師矣！……唐王在閩，起魚山工科給事中，累官東閣大學士，以病乞體，寓汀州，城破遂為僧，更名正志，號蘗菴，得法於靈巖繼起禪師。	卷五十二

另有蔡惟立及劉長倩兩人，對於保衛社稷，抵抗流寇，抵死效忠明朝王統的紀載，也是可歌可泣：

「（崇禎）十六年，流賊陷陜西，惟立帥三千兵，拒賊河上，三敗之。而賊復自西安破榆林，逼太原，晉王手書召之還，賊遂渡河陷平陽，攻太原，惟立誓眾死守，巡按御史汪宗友，劾惟立不當歸太原，遂解職聽勘。或謂惟立曰：『事急矣，委之可也。』曰：『不可。』曰：『移鎮候代可乎？』曰：『不可。』賊使使招之降，斬其頭懸於城上。賊薄城，禦之，所殺甚眾。城陷，北向再拜，出遺表付使者，至三立祠，自縊死。」（『居士傳』卷五十一）

蔡惟立面臨的是流寇李自成，另黃子羽及劉長倩所面臨的則是流寇張獻忠，有關劉長倩的貞烈記載，則很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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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歸邛州，張獻忠陷蜀，群議乞降，長倩曰：『如何提筆寫得個降字。』被執，席地坐，罵不絕口，坐脫去。」

以上所介紹的居士們，與一般人士指摘信佛是消極或遁世的形象，完全不同，而他們都是忠臣義士和烈女，雖然信佛虔誠，且多有修持的體驗，讀到他們為了忠君報國雖死而謂死得其所的殉難事蹟，若有人再說佛教徒是遁世逃世的話，實在太不公平了。

明末社會多亂，朝廷也不算英明，尤其出了幾位嫉賢害能的輔臣，使得國事日非，賢良被禍。從上來所引的資料中，看到了嚴嵩餘黨、言官、李如松、魏忠賢、楊所修、同延儒等人的奸偽誣妄及無能，也見到了滿清大軍自東北南下之時，許多英傑之士，壯烈地殉國了，又見到流賊犯亂之際，佛教的居士之中，竟有三位是寧死不降的忠貞之士。

有一點是值得注目的，這些受到政治迫害的居士們，由他們所修行的法門以及所親近的僧侶而言，很明顯地，大多屬於禪行的系統。也可以說禪者大多有大丈夫氣，至少有豪傑之氣，故少想到私人一己的利害，義之所在，雖死不惜。

九、明末居士的佛教著作

明朝的朱氏王朝，共計二九三年，可是凡為重要的佛教緇素，幾乎全在明末的時代——自神宗的萬曆年代至明朝王統滅亡（一九七三～一六六一）的九十來年之間，明末的社會並不理想，但是文化發達，人才輩出，而形成新的力量，可能與西洋文化如天主教的入侵及北方民族的茁壯，流寇四起，戰禍與天災的連綿，有著很大的關係，使得民族精神自奮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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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心要求長治久安。此正所謂疾風勁草及亂世忠臣的寫照。

明朝的佛教著作，不論出於僧侶或居士者，凡有相當價值的，幾乎都在明末的階段。現在先將『居士傳』中列有傳記或見到名字者所寫的著作而被收在卍續藏經中的列表如下：

作　　　者	著　作　名　稱	卷數	作　成　年　代	現存卍續藏經
李卓吾（贄）	嚴華經合論簡要	4	不明	第七冊
	般若心經提綱	1	不明	第四十一冊
	淨土決	1	不明	第一Ｏ八冊
曾鳳儀	楞嚴經宗通	10	不明	第二十五冊
	楞伽經宗通	9	不明	第二十六冊
	金剛經宗通	7	不明	第三十九冊
	金剛經偈釋	2	不明	第三十九冊
王肯堂（宇泰）	成唯識論證義	10	一六一三年	第八十一至八十二冊
因明入正理論集解	1	一六一二年	第八十七冊
焦弱侯（竑）	楞嚴經精解評林	3	不明	第九十冊
	楞伽經精解評林	1	不明	第九十一冊
	法華經精解評林	2	不明	第九十三冊
	圓覺經精解評林	卷上	不明	第九十四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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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汝稷（元立）	指月錄	32	一六Ｏ二年作序	第一四三冊
嚴敏卿	『樂邦文類』序	1頁	不明	第一Ｏ七冊
莊廣還（復真）	淨土資糧集	8	一五九五年	第一Ｏ八冊
袁宏道	西方合論	1	一五九九年	第一Ｏ八冊

見於『居士傳』而未收於卍續藏經之著作則有：(1)趙大州的『二通』、『求放心齋銘』。(2)陸與繩的『刻五燈會元序』。(3)鮑性泉的『天樂鳴空集』[29]。(4)陶周望的『放生詩』、『放生解惑篇』。(5)瞿元立的『徑山藏導文』。(6)王弱生的『彌勒懺』。(7)袁了凡的『功過格』。(8)曾端甫的『通翼』、『護生篇』。(9)趙凡夫的『護生品』。(10)姚孟長的『佛法金湯徵文錄』[30]。以上這些作品的內容，雖其部份已無法找到然從篇名看來，大致可以明白。放生的運動，尤其是放生的風氣，非常普遍，從『居士傳』中看到除上面介紹的三位居士寫有放生的文章之外，尚有楊邦華、黃平倩、程季清、虞長孺、周景文等的放生事蹟，更有陳用拙創放生社、劉玉受立放生會，錢伯轀於臨終時飲放生池水等的記載。

另有未見於『居士傳』卻有重要著述被收入卍續藏經中的明末居士，在此也必須予以介紹：

作　　　者	著　作　名　稱	卷數	作　成　年　代	現存卍續藏經
錢謙益（牧齋）	楞嚴經疏解蒙鈔	36	一六五一～一六五九	第二十一冊
	般若心經略疏小鈔	2	一五九六～一五九八	第四十一冊
	紫柏尊者別集	4	一六六Ｏ	第一二七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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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兆恩	般若心經釋略	1	不明	第四十一冊
	般若心經概論	1	不明	第四十一冊
	金剛經統論	1	不明	第三十九冊
謝觀光	般若心經釋義	1	一五八七	第四十一冊
	般若心經釋疑	1	一五八七	第四十一冊
諸萬里	般若心經註解	1	一五七七	第四十一冊
何道全	般若心經註解	1	一六Ｏ九	第四十二冊
凌弘憲	楞嚴經證廣解點釋	10	一六二一	第二十二冊
陸西星	楞嚴經說	1	一五九六	第八十九冊
	楞嚴經述旨	10	一六Ｏ一	第八十九冊
夏樹芳	名公法喜志	4	不明	第一五Ｏ冊
楊起元	經摩經評註	14	不明	第三十冊
施堯挺	準提法要	1	一六一二	第一Ｏ四冊
謝于教	準提淨業	3	一六二三	第一Ｏ四冊
郭凝之	五家語錄（與圓信合編）	5	一六三Ｏ	第一一九冊
林弘衍	雪峰義存禪師語錄	2	一六二六散木序	第一二六冊
許元釗	雲門麥浪禪師宗門設難	1	一六二Ｏ	第一二七冊
朱時恩	佛祖綱目	42	一六一Ｏ～一六三一	第一四六冊
	居士分燈錄	2	一六三一	第一四七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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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承埏	八十八祖道影傳贊補	4	不明	第一四七冊
陶明潛	先覺集	2	一六一二	第一四八冊

我們可由本節前後兩張表格中的資料看出，『居士傳』的作者彭際清，對於明末居士之有重要的佛教著述者，僅錄用了七位，漏列的則有十八位之多。『居士傳』的撰述，據其「發凡」中自謂： 「是書始事於庚寅（一七七Ｏ）之夏，削稿於乙未（一七七五）之秋。」乃是十八世紀七十年代的事，他卻忽略了許多活躍於十六及十七世紀之間的居士們的事略及對佛教文化所作的貢獻，其原因何在？不得而知。[31]

綜合『居士傳』及卍續藏經所收明末居士們的佛教著述的書目看來，關於『心經』的計七種，關於『楞嚴經』的有六種，有關『金剛經』的計三種，關於淨土行的計四種，關於禪史傳記及禪門語錄的合計九種，至於其他如『華嚴』、『法華』、『圓覺』三經，僅各有一種，『唯識』、『因明』也各一種，關於『楞伽經』則有兩種。

以此可知，明末的居士，思想的指導，是以『楞嚴經』、『心經』、『金剛經』為主。宗教精神的支持，則淨土的勢力雖強，靠向禪的力量也是很強，對於多數的知識份子，禪的魅力，始終不竭。所以雲棲祩宏，被後世尊為蓮宗八祖，在其當時，亦被稱為「蓮池禪師」。[32]

後記　本文初稿發表於一九七八年九月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召開的國際佛教學研究會第三次大會，定稿完成於一九八Ｏ年十二月二十日在紐約的禪中心。此期間由於每三個月即往返台灣與紐約一趟，雖將初稿經常攜來帶去，終以事忙，未及完稿，現在為了華岡佛學學報的第五期出版，在禪講之間抽出一週的時間，將之整理完成。在我以往各稿之中，這是一篇最難產的東西了。

The Buddhist Laity in Late Ming Dynasty

Rev. Shih Sheng-y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