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評介－中國佛教思想之形成 第一卷

日本的中國佛教史研究，可大別為三個部門：一為通史、一般史的研究，二為思想史的研究，三為傳譯史的研究。在通史、一般史方面的著作，自一九六八年塚木善隆先生的「中國佛教通史」(第一卷)出版以後，近年續有橫超慧日先生的「北魏佛教之研究」(一九七○)、牧田諦亮先生的「五代宗教史研究」(一九七一)二書相繼問世。又在傳譯史方面，有宇井伯壽博士的遺著「譯經史研究」(一九七一)由岩波書店刊行。至於思想史方面，則玉城康四郎博士的「中國佛教思想之形成」(第一卷)一書，可說是近幾年來不可多見的佳著。

本書準備寫成三卷，對東晉以至隋唐的中國佛教思想的形成過程，從各種角度來加以分析究明。佛教入華迄今，歷時將及兩千年，作者略去西晉以前的三、四百年不談，又撇開五代以後的一千餘年不述，只考察其中間的五、六百年，實因中國佛教思想在這數百年中形成，在此以前無思想可言，在此以後無進展可說的緣故。梁啟超說：「中國佛法確立，實自東晉」，宇井伯壽說：「中國佛教理論方面的發展，可以說在唐玄宗、肅宗之間，其重要部分就已結束」。本書只論東晉至隋唐間的佛教思想，其觀點是容易察想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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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內容大要如下：

第一章　思想以前的深層領域　視晉代的老莊、般若、禪定的三種思想的混合交錯，為中國佛教開展其基盤，也就是中國佛教的深層領域。從高僧傳記及其他文獻中考察晉代佛教學者的思想，指出那些人士受老莊思想的影響是如何之大。而且從地理上分南北兩地來考察，南北有竺道潛、支孝龍、康僧淵、于法蘭……諸人，北地有康法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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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僧朗、釋僧光、玄高‥‥‥諸人。以「梁高僧傳」、「世說新語」為主要資料。

第二章　晉代的合理性與超合理性　作者自說，合理是契合道理的意思，而這個合理性從性質上可分作；實證的合理性、教理的合理性、和體得的合理性之三。如于法開之治病；慧要之立芙蓉十二葉，因其流轉，以定十二時之類，為實證的合理性，如竺法雅、康法朗之 「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為生解之例」之類，為教理的合理性。又如支遁之深思道行般若， 「卓焉獨拔，得自天心」；慧遠之 「志共理冥，言與道合」之類，與體得的合理性。至於佛圖澄等人之神異事蹟，則是屬於超合理性的。

第三章　初期般若之研究批評　解釋初期般若三大學派的本無義、卽色義、心無義，以及其他諸說。井引述現代學者的見解，然後加以比較和批評，以助了解。資料多採自「肇論疏」、「中觀論疏」等。

第四章　支遁與中國思想　將支遁與王弼作比較，說王弼之追求根源的本體，屬於(積極性)，支遁之排除諸觀念，屬於(消極性)，指出其不同如此。又指出支遁與郭象之不同點說，郭象所說的「無物」，帶有消極的意思，支遁說的 「至無空豁，廓然無物」則有積極的意義。主耍資料為支遁「大小品對比要抄序」、王弼「周易注」「老子注」、郭象「莊子注」等書。

第五章　道安之佛教　專述道安的思想。先說如何理解道安，次談道安佛教的構造，後論道安佛教的問題所在。本章是作者用力最多，所佔篇幅最廣的部分(二○七頁)，全書的重心也在於此。作者在序文裏曾謂支遁與道安為中國佛教最初的思想家，又說道安之思想，博大精深，不可把他局限於本無義或性空宗的固定觀念。其推祟道安的熱忱，在字裏行間，躍然可見。根據道安所撰的各裡經序及「梁高僧傳」等資料，加以論述。

第六章　佛教之「人格的根據」的一斷面──從印度至中國的開展　此章先述道安之「人格的根據」，次為印度類此問題的檢討，再次為羅什之「人格的根據」的檢討，最後述羅什之「人格的根據」的開展。據作者說，本章．是於數年前寫就并已發表過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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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文中關聯到道安的地方不少，故收入本書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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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最近三十年的日本佛教學界的一般情形看來，東京方面的學者較側重印度佛學、佛教教理學的研究，以京都為中心的關西方面，學者較側重中國佛教學、佛教史學的研究，而日本佛教學則東西各半，秋色平分。此話雖不能概括一切，但有此傾向則是實在的。試看「印度學佛教學研究」雜誌，自創刊以來二十餘年，一直由東京大學發行，而以研究中國佛教史為中心的「佛教史學」雜誌，二十餘年來由京都學者撐持的一點，也就可以看出其一端了自玉城先生是東京大學教授，所以他寫本書，使人感到有點奇特，同時也使人感到他的學問是相當廣博的。

前面說過，作者特別推崇道安，讚譽備至。凡了解中國佛教史的人，無論誰都知道道安的偉大，不待作者說明。然而，向來的佛教史學家，大抵從歷史潮流，時代背景中去理解道安，故往往忽視了道安的個人性及其思想的獨自性，作者認為道安的思想不囿於一家一宗，超越了當時的時代思潮而與印度佛教以來的般若之的根源態(序文五頁)。道安之能够如此，因他具有體得的合理性。與道安同具這樣的性格的，在初期的階段，除了道安以外，只有支遁、慧遠二人可舉(一○九頁)。有體得的合理性，才能創說其獨到的見解，而其見解且能與印度以來的佛教根本義，冥然相合。僧傳說道安反對格義(見僧光傳)，而又聽許慧遠不廢俗書(見慧遠傳)。看來似相矛盾，實則并不矛盾。道安所反對的是以格義為目的者，若只作為手段，則認為無妨。竺法雅與道安之不同，係因前者只具教理的合理性而缺少體得的合理性，道安則兩者俱具。強調道安思想之獨自性，可說是本書的特色之一。

其次，廣引中國現代學者的著作，也可說是本書的另一個特色。向來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學者，除了少數的例外，對於現代中國學者的著作，不是不能了解，就是故意的忽視。本書對近人的著作，加以廣泛引用，日本的不用說，中國的如湯用彤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范壽康的「中國哲學史綱要」，中華書局編的「魏晉思想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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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的「中國哲學原論」，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陳寅恪的「支愍度學說考」以及其他若干種著述，都曾被引用。不過，被引用井不等於被採納。對以上各書，或取或捨，或賞或評，不一而足。然而作者不敢忽視中國學者的著述，而加以留意，其熊度是令人欽佩的。

正由於廣徵博引，資料雖然豐富，作者個人的見解，反而隱晦不明，不易領略。又如三桐慈海氏說的，對支遁「大小品對比要抄序」的研討似嫌不足，且對道安所撰的各種經序，最好能從其所撰年次的順序，考察他思想的變遷(見佛教學セミナ——第十五號)。筆者對這點也抱有同感。希望第二、三卷能够早日出版，且能滿足我們如上的要求。本著正文五九○頁，索引二九頁，一九七一年七月，由東京筑摩書房發行。(一九七三元旦後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