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岡佛學學報第3期 (p79-134) (民國62年),臺北: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http://www.chibs.edu.tw
Hua-Kang Buddhist Journal, No. 03, (1973)
Taipei: The Chung-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ISSN:
藍吉富
東海大學研究生
中論頌是印度龍樹菩薩的代表作,也是印度中觀宗或中國三論宗的核心論典。其書有不少異名,除中論外,又有中頌(或根本中頌)、中觀論、正觀論、般若燈論等名。而其中則以中論與中觀論二名最為通行。茲分條略釋其命名或譯名之緣由如次:
姚秦弘始十一年(四○九),鳩摩羅什始譯中論青目釋為中文。其所用譯名即為「中論」二字。由於羅什這譯本流傳最廣,因此中論一名遂極通行。而這「中論」二字也幾乎成為青目釋的專用名詞。
關於龍樹原著何以要命名為中論,古德對此頗有說明。羅什弟子僧叡在「中論序」中說: 「以中為名者,照其實也。以論為稱者,盡其言也。」[1]
這種解釋文字,雖然簡潔有力,惜乎說理稍欠詳明。
嘉祥大師吉藏在其「中論序疏」中將中論命名原因析為五點:
「一者斯論定佛法之偏正,判得失之根原,是以龍樹標中論名也。二者斯文論中實之理,從所詮理實得名,故云中論。業品云:此論所明義,離於斷常見,故云中論。三者龍樹所作凡有三論,一無畏之廣,次十二之略,今是折中之說,
p. 80
故稱中論。四者以文表義,斯論前無緣起,後略餘勢,但有正文,以文表義理,故稱中論。五者龍樹大士是中道人,中道人所製作,從人立名,故稱中論。」[2]
平心而論,吉藏此五點分析,除了一、二點較可信外,其餘三點可謂附會之談。
龍樹之中論原著,全書正文只有四四九頌 (中譯本四四五頌) 、而未有長行(散文)。因此,後代有人稱龍樹原著為「中頌」。由於這本頌是各註釋書的基礎,所以又有人稱之為「根本中頌」(mūlamadhyamaka-kārika)。又因該書闡述般若經的基本思想,因此又有人稱之為「般若根」。[3]
在鳩摩羅什初譯中論青目釋時,在書名上僅有「中論」二字而未標上「觀」字。到嘉祥吉藏為該論作疏時,則命名為「中觀論疏」。且為「中觀論」一名作種種解說。其「三論玄義」道: 「此(中)論之名有廣有略,所言略者,但稱中論。………中是所論之理實,論是能論之教門。所言廣者,加之以觀………因中發觀,由觀宣論,要備三法義乃圓足也。…………………。通而為言,三字皆中皆觀皆論。」[4]吉藏並且以為中論一書始終只是在解釋這「中、觀、論」三字[5]。然揆諸龍樹原來之書名,其語意並未含有「觀」之意涵。惟羅什中譯本之各品(章)品名則冠有「觀」字。如「觀因緣品」、「觀去來品」………等。吉藏之所以加上「觀」之一字以為書名,雖然有其所持之理由,然多少當必曾受各品品名之暗示。由於吉藏為中國史上三論宗之最高權威,因此其所命之「中觀論」一名乃頗為佛教界所採用。宋朝惟淨譯安慧之中論註,譯名即為「大乘中觀釋論」。今人印順法師之「中觀今論」、「中觀論頌講記」等書,也都採用「中觀」一名。
這也是吉藏所常用來稱呼中論的一名。如「三論玄義」: 「正觀論云:大聖說空法,為離諸見故。」[6] 「肇公物不遷論云:正觀論曰: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7]
按我國三論宗每以「八不中道」為中觀,而以「無得」為正觀。八不與無得並為中論之重要思想。三論宗人當係因此而以「正觀」、「中觀」為其書之名稱,蓋從所觀立名也。
龍樹之中論頌,後代註家頗多。清辨 (Bhāvavive 分別明)之註疏,由唐朝波羅頗密多羅(Prabhākara-mitra)譯之為中文時,其書名即為「般若燈論釋」。慧頤在其書之序文上說: 「般若燈論者,一名中論………借燈為名者,無分別智有寂照之功也。舉中標目者,鑑亡緣觀,等離二邊也。」[8]
惟此名於後代並不通行。
按「中論」一書之梵語讀音為 Madhyamaka Sāstra。madhyamaka 一詞意指「中間」或「中道」[9]﹔而Sāstra,則相當於中文之「論」。由此可知,羅什所譯之「中論」一名是比較忠實的。至於此一書名之語意,大體可謂之為:「闡述中道理論,破斥邊見的論書。」如此已足,實在不必像嘉祥大師之但就書名而大做文章。
中論頌共含廿七品,四四九頌(偈)。(中譯本也是廿七品,但僅有四四五頌。)每一品闡述一個專題。依青目釋所載,全書可分為兩大類,廿五品以前係
「以摩訶衍說第一義道」、
「以大乘法破邪見」。而後二品則係
「以聲聞法入第一義道」、
「以聲聞法破邪見」[10]。今人印順法師同意此種科判,而將前廿五品判之為「無非在成立苦、集、滅諦。」而認為後二品之「正觀十二緣起,與遠離種種戲論,實為聖道的宗要,所以判為道諦。」[11]這是比較不落前人窠臼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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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樹之中論本頌,在現存各中文大藏經中,未見有白文單行本,都附在各註釋書之內。茲依「中華大藏經」首編目錄、日本卍字藏、大正藏目錄、及日本春秋社之「新佛典解題事典」(1966年出版)所載資料,略述各註書之版本如次:
此註相傳為龍樹自撰,有西藏文譯本。今本在日本影印之「北京版西藏大藏經」第九十五冊。此註梵文本已不存,亦未有漢譯。除藏文本外,邇來另有日本及德文譯本。
此註即鳩摩羅什所譯之「中論」。為中論諸註在中國流傳最廣者。此書梵、藏文皆未發現。現存中文版本計有如下數種:
一、磧砂藏文,四卷:中華大藏經第一輯第五九六部所錄之「中論」即此本之影印。其書尾題或作「中觀論」。 |
二、嘉興藏(徑山藏)本,六卷:中華大藏經第二輯第一一八二部所載者、即此本之影印。 |
三、日本卍字藏本、四卷:卍字正藏第廿一套第四冊。 |
四、日本大正藏本、四卷:大正藏第一五六四部。 |
五、臺灣印經處發行之單行本,六卷。此本之各品標題共有十二品,易「觀」字為「破」字。 |
此外,外文之由中文譯成的,有德文、日文本兩種。
此註梵文本已佚,中文本未譯。僅存西藏文本。收在日本影印之「北京版西藏大藏經」第九十五冊。
此書現有中文、藏文、日文三種譯本。中文共有四種版本:
一、磧砂藏本,十五卷:中華大藏經第一輯第五九七部所收即此本。 |
二、嘉興藏本,十五卷:中華大藏經第二輯第一一八八部所收即此本。 |
三、卍字藏本,十五卷:卍字正藏第廿一套第七冊。 |
四、大正藏本,十五卷:大正藏第一五六六部。 |
此外,西藏文本收在影印北京版西藏大藏經第九十五冊。日本文收在日本「國譯一切經」中觀部二。
此註即中文本之「順中論」。具名為「順中論義入大般若波羅密初品法門」。現僅存中文本。梵、藏文皆未傳。版本如次:
一、磧砂藏本,二卷:收在中華大藏經第一輯第六○七部。 |
二、嘉興藏本,二卷:收在中華大藏經第二輯第一二五○部。三、卍字藏本,二卷:卍字正藏第廿二套第四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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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正藏本,二卷:大正藏第一五六五部。 |
此註即中文本之「大乘中觀釋論」,今僅存中文本。梵、藏文皆不傳。版本如次:
一、磧砂藏本,九卷:收在中華大藏經第一輯第一四三○部。 |
二、嘉興藏本,四卷:收在中華大藏經第二輯第一三二○部。 |
三、卍字藏本,十八卷:卍字正藏第廿六套第一冊。 |
四、大正藏本,九卷:大正藏第一五六七部。 |
此註諸版本中,以日本卍字藏所收者為最全。
此註為中論諸註中,僅存之梵文原本,書名有譯之為「顯句論」者,又有譯之為「明句論」者。西藏文譯本收在「北京版西藏大藏經」第九八冊。另有部份日譯及部份英譯、德譯及最近一部份之韓譯,並非全譯。中文譯本迄今未見有人譯出。
按中論註書,原不止上述七種,我國舊傳且有七十餘家之多。據今人印度大學 (Hindu University) 教授慕地博士(Dr. T.R.V. murti) 所述,除上述諸註外,另有德慧 (Guṇamati)、提婆薩摩(Deva Śarman)、古挐室利 (Guṇaśri)等人的註書[12]。可考者大抵僅此數種,其餘文獻無徵,已無法知其大略了。
龍樹(nāgārjuna),一譯龍勝,又譯龍猛。而以「龍樹」二字最為我國古今佛教界所採用。最早譯之為龍樹的是姚秦時代的鳩摩羅什。羅什在其所譯中論、十二門論、龍樹菩薩傳等書中,都用這兩字。元魏吉迦夜與曇曜共譯「付法藏因緣傳」時也採用這譯名[13]。其所以命名為「龍樹」,據龍樹菩薩傳卷末載: 「其母樹下生之,因之阿周陀那。阿周陀那,樹名也,故以龍配字,號曰龍樹也。」[14]。
然而,元魏般若流支譯順中論時,則將龍樹改譯為「龍勝」。順中論卷一前面的翻譯記還說:
「言龍樹者,片合一廂,未是全當。」[15]其後,唐朝玄奘譯述大唐西域記時,又將龍樹改譯為「龍猛」。並謂:
「舊譯龍樹,非也。」
p. 86
[16]
雖然般若流支、玄奘二人都認為「龍樹」二字並不忠實於梵語原意,而另譯新名。但是其所譯新名在中國佛教史上並未通行。除了「龍猛」偶有用者外,國人所撰的佛教史書,如「天台九祖傳」、「景德傳燈錄」、「傳法正宗記」、「佛祖統記」、「佛祖歷代通載」、等書都用「龍樹」一名。直到今天的中、日佛學界仍然如此。
由於有關龍樹傳記的原始資料,也和其他印度史書一樣,夾雜著類似神話的傳說,因此西方史家乃有人懷疑龍樹不是一個歷史人物。德國學者瓦里色 (Max Walleser) 在其「龍樹的一生」 (Life of Ngārjun)一文中即曾說:「對於般若經中所含空思想的體系發展,一般總以之與一個人的名字連在一起,對這個人,我們不能肯定他真是存在過。更不能說他是這些作品的作者。這個名字就是龍樹。」[17]瓦里色這種懷疑式論調當然只是少數西方學者的看法,在當今世界佛學界並未受到重視。因為從所有現存的佛教文獻和遺跡,都可以很清晰地看出龍樹其人之歷史性之真實確鑿。而且南印度案達羅省現在還存有一些寺院遺跡是以龍樹為名的[18]。據中文各種佛教文獻與西藏布頓(Buston)佛教史中所載,也可為龍樹的實有其人提出有力證據。我們斷不能因為其傳記之帶有神話色彩而懷疑其人之真實性,就如我們不能因為釋迦傳記之頗多神話色彩,即懷疑釋迦之為歷史人物一樣。
至於龍樹的生存期,近代佛教學者大抵已公認他大約生存於西元一五○年到二五○年之間。由於史料不足、與印度舊傳史書之不精確,除非來日的新資料發現,否則我們已經無法再推定龍樹之更確切的生卒年代了。
有關龍樹傳記的較重要史料,中文方面有鳩摩羅什譯的「龍樹菩薩傳」、玄奘的「大唐西域記」。西藏有布頓的佛教史。其中以「龍樹菩薩傳」的傳說意味較濃。茲分敘其大要如下:
p. 87
(一)、「龍樹菩薩傳」所載:龍樹出身於南天竺的梵志種(婆羅門),自幼聰慧奇悟。博聞強記。於世學、藝能、天文地理、圖緯祕讖及諸道術無不悉練,曾興三密友共習隱身術,並挾術入王宮淫亂宮女。事為國王察知,其三友皆遭殺害,獨龍樹運智逃脫。由此而了悟欲為苦本,終於出家求法。初學小乘三藏九十日,繼入雪山從一老比丘學大乘經。其後周遊諸國,摧伏頗多外道,因而生起憍慢之心,以為 「佛經雖妙,以理推之,故有未盡。」因此有意於佛教中另立新義、別樹一幟。其時有大龍菩薩見龍樹如此,乃引之入海,於龍宮中授龍樹以諸方等深奧經典,乃深入無生法忍。出海後,到南天竺大弘佛法,摧伏諸外道,並造大乘論數十萬偈。且示神變以導引南天竺王,而得國王之護持,佛教因而大行。晚年死於該地。[19] |
(二)、「大唐西域記」所載:此書卷八謂南印度龍樹菩薩 「幼傳雅譽,長擅高名,捨離欲愛,出家修學,深究妙理,位登初地。」[20]卷十又記龍樹受到中印度橋薩羅國引正王的護持,該王且曾鑿黑蜂山建立伽藍以供養龍樹。並得一有力弟子提婆以為傳人。龍樹 「善閑藥術,餐餌養生,壽年數百,志貌不衰。」引正王也得龍樹之妙藥而壽至數百歲。其時王子為求早日繼承王位,而企盼乃父早死。又以其父之長壽係由龍樹之藥術所致,因此也盼龍樹速死,以使乃父早日大去。於是王子乃向龍樹乞割其頭,龍樹因而自刎而卒。[21] |
(三)、「布頓佛教史」所載:龍樹為一生於南印度毗達婆國(Vidarbha)的婆羅門,出家修學於那爛陀(Nālanda)寺,從學於沙羅訶(Sāraha)與羅睺羅跋陀羅(Rāhulabhadra)兩位大德。之後,於各地傳播新的般若思想。傳說他曾從龍宮取回śāasāhasrikā,並曾為引正王撰Suhrllekha。晚年循一位王子之請,自刎而死。[22] |
依據上述三種史料及有關龍樹的其他零碎記載,如果我們能運用西方史家常用的「歷史想像」 (historical imāgination) 和「同情的瞭解」 (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二種心態來作歷史解釋,則我們可以肯定舊傳龍樹其人事跡之可信部份,大體如次:
p. 88
(一)、龍樹出身於南印度的婆羅門種,這是各種史料一致的記載。自幼天資甚高,於世俗學問涉獵極廣。據「龍樹菩薩傳」所載,可以鑑知其一生思想可分成下列四階段:其一,學吠陀、天文、地理等世學,並持有享樂縱慾的人生觀。其二,在其享樂態度遭受到一次打擊後,亦即自王宮脫險之後,開始覺悟到享樂人生觀之錯誤。於是出家學佛,讀小乘部派佛教之三藏典籍。並入雪山讀一小部份大乘經,且四處摧伏外道及沙門、未遇敵手。乃欲 「立師教戒,更造衣服,令附佛法,而有小異……謂弟子受新戒,著新衣。」此點可以解釋為龍樹對當時已逐漸僵化的部派佛教之深感不滿,因此而興革新佛教、自為宗主之志。其三,就在立志革新佛教之時,適遇一大乘菩薩,導之深入大乘義海, 「以諸方等深奧經典無量妙法授之。」使龍樹透徹認識到大乘佛法之深義。這是龍樹思想的真正確立階段。其四,學成後,龍樹返回南印度從事破邪顯正的工作,其主要著作多於此時期完成。 |
(二)、關於龍樹入龍宮受學大乘經典的傳說,我們可以做這樣的解釋:在龍樹之前,大小品般若、法華、十地、入法界品、維摩等大乘經已經成立[23]。因此這傳說似意指著龍樹在印度的某一地方隱居潛習這些經典,並對這些大乘經典的思想有很深的體悟。因而確立其思想規模,校正其以往之錯誤觀點。而奠定了革新佛教、宣揚大乘教義的路向。 |
(三)、龍樹的大乘思想之提倡與盛行於南印,與該地的文化背景以及南印引正王的護持有關。所以,儘管龍樹一生曾遊歷印度各地,但是他最主要的活動範圍仍然是南天竺。龍樹之前,印度小乘佛教已有南北之分﹔活潑進取的眾大系分佈於南方(東南),而北方(西北)則為較保守的上座系之所在地。而且,據西藏所流傳的說法,在龍樹之前,般若性空之思想,已頗流行於南印案達羅等佛教界。因此,龍樹之抉取般若、華嚴(十地、入法界品)等大乘思想以弘揚於當地,自能廣受歡迎。 |
依照日本大正藏所收,署名龍樹撰的著作有二十餘部。西藏大藏經則收一百餘部。而據近代東西方學者的考訂,其中有些作品則是偽託或以訛傳訛的。大體上,學術界所認為確係龍樹真撰的,有下列十餘部:
(一)中論(本頌):此為龍樹之代表作。(請參閱第一章) |
(二)十二門論(Dvādaśamukha-Śāstra):此書為中論之綱要書。目前尚未發現梵、藏文本。中文本收在大正藏第一五六八部,鳩摩羅什譯。 |
(三)七十空性論(śūnyata Saptati):此書原僅存西藏譯本,今人法尊法師曾依藏文本譯為中文[24]。 |
(四)迴諍論(Vigraha-Vyāvartani)一卷:中文本為北魏毘目智仙、瞿曇流支共譯,大正藏第一六三一部。另外有梵、藏文本。此書頗為近代之日本及西洋佛學界所感興趣,研究者頗多。 |
(五)、六十頌如理論(Yukti Şaṣtika)一卷:此書有藏文、中文本。中文本在大正藏第一五七五部,為施護所譯。 |
(六)、廣破經、廣破論(Vaidalya Sūtra and Prakarana):此書僅存藏文本。 |
(七)、大智度論(mahāprajnāpāramitā-Ṡāstra)一百卷:此書僅存中文譯本,鳩摩羅什譯,大正藏第一五○九部。 |
(八)、十住毘婆沙論(Daśabhūmika-Vibhāsa-Sāstra)十七卷:此書僅存中文譯本,鳩摩羅什譯,大正藏第一五二一部。 |
(九)、大乘二十頌論:現存中文、藏文本。中文本為施護譯,大正藏第一五七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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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因緣心論頌、釋一卷:現存中文、藏文譯本。中文本係近代於燉煌所發現者,收在大正藏第一六五四部。 |
(十一)、菩提資糧論頌六卷:現存中文本,達摩笈多譯,大正藏第一六六○部。 |
(十二)、寶行王正論(Ratnāvalī)一卷:此論有梵、藏、中文本。中文為真諦譯,大正藏第一六五六部。 |
(十三)、龍樹菩薩勸誡王頌一卷:現存中文、藏文本。中文本,義凈譯,收在大正藏第一六七四部,另有異譯二種。 |
據西藏布頓佛教史所列[25],龍樹最主要的論著有六:即中論頌,七十空性頌,六十頌如理論,迴諍論,廣破經論,和假名成就論(Vyavahāra Siddhi)。民國卅一年,太虛大師就中文大藏經中所收,將所有龍樹著作分為四類:(一)、宗論部,如中論、十二門論等。(二)、釋經部,如大智度論等。(三)、集經部,如福蓋正行所集經。(四)、頌讚部,如龍樹菩薩勸誡王頌等[26]。印順法師則將龍樹作品分為兩大類,一為「抉擇深理」的,如中論、七十空性論等書。另一為「分別大行」的,如十住毘婆沙論等[27]。
無論龍樹是否還有其他作品,單從上列諸著作中,我們也可以看出龍樹的佛學思想是如何的精深博大了。龍樹在這些著作裏,不只是闡述空理,而且還破斥小乘及外道的迷執,注釋般若、華嚴經典,說明菩薩修行法門,並將大乘佛教之深理應用到現實生活之中。
就印順法師的分類,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前一類作品是龍樹的理論基礎,亦即是性空深理的解析。後一類則是其理論的應用。在這兩類作品之中,對後代影響最大的,當為中論與十住毘婆沙論二書。尤其中論更是龍樹之學的核心,也是他最卓越的著作,其重要性於本書此下各章中可以窺出。
除了釋迦牟尼以外,龍樹可算是佛教史上最偉大的人物,也可說是大乘佛教的開祖。後代人尊稱他為「第二釋迦」實非溢美之詞。釋迦之後,整個印度佛教史,幾乎無人可與龍樹的地位並駕齊驅。無著 (Asṅnga約310~390)、世親 (Vasubandhu 約320~400)二兄弟雖然在法相唯識學上可與龍樹分庭抗禮,但是其地位與影響仍然僅足踵武,而未堪比肩。就是把龍樹置身於世界哲學壇上,仍然可算是第一流的哲人而毫不遜色。就其在形上學、辯證學上的功力看,我國舊日哲學史上似乎也無人堪與比擬。而其思想之敏銳、筆力之犀利、學問之廣博、功力之精深,也不是西洋哲學史上所能多見的 (關於龍樹在世界思想史上之地位可參看耶士培Buddhaund Nagarjuna in "Diegrosseu philosophen" by Karl Jaspars)。更何況他的成就並不只是玄學一環。即在宗教修持與實踐方面,也有很大的貢獻。
印度佛教發展到龍樹,始能局面大開;大乘思想由其闡揚乃告光芒萬丈。截至目前為止,在大乘佛教史上,其影響力之大仍然是空前而且絕後的。
由於龍樹學問面的深博,因此其對後代的影響也廣佈在各方面。後代佛學者每能沾其餘馥、而儼然成家;於其廣大學養中汲取一瓢、亦能開創新義。日人佐佐木月樵曾說:
「……昔日各宗始祖立宗之時,未見有一人依據其(龍樹)所著之全體而立宗者。或單依中論之三論宗,更有依其中之一頌之天台宗。或依十住毘婆沙論中之一部份(即易行品)之凈土宗。無一而非僅依據他一論或一品一句,部份地祖述龍樹者。」[28]
龍樹思想之具有一代大師氣派,從上述這段話中約略可以窺知。茲分數點,略述其對後代佛教之重大影響:
儘管在龍樹以前,般若、法華、華嚴、彌陀等大乘經典已經陸續出現,但是這些經典是無法與組織嚴密、教團龐大的小乘部派佛教相抗衡的。就當時的情勢而言,這些大乘經典祇不過是「非正統」的佛教文獻,其思想也祇被視為佛教義學的支流。雖然其時的部派佛教已經逐漸僵化,逐漸失去原始佛教之生機活潑的氣象,但是,如果缺乏一個具有足夠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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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的人起而倡導,則瀰漫在民間的進步的大乘思想,仍然無法搖撼小乘部派教團,而大乘佛教必仍無法建立。
龍樹便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下產生的佛教思想家。他挾著天縱才智,使隱含在大乘經典中的深奧哲理凸顯出來。透過他對大乘經典的整理與闡述,加上他個人獨創的新義,終於使大乘深理顯現成為一支足以搖撼小乘根本的生力軍。他的中論、七十空性論等書是後代大乘佛學的理論骨架之一,且有力地闢斥小乘及外道之偏執。其迴諍論、六十頌如理論等書摧伏了當時正理派等外道。其寶行王正論,菩提資糧論頌等書則討論到世俗問題。龍樹所揭起的,正是大乘佛教的一面鮮明的幟旗。
從龍樹之後,印度佛教發生了劃時代的變化,大乘佛教從此確立。性空中道之深義從南印度而逐漸漫延到全天竺,終成為印度佛教的主流。大乘思想從此北傳中國、西藏、日本,成為盛行北方的大乘(Mahāyāna)佛教。而印度原有的部派佛教則僅在錫蘭及東南亞諸國弘傳延續。此即南傳的小乘(Hinayāna)佛教。大乘、小乘之正式分野,即肇始於龍樹之時。
唐朝義凈在其「南海寄歸內法傳」序文中說: 「所云大乘,無過二種,一則中觀,二仍瑜伽。」[29]中觀與瑜伽二宗是西元六、七世紀印度大乘佛教的兩大主流。而龍樹則係中觀宗之遠祖。在龍樹當世,中觀並未形成宗派。到西元六世紀時,佛護(Buddhapālita)、清辨 (Bhāvaviveka)分別起來振興龍樹之學,中觀宗於是形成。七世紀時,主持那爛陀寺的月稱 (Candrakirti)高樹中觀大纛,此宗更成為印度佛教之一大宗派。據今人印度的慕地 (T.R.V.murti)博士所說,中觀宗在印度哲學中的地位,就像康德(Kant)在西洋近代哲學中的地位一樣。其辯證法也直接影響到後起的有宗 (Vijñānavāda)和吠檀多(Vedānta)哲學[30]。
到了西元八世紀中葉,清辨一系的中觀學者寂護(Śanta-rakṣita)傳中觀之學入西藏,其後歷經蓮華戒(Kamalṣīla)、阿提沙(stiṡa)、宗喀巴(Tson-kha-pa)諸大師的融攝弘揚,乃使中觀教義成為潛隱在西藏密教之內的一系義學支流。溯本追源,此自不能不算是龍樹的影響[31]。
在佛教各宗派中,將土宗是信徒最多的一派。而凈土教義中最為人所熟習者,當是「念佛往生」法門。也就是所謂的「易行道」。這思想即出自龍樹的十住毘婆沙論。據該論易行品所載: 「佛法有無量門,如世間道有難有易。……若菩薩欲於此身得阿惟越致地,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應當念是十方諸佛,稱其名號。」[32]
龍樹以為佛法有難行、易行二門。後世凈土宗的「念佛往生」法即屬於易行門。由於易行道能普被群機,因此凈土宗諸德多半弘揚此道。我國凈土宗高僧曇鸞(476~542)作「凈土論註」[33]、即依據龍樹這種難行、易行二分法,而判如來一代教法為難行、易行二類。亦即自力、他力二法門。而凡夫的往生,是佛陀願力(他力)所促成,屬於易行道一類。其後,隋朝的道綽(562~645)又繼承這教旨,撰「安樂集」一書[34],判佛法為聖道(自力)門,與凈土(他力)門兩種。並以為凈土門是末法時代的最佳學佛途徑。這種他力往生說傳到日本,遂成為法然的凈土宗和親鸞的真宗之重要教義[35]。由此可知,龍樹與凈土宗之間,實有極深切的關係。
中國的三論(中論、十二門論、百論)之學始傳於鳩摩羅什。此三書也都是羅什所譯。羅什師資間,研究三論者頗多,當時已略開三論宗之端緒。到隋唐間,嘉祥大師吉藏盛弘此宗,為三論宗之極盛時期。而在這三論之中,中論、十二門論是龍樹所作。百論又出自龍樹之嫡傳弟子提婆。由此可見,若沒有龍樹其人,則中國必無三論宗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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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樹之學,與天台宗的開創也息息相關。北齊慧文禪師是奠定天台教理基礎的高僧。據「佛祖統記」[36]所載,慧文禪師因為讀龍樹之大智度論而有所得。且因讀中論之 「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觀四諦品)一偈而大悟[37]。終於創出「一心三觀」之教旨,肇天台一宗義學之基石。後世天台宗,奉大智度論為此宗教法之指南。其核心教義如「三諦圓融」、「一心三觀」等學說,也多自龍樹思想中演化而來。該宗並且奉龍樹為該宗東土之初祖[38]。凡此,都可看出二者關係之密切。
此外,龍樹與華嚴宗亦頗有關係。十住毘婆沙論為華嚴經十地品之註釋,此可顯示出龍樹對華嚴義學的發揮。大乘二十論闡釋華嚴三界唯心之大義,也可看出龍樹對華嚴思想的弘揚。而華嚴宗所立的「真空絕相觀」,以及五教中的「空始教」,其教旨多受中論之啟迪。華嚴宗之大成者賢首法藏,且曾著「十二門論宗致義記」以弘龍樹性空之學。龍樹思想與我國華嚴宗之關係,由此可見一斑。
前節所述,是從史實觀點,客觀地陳述龍樹對後代佛教的影響。亦即要從這些影響中,烘托出龍樹在佛教史上之確實的與應得的地位。
但是,本節所要陳述的,剛好與前節相反。筆者在這裏要展示的,是有關後代佛教徒推尊龍樹的情形。這中間當然含有不少附會、神話、和無法證實的成分。但從這些非史實的資料裏,我們可以理出一個事實的骨架。即後代佛教徒心目中所描繪的龍樹,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這在民俗學上,宗教心理學上都是頗有意義的事。茲略述如次:
最早有關龍樹的傳說,當推大乘入楞伽經所載,該經說: 「善逝涅槃後,未來世當有持於我法者,南天竺國中大名德比丘,厥號為龍樹,能破有無宗,世間中顯我無上大乘法,得初歡喜地,往生安樂國。」[39]此段文字說明龍樹曾蒙佛懸記,為一登初地之菩薩。入楞伽經成立於龍樹之後,這段話正顯示出結集該經之佛教徒對龍樹的景仰心情。
據密宗的傳說,龍樹是密教第三祖。曾經開啟南天竺鐵塔親禮二祖金剛薩埵 (Vajrasattva),取出密乘大法大日經、金剛頂經行世。因此而成為密教之大功臣。實則依近代學者的研究,大日經約出於西元七世紀中、末葉,絕不可能在龍樹時即告完成。且據多羅那他(Tārantha)與今人呂澄所考,傳密乘的龍樹(龍猛)與本文主角之龍樹係同名而不同人[40]。再依佛教史之演化與龍樹思想內涵看,傳統的傳說,顯然是附會,並非事實。
中國佛教徒對龍樹也是讚仰備至,各宗學者都頗喜歡攀附龍樹為本宗中人。三論宗大師嘉祥吉藏且認為龍樹不祇是初地菩薩,而係佛陀之方便示現[41]。
關於各宗對龍樹的攀附,有華嚴、天台、禪三家。華嚴宗徒傳說龍樹曾往龍宮取回十萬偈華嚴經以流傳世間,並謂龍樹曾解釋華嚴經,而造「大不思議論」十萬頌[42]。天臺宗則尊龍樹為本宗之西土十三祖與東土高祖[43]。禪宗也尊龍樹為該宗之天竺第十四祖[44]。天台宗的攀附,猶可說是基於對龍樹教義的汲取,所與起的一種私淑心情。至於禪宗,其成立與傳承,與龍樹之學並無關係。這種攀附,頗使人覺得不甚自然。
就歷史性而言,這些傳說當然是不確實的。但是若就宗教立場而言,則這並不一定是壞事。挾高僧以壯本宗聲勢,對本宗教義之弘揚當必有所助益。而且在中國,法統或道統的觀念一向深入民心,如果能說出本宗係源自龍樹,當更可以證明其法統之源遠流長,而確立其宗派之地位。所以,這些傳說的興起,也並非全係好事之徒所妄加附會的。而由這些傳說,也足可以反映出龍樹其人在後代佛教徒心目中之地位是何等崇高、偉大。
就如其他的佛教重要經論一樣,中論頌自古以來即有不少註釋書。此書之所以須要註釋,除了由於義理之深奧難解外,又因其書乃是一部對於其他不同見解的駁論,大部份頌文都在做辯論式的推論與解析,而論主又常有省略前提,逕做結論的情形,所以更需要加以適當的疏釋。加上時空環境的改變,使龍樹當時之某些不須說明即可瞭解的命題,到後代都非加以說明不可。而譯文之往往未能完全傳達原意,更是印度以外之國家(如中國、日本、西藏)之學者們需要註釋的重要理由。
中論頌的現存註釋書,中文本以外,最重要的有西藏文的無畏註、佛護註、以及梵文的月稱註等書。本章所擬介紹的,以中文裏的幾種重要註疏及相關典籍為限,其他文字不擬論列。
在中國佛教史上,中論頌的注釋書,以青目釋本流傳最廣。青目釋是姚秦時代的鳩摩羅什所譯,書名即為「中論」。所以「中論」二字有兩種意思,其一是指龍樹的中論本頌。其二則指中論本頌的青目釋本。青目(Pingala),一釋賓伽羅,西元三世紀時人。為印度婆羅門種姓的佛教僧人。其生平事略,以史料不足,無法詳悉。
青目釋之所以最為國人所熟習,揆其原因,大抵如次:其一,此書為中論註釋中最早譯為中文者。其二,羅什譯筆甚美,文字簡潔扼要。其三,此釋之論證敘述,頗能要言不煩。其四,評者多謂此釋最合龍樹原意。
關於青目釋的缺點,也有不少人加以抉發。僧叡「中論序」曾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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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所出者,是天竺梵志名賓伽羅,秦言青目之所釋也。其人雖信解深法,而辭不雅中。其中乖闕煩重者,(羅什)法師皆裁而裨之。於通經之理盡矣,文或左右未盡善也。」[45]
據嘉祥大師吉藏的解釋,僧叡所謂的「乖闕煩重」是指下列四項缺點: 「一、長行釋與偈意乖。二、釋偈不足而稱為闕。三、少言可以通文、而長行在重言,煩也。四、前章已明,後須更說,故稱為重。」[46]
吉藏這種批評籠統而不盡當。據「中論序疏」所引,曇影對青目釋另有四項較具體的指摘:
「一、因緣品四緣立偈云:此偈為問,盡是青目傷巧處耳。二、釋四緣有廣略,影師云:盡是青目勇於取類,劣於尋文。三、釋業品偈云:雖空不斷,青目釋云空無可斷。此非釋也。四、釋邪見品長行云:此中紛紜,為復彼助鬧,復龍樹自有偈釋之。」[47]
僧叡與曇影都是鳩摩羅什的弟子。從他們對中論青目釋的評文看來,羅什及其門下對青目的見解,並不完全滿意。尤其對青目原書的文字更是不滿。因此之故,在翻譯時,釋文曾經過羅什的一番剪裁。
中論青目釋對中國的影響頗大。其他釋本中,般若燈論釋譯於唐,大乘中觀釋論譯於宋,都遠較青目釋為晚出。而元魏時所譯的順中論又僅有二卷。價值不高,影響甚微。這是青目釋在中國之所以能獨霸中論學領域內的另一原因。
中論青目釋本在羅什師資中頗受重視﹔而我國三論宗所依的中論也是指青目釋而言。天台宗開祖北齊慧文禪師因讀中論「眾因緣生法」一偈而有所悟,終於肇天台義學之端緒。其所讀此偈即出自青目釋本。凡此種種,都可以看出此釋在中國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
此論為無著(Asaṅga約310~390)為中論頌所作的概論性義疏。全名應為「順中論義入大般若波羅蜜經初品法門」。全書僅二卷。元魏‧般若流支譯。此譯本將「龍樹」一名改譯為「龍勝」。因此題為 「龍勝菩薩造,無著菩薩譯。」[48]
本書並非中論頌的逐句解釋,只是選擇中論一書中的某些重要義理加以闡述而已。所引的中論頌文也不多。因此其書祇能供研究中論義理者之參考,而無法據此以瞭解中論的全部義理。
作者無著,是印度有宗的開創人物。與其弟世親 (Vasubandhu約320~400) 並為有宗法相唯識學的大師。譯者般若流支(Prajñāruci),南印度人。南北朝時抵達北魏,於五三八~五三九年間在鄴城(今河南省臨漳縣西)翻譯經論十餘部[49]。此人與譯經名師菩提流支不同人。常人每易混淆。太虛大師「法性空慧學概論」中,即曾誤將此人與菩提流支混為一談[50]。
在所有漢譯中論註釋書中,字數最多的當為般若燈論釋一書。
本書作者為清辨(Bhāvaviveka,一譯分別明。玄奘大唐西域記中譯之為「婆毘吠伽」[51]。清辨與有宗大論師護法 (Dharma-pàla) 為同時人。並與其同門師兄弟佛護 (Buddhapālita) 並為中觀派內兩大系統的開祖。在印度佛教史上有極高之地位。
本書譯者為波羅頗蜜多羅(Prabhākaramitra朋友),中印度人。於唐朝貞觀元年到長安,譯有寶星經一部。於貞觀四年譯般若燈論釋。據當時參與譯事的慧賾說:
「此土先有中論四卷,本偈大同,賓頭盧伽為其注解。晦其部執,學者昧焉。此論既興,可為明鏡。」[52]可見當時之翻譯此書,係由於對青目釋譯本的未能滿意。然而後代研究中論的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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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皆不甚重視此書。(迄至現代日本中觀學者,始重視此書之價值。)
比起青目釋本,此書是比較難讀的,其所以難讀,有下列二因:其一,本書也是逐句解釋頌文。而其所用都是因明式語句,所以較為難解。其二,譯者的文筆,似多半採用直譯,不如青目釋譯本那麼簡潔扼要。
然而,此書也有其不可忽略的價值。其一,此書中之中論頌文,其譯筆每與青目釋不甚相同。因此若能兩本對照閱讀,對龍樹原意必更易把握。其二,譯文遠較青目釋為多,對於義理的闡釋頗為詳悉。其三,所譯多用因明式語句陳述,就邏輯或辯論學上的立場看,此釋尤有價值。所以,現代人要深究中論原意,除了須以青目釋為基礎之外,此書也是非參閱不可的。
本書是安慧(Sthiramati)為中論頌所做的釋論。安慧是印度唯識學之十大論師之一。據窺基在「成唯識論述記」中介紹十大論師時,曾說安慧是: 「糅雜集、救俱舍論、破正理師、護法論師同時先德。南印度境羅羅國人也。妙解因明,善窮內論。」[53]
本書是在宋朝時譯為中文的,在中論頌的幾種印度註釋書中,本論譯出較晚。據卍字藏所收,本書共十八卷,廿七品[54]。而大正藏則只收九卷,到觀行品第十三為止。關於本書的譯者,據卍字藏所載,有九卷卷首題名為「惟淨等奉詔譯」,而另九卷則題名為「法護等奉詔譯」。大概本書是由惟淨與法護兩人分別主持翻譯的。印順法師在其「中觀論講記」中,說此論是「宋‧施護譯的」[55],不知是否另有所據?
由於安慧是唯識學者,而唯識學派與中觀派一向是頗不相容的。所以安慧這部釋論,並不甚受中觀學者重視。但是今天的中論研究者,已不宜採取任何宗派觀念以自囿。為了求得龍樹中論頌的原意,本書自也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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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對中論頌文的解釋,詳者頗詳,而略者極略,此亦其書特色之一。近代學者曾認為由於安慧此譯的某些見解、不為中觀派人所滿意,因而引起中觀學者清辨的反駁,而開啟了空有二宗的爭論[56]。儘管如此,從其書之文字看,雖然偶有唯識學名詞出現,但其闡述義理的基本態度,大體還是不偏頗的。
前述四種註釋書是印度佛教學者的著作,是針對龍樹中論頌所作的注釋。而「中觀論疏」則是中國人的作品,是就青目釋中論所作的多方面疏釋。
本書作者吉藏(549~623),世稱嘉祥大師。是陳、隋、唐間的佛學大家,也是三論宗的集大成者。據續高僧傳所述,吉藏一生曾 「講三論一百餘遍,法華三百餘遍。」[57]弘法勤勉如此,實在少見。其著作甚多,中觀論疏、大乘玄論、三論玄義、二諦義等是其中較著名的幾種。
本書字數甚多,雖然標為十卷,但每卷又分「本、末」二部份。全書先解釋僧叡所作的中論序,然後依各品順序,逐次作義理的疏釋。在對每一品作闡釋時,作者總是先說明龍樹之所以立該品的用意。全書採用舊式的科文,亦即將每一品分成幾個不同義理的段落,來分別說明。其書據筆者所見,有下列特點:
(一)繁博而瑣碎:作者於本書中所述,可謂極盡繁博之能事。這大概是由於作者對有關中論的資料太過熟悉的緣故吧!但由於資料多,因此形諸文字時,乃顯得細碎而繁雜,使人有讀此忘彼的感覺。譬如作者在解釋短短的一篇「僧叡序」時,竟然就將該短文分成七個部份來說明[58]。又為了要解釋「因緣品」這一名稱,居然分「通別門、正名門、釋名門、破申門、同異門」等五門來說明。這種寫法,頗使人有小題大作之感。現代人要讀像「中觀論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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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說理如走馬燈,使人不易把握其真意:這現象的最佳事例,可從作者對「中論」一名的反複解說中看出。他在「中論序疏」中對這書名給以五種解釋,而各種解釋之間往往是不相干的。因此讀者若稍加披覽,每易覺其附會。此外,他又在卷一(本)內,對「因緣品」這一名稱與「中觀論」一名的關係作種種複雜的說明,使人有無所是從的感覺。對於一個僅僅用來表示基本概念的書名,品名作者都用如此繁複的方式來敘述,怪不得現代人要譏笑他「樂於以文字為戲」了[60]。 |
(三)科文太細,太數字化,讀之有走入迷宮的感覺:譬如在其書卷一(末)說中論全書分為「問、答」二型式。其中「問有二種」,而第二種問(孤起問)又含有八種意義。又如卷二(本)分十門來解釋「不生不滅」偈,而每一門內往往又分成好幾項。這種例子,在每一品中都有很多,大項中有小項,小項又分細節。讀者讀之,稍不注意即至不知所云。 |
(四)雖然此書有上述缺點,但大扺是形式上的。若從內容看,本書優點自亦不少。此書徵引的佛教思想史料極為繁博。例如關於般若七宗的思想、南齊周顒的三宗論、興皇法朗的佛學………等在此書中都曾加以評介。因此對一個研究中國佛教史的學者而言,此書自是頗為珍貴。而且所引的佛教經論文字極多,也可供研究中國佛典翻譯者以不少方便。至於此書所闡述的中論義理也頗有可觀之處。由於吉藏本人是三論宗的最高權威,一生弘講中論百餘次。所以本書對中論的內涵與外延問題,交代得極清楚周詳。因此在中論的研究上,本書自也是一部重要的參考書。 |
至於本書的見解及所傳述的史實,偶而也有錯誤之處。如「中論序疏」中,說順中論是天親所作。此分明是一誤。又說
「龍樹者,依梵音應云伽那馥力叉。伽那者龍也,馥力叉者樹也。」此說與“Nagarjuna”一音不合,不知其何所據而云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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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其書對「中論」一名之解釋等,也是小疵之一。大體而言,其書所述之中國佛教史實較為可信。至於對印度佛教之敘述,似乎較有問題。
日本三論宗名匠安澄(763~814),曾對吉藏之此書作過註釋,即「中觀論疏記」一書。
唐宋以來,我國佛教界研究中論者頗不多見。近人太虛大師曾著有「法性空慧學概論」一書,為中論之概說。現收在「太虛大師全書」第十三冊。至於對中論之義理能自有心得、自有創見的,當推今人印順法師。
印順法師是浙江海寧人,出自太虛大師之門,而學問自成體系。其佛教研究,所涉深而且廣。而最有所得的則是中觀性空之學。在這方面,他的代表作有「中觀今論」、「性空學探源」、與對中論本頌的註釋「中觀論頌講記」等書。
中觀論頌講記是印順對中論本頌的講解記錄。西元一九四二年講於四川法王學院,記錄者為演培。此書於一九五二年由臺北慧日講堂初版,一九六三年再版。全書為鉛印本四二二頁。
本書共分科文、前論、正釋三部份。科文是印順對中論頌的分段科判。前論為作者對中論頌之外延問題所作的敘述。包括對論主、釋者、譯者的簡介,以及中論之大義、組織與流傳情形。正釋是本書的主要部份,為印順對中論頌文的分品逐句的解說。在對每一品作正釋之前,印順又對該品之主要大意作一總說。(其所根據的頌文,是羅什譯的青目釋本。)
從對義理的闡釋上看,印順可說是嘉祥吉藏以來最出色的中論研究者。雖然他並不像傳統出家人之囿於一宗一派,但是他對中觀性空之學卻是深信其為最合佛陀教旨的。這是他在窮研大小乘經論之後所持的態度,並不是受到宗派觀念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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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持這種態度對中論義理所作的解析,使人更覺其親切而深入。
要瞭解印順的中觀之學,最好是將中觀論頌講記與中觀今論合看,一縱一橫,始能清楚印順對中觀之學的造詣如何。由於此處是介紹中論頌的註書,所以暫以中觀論頌講記一書為限。茲就所見,略述其優缺點如次:
其一,本書用的是白話文,而且能運用現代中國人的新知識(如西洋哲學) 綜合、醞釀前人各種說法,以直探龍樹中論本意。而對每品義理的闡釋、頌文的解析,都能以簡明適度的文字說明,不至使人覺得煩瑣。 |
其二,本書對於頌文的解釋,除了極少數語意模糊、向來為諸家所不能解之頌文外,大體都能緊扣頌文意義而直逼義理之核心。 |
其三,本書對中論所破之各家學說,都能扼要地介紹。「所破」之說明,自足助成讀者對「能破」之瞭解。 |
其四,作者對中論的科判,不囿於宗派或大小乘之窠臼,而認為性空深義為三乘通義。其所作科文亦自有見地,認為全論是依四諦開章,並沒有如青目釋所謂的分大小乘使人悟入的意思。並且極強調中論思想之直通阿含經典。 |
其五,作者持龍樹緣起性空之基本觀點,不祇直斥外道,而且對佛教其他宗派之某些見解也不盡同意。大體地說,在大乘佛教裏,作者以為性空唯名論是真合於佛法的,而虛妄唯識論與真常唯心論則是歧出的。尤其作者對真常唯心論思想更明白判定其為不了義。又在觀四諦品中,作者對天台家之依「眾因緣生法」而立三諦圓融說,更直斥其有違龍樹本意。 |
以上所述,是其書較顯著的特色。至於說其書是否有較顯著的缺點,則須視所持之批評立場而定。因為其書原是作者的弘法演講,並不是學術研究作品,所以自不須以嚴格的學術尺度來衡量。但是,如果要將它假定為學術作品來批評,則此書也有幾點須要改進的。
其一,對於中論一書的外延問題處理不夠,對於原作者、釋者、譯者的介紹都嫌太少。 |
其二,引書時,常未注明出處。常有「經上說………」「般若經說………」之句,而未能注明其確實來源,使人有欲查證而末由之感。 |
其三,對於各頌文的解釋,未能多將中論之諸家註釋的說法一齊羅列批評。雖然偶有提及青目釋、般若燈論之處,然以比例看,仍嫌太少。 |
上述三項,是站在學術研究的尺度來衡量的。然而,小疵不掩大瑜,對一個中文讀者而言,本書仍然是現代人最佳的中論註釋書。
按理說,所有般若系經典都闡揚性空思想,因此也都與中論義理有關。但是般若經典卷帙浩繁,常人每苦不能卒讀。所以,這裏舉出最精簡扼要的心經一書。
心經雖紙寥寥數百字,但其所揭示的卻都是般若經義理的核心。例如經文中的 「照見五蘊皆空」、「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諸法空相、不生不滅………」等語,都與中論所說若合符節。
坊間心經註疏甚多,依筆者所見,仍數印順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講記」較可靠。此外,新亞霍韜晦君在「中國學人」(香港新亞研究所出版)第三期中所發表的「般若心經漢譯研究」亦頗有參考價值。
本論是中論的綱要書,也可視之為中論的入門。龍樹著,鳩摩羅什譯為中文。
本書所說義理,大體不出中論範圍。而且偈少、長行(散文)多,比中論要容易理解。全書分十二門,故名十二門論。
關於本書的長行部份是否為龍樹自撰的問題,古來即有懷疑之者。吉藏在「十二門論疏」說: 「有人言,十二門論偈是龍樹所造,長行還是青目所注。」[61]但吉藏旋即舉出三證,以證明長行確是龍樹自撰的。
不論長行作者是誰,此論義理之密合於中論則係事實。因此如要探討中論奧義,此書仍是重要參考書。此書的古代註釋,較著名的有吉藏的「十二門論疏」六卷(見前註),及賢首大師法藏的「十二門論宗致義記」二卷[62]。今人有關此書的註釋,有太虛大師的「十二門論講錄」[63]、慈航法師的「十二門論講話」[64]等書,皆頗便於初學。
本書從書名即可窺知其為中論之入門。作者為印度中觀派大師月稱(Candrakīrti約560~640)。月稱在中觀派系統中,屬於佛護的應成派。他曾主持那爛陀寺,並為該寺之中觀學教授。其最重要的著作,為對龍樹中論頌的註釋,即「顯句論」(Prasannapadā,一譯「明句論」)一書,其書為中論註書中的僅存梵文本。
入中論一書原僅存西藏文譯本,本頌三二九偈,並有作者之自註。我國古來無人譯過此書,至民國以來,抗日戰爭期間,其本頌始由法尊法師由藏文譯為中文,文筆並由印順法師加以潤色。中文譯本由五言、七言之偈頌體組成。(此譯本已有臺北報恩小築印行單本流通)一九七○年,演培法師又出版對此書的註釋,即「入中論頌講記」。中華大典編印會出版。
月稱在此書頌文中,有好幾處都提到其書思想係來自龍樹。如謂:「月稱勝比丘,廣集中論義,如聖教教授,宣說此論義」(演培釋本五五三頁)。「如是龍猛諸論中,隨所安立今當說」(仝上,一二○頁)。「出離龍猛論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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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無寂滅正方便。」(仝上,二六○頁)。從這些頌文所示,也可以看出此書與中論的關係。
誠如演培所說,本論「是依華嚴的十地行果與般若的畢竟空理而組織成的。」[65]全書除了開頭的讚禮大悲心之外,大體是依菩薩的十地而陸續宣說的。但是在十地中,主要部份則是第六的「現前地」。該地的頌文佔全書一半以上,而其他諸地所說,往往只有用數語敘及而已。而且,此書與中論義理之相關處,也全在「現前地」的頌文裏,其他諸地所說,與中論並無直接關係。
在「現前地」中,論主先廣說般若功德,然後依次破斥各種不合中觀的偏見。如自生、他生、共生、無因生之四生說,以及離蘊即蘊我等各種對於「我」的邪執等,概在破斥之列。此外,並宣說世俗、勝義二諦之義理,開示各種空義。而其最重要的結論,則係要顯示無所得的緣生空義。其中還有一點頗值得注意,即論主用很大的篇幅去破斥唯識學說,並公然否定有宗之阿賴耶識。由此亦可窺見印度空有二系爭執之一斑。
本書中文譯者法尊法師,也出自太虛大師之門。曾奉太虛之命留學西藏。為民初少數藏文佛教研究者之一。先後曾從藏文譯出「菩提道次第廣論」、「現觀莊嚴論」、「辨法法性論」以及本書。
中文釋本之作者演培法師,出自諦閑、太虛諸師門下。由北碚至台則一直親近印順法師,其學頗受印順之影響。播遷以來的臺灣佛教界裏,演培是一個治學弘法皆極勤奮的出家人。譯、著甚多。「俱舍論頌講記」、「解深密經語體釋」以及本書是其較著者。
此書是僧肇的佛學論文集。內含宗本義、物不遷論、不真空論、般若無知論、答劉遺民書、涅槃無名論等篇。全書以極典雅之文字、舖述玄奧之義理,毫無翻譯文字之晦澀詰屈之病,為中國哲學史上之絕妙精品。
全書以物不遷、不真空、與般若無知三論為最重要。其中物不遷論是僧肇其書之理論基礎。此三論代表一個生長在魏晉玄學環境下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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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印度般若性空之學的體會與融化。僧肇在鳩摩羅什門下,號稱「解空第一」,其對於性空之學的體悟,自必有超出常人之處。其書引自中論之文字雖不多,但所述義理則與中論遙相呼應。因此筆者列其書於此,以供研中論義理者參考。
僧肇(約374~414),京兆(今長安)人。自幼好老莊之學,出家後專研方等經典。後從遊於鳩摩羅什,頗得羅什之嗟賞。其悟性之高,亦頗為時人所稱嘆。唯年僅卅一即逝世,真是天才短命之一例。他與三國時之王弼(輔嗣)並為我國哲學史上之少年奇才。
肇論在臺灣有單行本,為明朝憨山法師德清之「肇論略註」。此外,肇論一書之註釋,較有名者為唐朝元康之「肇論疏」,元朝文才之「肇論新疏」,都收在大正藏中。近代日本學者研究肇論者亦不少,一九五五年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曾有「肇論研究」一書,為集體研究之成果。
此三書皆為三論宗集大成者嘉祥吉藏之著作,並為三論宗學之基本典籍。「三論玄義」僅一卷,為三論宗教義之概論書。內敘述三論之破邪顯正之宗趣、造論緣起、及三論之解題等問題。「大乘玄論」共五卷,內闡釋二諦、八不、佛性、一乘、涅槃、二智、教跡、論跡等問題。其中對於二諦、八不、論跡的討論,都與中論有關。「二諦義」三卷,為吉藏創見較多之一小書。內容闡釋由二諦所推演出來的義理。其書卷上開頭曾謂: 「若了於二諦,四論則煥然可領。若於二諦不了,四論則便不明………若解二諦,非但四論可明,亦眾經皆了。」[67]可見作者對二諦之重視。此書亦可視為吉藏對中論二諦義的發揮與推演。
此書為印順法師之中觀學系統式著作。一九四七年開講於四明雪竇寺,一九五○年臺灣正聞學社出版。全書分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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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論思想之來源、中論之主要義理,都分別做自成單元的處理。
本書從中道之內容及意義談起,依次敘述龍樹著作,考證中論為阿含經之通論,並論述緣起之生滅不生滅問題,中道之方法,及緣起、自性、空、八不、有、時、空、動、中觀之諸法實相,二諦等問題。末以中道之實踐,與空有二宗之區別作結。此書與「中觀論頌講記」一縱一橫,構成了印順法師的中觀學體系。可視為現代中國人研究中論的最佳參考書之一。
從性質上說,中論一書與一般系統架構式之理論著作不同,它是一部「駁論」。所駁斥的是一切外道邪執、及佛教內其他學派之不合性空中道的見解。在全書廿七品中,除了觀法品與觀十二因緣品是正面陳述義理之外,其餘諸品都是火藥味極濃的辯論式文體,大部份頌文都是在指摘外人的理論過失。所以,本書的性質,與大乘起信論、成唯識三十頌等從正面去建構一種理論體系是恰恰相反的。本書所要揭櫫的道理,往往是寓涵在其對他人之駁論之中,這也就是我國三論宗人所說的「破邪顯正」。這種寓立於破的辯論式文體,是本書的第一大特色。
從另一個角度看,龍樹是站在一種超越的立場,對那些外道理論和其他佛教學說加以重新的批判。而批判的標準,便是龍樹所認為完全合乎佛法的「性空中道」的尺度。凡是違反這種性空中道之律則的,或是似是而非的,論主都一概批判之、否定之。這種批判式的態度,是本論的第二大特色。
由於論主所作的工作,是對那些不合佛法或似是而非之學說作一重新的審定,因此他勢須透過敵我共許的哲學或邏輯式推理,而不能單憑獨斷式的聖言量語句。這種推理或論證,也勢須儘可能地講求嚴謹、縝密的技巧。本書大體上是合乎這個原則的。因此,「哲學命題多,宗教命題少,講求嚴謹的論證技巧」是本書的第三大特色。
中論一書的基本思想是:「一切現象皆為緣起的、性空的、無自性的。」其書通篇所駁斥的,也是那些不合這種原則的其他理論。而這個基本原則,又可以歸納為「空」之一字。就如十二門論所說的:
「大分深義,所謂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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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亦此心經所載: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所以,若能把握這性空思想,即能把握住中觀之學的核心,也能把握般若系經典之義學核心。甚而亦能把握整個佛教教法的核心。
儘管這性空思想,確是透過龍樹的大力闡揚而告形成一大哲學體系。但是這思想並不是龍樹本人所獨創。從思想史的演化往上追溯,這思想也是源遠流長的。
顯然的,性空思想與原始佛教之阿含經之「無常、無我」思想,有不可分離的關係。無常、無我、緣起等觀念是阿含經中極重要的思想,而這三者正是性空思想的支柱。雖然由「無常、無我」的阿含思想,演變到中論之性空思想,其間有素朴與複雜之不同,但其基本原則卻是沒有改變的。所以,阿含經與中觀性空之學的關係,是極是密切的。
關於阿含經與中論的關係,今人印順法師曾力持「中論是阿含通論」之說。認為中論係在「掘發阿含經之真義」。他所持的理由有三:(一)中論所引證的佛說,都出於阿含經。(二)中論的內容,以阿含教義為對象。(三)中論開頭的八不頌,其義理皆出於阿含經。[69]
如果說中論的基本思想與阿含經的基本思想是協調一致的,或說中論的義理淵源可以遠溯到阿含,這當然沒問題的。但是若強調中論是為「通論阿含經的根本思想、抉擇阿含經的本意所在」而撰,這種說法似乎有點勉強。因為毫無疑問的,龍樹之中論思想所受般若經的直接影響,遠比受之於阿含經的影響為多為深。所以,與其說「中論為阿含之通論」、似不如說「中論是般若經之通論,而般若經義是直通阿含經義的」這樣來得自然、恰當些。
史實顯示,儘管在阿含經中已有「無我」思想,但是由這「無我」觀念演變到否定實體,顯示中道的「性空」觀念,則是在般若經成立的時候,亦即在西元一世紀的前後。而性空觀念也在當時成為般若經的核心義理。中論作者龍樹是南印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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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印度正是般若思想興起之地,因此,龍樹對般若思想必有極親切的體會。他若因此而以般若思想為基礎,而撰一通論性空之學的著作,實在是很順理成章的事。這也是古來諸師的一致說法。無著順中論說:
「為何義故而造此論?答曰:依順道理,入大般若波羅密義,為令眾生捨諸戲論取著等故………師造此論。」[70]
清辨在般若燈論卷末的讚頌偈裏,也說龍樹是 「以般若妙理,開演此中論。」[71]青目釋觀因緣品第一也說: 「所謂一切法不生不滅,不一不異等,畢竟空無所有,如般若波羅密中說。」[72]
當然,印順必也深諳中論與般若思想之密切關係,其所以堅決地主張「中論是阿含經的通論,是通論阿含經的根本思想,抉擇阿含經的本意所在。」[73],揆其寓意,似在強調中論之不離原始阿含教法。但是這種強調,容易使讀者忽略了般若經與阿含的直接關係,而誤以為中論確為超越般若而直承阿含之論書。這與史實似略有出入。因此,筆者不憚辭費地在這裏略加補充說明。
說「中論為般若經之通論」之所以比較恰當,另外還有幾點理由:
(一)中論義理與般若經義理極為密合,二者之基本思想都可以歸納為「空」之一字。而中論與阿含之間,二者之義理有精、粗之別。且阿含經之基本思想,似無法單用一「空」字來範圍。 |
(二)阿含經說五陰無常之處固然甚多,但明顯地述說「空」義者尚屬少見。 |
(三)龍樹的般若學造詣極深,此從其大智度論之撰述即可知之,這是他較可能為般若經做通論的有力旁證。而且他對般若義學也頗為景仰,大智度論篇首,龍樹曾有偈曰:
「智度大道佛善來,智度大海佛窮底,智度相義佛無礙,稽首智度無子佛。」其對「智度」(般若波羅密多)之稱嘆,由此可見。由此也可窺知龍樹與般若義學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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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印順曾謂,中論一書內所引的佛說語句,多出自阿含。並以此為「中論為阿含通論」之一證。仍筆者揣測,龍樹之所以多引阿含經,乃是因為當時般若經成立不久,並不為大部份小乘學者所採信。所以,如要駁斥其他佛教學派的錯誤見解,自須採用當時流傳已久,且為各派佛教徒所共許的阿含教義才適當此。 |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中論一書的思想淵源是直承般若經典之義理,而間接來自原始阿含聖典的。
關於中論一書的精義,印順法師在「中觀今論」及「中觀論頌講記」中已有很詳細的發揮,因此此處不擬多加贅述,僅就中論一書之基本思想略加說明。
如前所述,中論一書之基本義理,大抵不出「緣起、無自性、性空中道」諸義。中論立足於這三項基本原則,而駁斥那些不合這些思想的學說。依該論的主張,「緣起」是宇宙間一切人、事的形成法則,也是這世界上一切現象的最根本原理。從時間的綿延上看,從空間的組合上看,宇宙間的一切現象沒有不是因緣和合而有的。這是中論一書的最根本命題。
而在「一切法緣起」這一前提中,實已蘊含著「一切法性空」的結論。因為因緣生起萬法,萬法自也就無本體、無自性。無自性就是性空。這性空思想正是宇宙的如實相,也是最中正不偏的道理。所以,觀四諦品說: 「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
「空」,並不是空無所有的虛無。一切法性空,只是說一切事物之無自性而已。在常人的心目中,總以為一切事,物都有固定模式的、不變的、自存的本體。總以為人有人的自體,卓子有卓子的自體。東西方哲學家持有這種見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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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頗不乏人。印度奧義書(Upanisads)哲學的基本思想「梵我一如」說,也是這種自性見的一型。婆羅門教哲學主張歌詠四吠陀(Vedas)的聲音是有自性的、常住的,也是自性見的一例。其他如「時外道」、「方外道」、「順世外道」等也是印度持自性見的哲學流派。至於西洋哲學中持有自性見之本體觀的哲學家更多,唯心論者、唯物論者都是其中之一類。柏拉圖(Plato 427-347 B.C.)的「理型說」也是其中一個顯著的例子。像這一類自性見,中論都認為是起於感官或理性的謬誤執著,論主對此一概加以訶斥。
由於「一切法因緣所生」這一命題是任何人所無法否認的,因此,由這一前提所推出的必然結論「一切法是性空的」也必然無法否定。所以,中論對那些執持著「實我」「實法」的任何見解,都一概加以訶責。說實有、說實無,講自性、講他性,都是邪執,論主對之也毫不保留地指斥。所以,觀有無品說: 「若人見有無,見自性他性,如是則不見,佛法真實義。」
如前所述,論主以為這種「緣起性空」的道理,不只是宇宙一切現象的如實相,而且也是這一切現象所賴以形成的法則﹔是這動的世界之所以可能之根本原因。因為一切法如果不是性空的,則必事事物物都有其自性。事物有自性則必導至這世界的僵化、固定、和靜態。因為若事物都有自性,則緣起現象必不可能產生,一切生滅現象亦將不可能存在。由此可見,「一切法性空」這一命題是積極的、肯定的命題,而不是如常人所誤解的那種消極、否定式的命題。關於這點,觀四諦品中有很清楚明白的敘述: 「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若無空義者,一切則不成。」 「汝破一切法,諸因緣空義,則破於世俗,諸餘所有法。………若有決定性,世間種種相,則不生不滅,常住而不壞。」
至於從倫理、行為方面說,如果否定了緣起性空的義理,亦即如果一切現象不是緣起性空的,則其過失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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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非一般人所能夢見。因為若果一切現象不是緣起的,則一切因果報應、一切修行將不可能、亦將變得毫無意義可言。我們從下列觀四諦品的頌文裏當可窺見一二:
「若一切不空,則無有生滅,如是則無有,四聖諦之法。」
「若諸法不空,無作罪福者。不空何所作?以其性定故。」
「若無有空者,未得不應得,亦無斷煩惱,亦無苦盡事。是故經中說,若見因緣法,則為能見佛,見苦集滅道。」
一切法不具空性的過失還不祇如此,甚至於連涅槃都成為虛語了。觀涅槃品說: 「若諸法不空,則無生無滅﹔何斷何所滅,而稱為涅槃?」
綜上所述,我們大體可以瞭解論主所破斥的蘄向,以及其所揭櫫的空義大旨。一切世界現象,本來就是緣起的,本來說是性空的,並不是經由論主的主張,然後才緣起性空的。論主祇不過對這宇宙真實相加以說明而已。了悟了這性空大義,對世界上的一切現象才不至於固執地堅持其實有、實無、實是此、實是彼。而了然於宇宙現象祇是如是如是地緣生著。觀法品說: 「若法從緣生,不即不異因﹔是故名實相,不斷亦不常。」明乎此,也才能瞭解論主在本書開頭觀因緣品中所標之「八不偈」的深意。觀因緣品說: 「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出。能說是因緣,善滅諸戲論。我稽首禮佛,諸說中第一。」
「八不偈」是論主對各種可能的自性見命題,所下的正反雙邊否定。堅持地說生說滅、說斷說常,都是隱含著自性見的執著看法,都是錯誤的。所以論主全以「不」字加以否定。
然而,若說論主是掃除正反二邊之邊見,而「執持」中道,這也是不對的。因為不只正反二邊之見解無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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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中道的見解亦必如此,也是不能固持執著的。所以,龍樹雖然說一切法沒有自性,但並不要人執著一切法之空性。因為若如此執著,則亦將同樣落入自性見的陷阱之中而不自覺。對於這點,論主也有親切的叮嚀,觀行品說:
「大聖說空法,為離諸見故。若復見有空,諸佛所不化。」
所以,佛經上之說此說彼,是一種方便法門。真正的宇宙實相,是無法也不能在概念語言間加以執持的。因此,在開顯諸法實時,用「不」字來否定那些邪執,以反顯隱藏在其背後的真實相,這是比較合適的法門,並不是什麼詭辯。觀法品說: 「諸佛或說我,或說於無我。諸法實相中,無我無非我。諸法實相者,心行言語斷,無生亦無滅,寂滅如涅槃。」
這段頌文所說,正是觀四諦品所謂的。「依二諦說法」的另一種說明,觀四諦品說: 「諸佛依二諦,為眾生說法,一以世俗諦,二第一義諦。若人不能知,分別於二諦,則於深佛法,不知真實義。」
諸佛之說我、說無我,是方便權宜的設施,亦即是依世俗諦所作的開示。至於在第一義諦裏,所顯示的是「諸法實相」、是「無我無非我」的、是「心行言語斷」的,是不落任何概念言詮中的。如果一定要用語言來詮釋,也只能用否定的遮詮方式。因為那境界並不屬於概念世界。那種境界是透過直觀而了悟的境界,並不在常人的思維構作範圍裏。
至於對佛教徒的最高理想——涅槃與如來,論主也有所闡釋。如同前面所說,涅槃也是沒有實自體性的,也只能用否定法去開顯。觀涅槃品說:
「無得亦無至,不斷亦不常,不生亦不滅,是說明涅槃。」 「如佛經中說,斷有斷非有,是故知涅槃,非有亦非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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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涅槃的境界,並不是在另一個超世間的世界裏。也不一定要到彌陀淨士或彌勒淨土去才能證得。只要徹底了悟緣起性空的八不中道,在這世間當下即可證果。這也就是「煩惱即菩提、世間即涅槃」的說法。觀涅槃品說: 「涅槃與世間,無有少分別。世間與涅槃,說無少分別。涅槃之實際,及與世間際,如是二際者,無毫釐差別。」
涅槃如此,對於悟入涅槃的眾生——如來,其道理亦與此大同。也是無自性、無實體、與世間緣起法相同的。觀如來品說: 「如來所有性,即是世間性,如來無有性,世間亦無性。」
此上所述,是中論一書之立論大略。能把握住這些綱領,才比較易於領會其所破斥的是什麼。對於其書之論證,也才不至覺得扞格不通。
有關中論思想與西洋哲學的異同,今人印度大學的慕地(murti)教授在其「佛教的中心哲學(The Central Philosophy of Buddhism) 」一書中,曾比較康德、黑格爾、柏拉得雷(F.H.Bradley) 三哲興中觀思想的異同[74]。康德的批判態度,黑格爾的辯證法,以及柏拉得雷的「現象與實體」的理論,都與中觀之學有若干相似之處。慕地教授曾分別詳細列出,因此此處不擬贅述。本節所要說明的是,如果可能的話,中論思想應該歸屬於西洋哲學中的那一種學派或主義之中。
從中論的中心思想—「緣起性空」一義看,說它是唯心、或唯物,都不妥當。在形上學領域裏,中論比較接近西方的現象主義(Phenome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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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二者大處雖然相同,但仍有小處之異。
簡單的說,現象主義是一種只承認現象,不承認本體的學說。而中論一書所反對的,正是一切事物的本體——物自性。其通篇所駁斥的正是「執持事物有本體的自性見」。而在其破斥之中所顯示出來的法則,正是現象界的因緣生法。換句話說,中論只承認現象界如環無端的緣生如幻相,而不承認現象的底蘊、隱藏有任何自性或本體。依今人唐君毅先生的解釋,現象主義與中論的形上學見解大體是吻合的。唐先生說:
「現象主義之特色,在只承認有所謂形形色色之現象。而不承認此形形色色之現象之外、之後、或之上、之下之一切實體、本質、底據之存在。我們常在常識中所謂自我之心體、外在之物體、及宗教家、哲學家所謂神、上帝、及物之自身或自存之本質………等一切超現象、非現象者,依現象主義,同不承認其實有。」[75]如果現象主義所承認的現象,是不變的,或恒存的,則中論所述自與此大異其趣。但是西方現象主義所說的現象,並未蘊涵恒存不變的意思。所以,中論所說的緣起法亦能與之相合。唐君毅在其「哲學概論」中又說:
「依純現象主義之態度,現象之為實有、實在,乃如其在而在,即如其實有而實有。然此中並不包涵視在者為必在或長在、永在之義,即不包涵實有者為必有、長有或永有之義。人亦不能有對此在者、實有在之任何執定或執著。純現象主義之承認肯定現象之在與實有,唯是如其在,如其實有、而承認肯定之:則亦即同時可如其由在而不在,由有而非有,而不復再承認肯定之。」[76]
此段所述文字,與中論之現象觀若合符節。中論所承認之現象,亦即因緣生法,當然不能視之為「必在或長在、永在」的。而世人對存在之現象的「執定或執著」,也正是中論所必予訶斥的。尤其對於現象之「存在則承認之、不復存在則不承認之」的態度,正是中論「緣生法無自性」的另一角度的相同看法,因緣和合則法生,因緣離散則法滅,此亦法之所以無自性之另一原因。
此上所述,正是中論與西方現象主義大同的地方,也是中論之可被視為純現象主義的理由。但是,佛教思想中,並不是每一系統都可以歸入現象主義。例如唯識系與真常系思想,顯然可以視之為西洋唯心論之一型,但卻不能算是現象主義。尤其真常系的大乘起信論,明白指出「心真如門」為「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此更與現象主義根本不同。
然而,儘管中論思想大同於西洋的現象主義,但是二者的相異之處,仍然是存在的。西方的現象主義大體有下列四種形態[77],茲分別略舉其與中論之不同點如下:
其一為康德(Kant 1724~1804)的現象主義。康德認為人類的感性與悟性只能認識萬物的現象。而對萬物的本體或物自身(things in themselves)則無法認知。雖然康德說物自身為不可知,但他並不否認其存在。這與中論之「緣起之外無自性」的理論是有距離的。 |
其二為斯賓塞(Herberat Spencer 1820~1903)的現象主義。斯氏認為知識是相對性的,所以無法認知現象背後的絕對的實體。但他卻認為若沒有絕對的實體,則相對的現象自身就成為不可想像的東西。因此,絕對的實體雖然不可知,但卻也不能否認。斯氏這種看法,與中論也是不同的。 |
其三為馬赫(Ernst Mach 1838~1916)的感覺主義。這一學派只承認現象之如實的呈現,而主張認知現象的動力則在於感覺和經驗。至於這些現象背後的物自身,則一概加以摒棄,且認為那只是一種玄學的幻覺,並非實在。這是比較徹底的一種現象主義。至於西洋哲學中,全然地否定物自身的,還有法國新批評主義的哲學家雷怒威(Charles Renovier 1815~1903),也可視為純現象主義者。此一派與中論之現象較為接近,但仍有其不同點。 |
其四為皮爾孫(K. Pearson)的現象主義。皮氏認為人類所認識的現象,乃是由外物對人類大腦的刺激,而在心靈上所留下的感覺與知覺影像。因此,人類對外物之本體,永遠無法認知。這種現象主義仍然承認有一不可知的本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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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洋哲學史上,現象主義是康德以後才比較盛行的思想。大體可分為兩類型,其一為人類之知識能力雖然不能認知物自身,但該不可知的物自身(本體)是存在的。這種看法,即康德、斯賓塞、皮爾孫等人之所持。另一類則將物自身也加以全然的否定,馬赫、雷怒威一派人所持者即屬於此一類。中論比較偏向後者,因為它對一切現象的本體也是全然否定的。
但是中論所講的現象主義有一基本特色,即中論之所以為現象主義,是立足於「一切現象皆是緣起的,緣起現象之外無他物」這一基本命題上。這立足點是釋迦牟尼對這宇宙實相所下的一種事實判斷。中論所闡釋、發揮的正是這種緣起法則。現象是緣起的,當然沒有自性、沒有本體。這種對宇宙現象的事實判斷是經由一種特殊的理性、或直觀而來的,亦即是透過般若智所照見的事實真相。所以,這與馬赫、雷怒威一派人之為純現象主義者又有不同。因為馬赫、雷怒威現象主義,是經由感官或普通人之理性而來的。他們所說的現象,是凡人感官所得的現象,與中論之現象之係透過般若智所認知者不全同的。
翻開中論本頌,開首即給人以醒目的「八不」一偈。其次,遍觀全書,大部份頌文都是論主對於其他理論的否定或駁斥。而且,其所駁斥的,往往又是我們一般人的普通想法。
如果我們不瞭解論主的基本立場,則我們往往對其所破會覺得不能心服。所謂論主的基本立場,如果換一種說法,也可稱之為中論方法論的形上學基礎。亦即其書千說萬說,總是繞著這一基礎在立論破斥。這一個基礎即「一切法緣起、性空、無自性。」這種立場,也就是純現象主義的立場。
由於中論所承認的只是「純現象」(緣起法),所以對那些第一原理、恒有、自存的事或物(物自身,本體),都一概加以否定。但是,它並不否定緣生而有之如其所如的現象。所以,當它用「不」字否定某一事物時,它並不是否定該事物之為全然虛無,而只是否定事物之第一原理、自性、或本體。譬如論初之「八不」,對
「生滅斷常、一異來出」之八範疇都加以否定,但它並不是否定世間緣起的生滅斷常等現象。只不過說它們沒有真實的自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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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印度哲學的定義,凡物如果有其自性,則它必是恒存、自存、不變的。龍樹認為,若一切事物都有其自性,則推演出來的將是一種僵化、固定的世界,一切現象將顯得矛盾與扞格不通。因此,乃對這些自性見全部加以否定,以反顯出一切緣生無性的世界來。這種只否定「自性」、而不否定一切現象的立場,是讀中論者必須先瞭解的。
中論這種遮詮式的否定方法,並不是龍樹所首創。遠在印度奧義書(Upanisads)時代已有這種用否定法反顯真理的例子。印度奧義書時代的大哲學家祭皮衣仙(yajnavalkya)就是用這種方法來詮釋宇宙本體的。他說:
「聖者所名為不壞(aksara本體)者,非粗、非細、非短、非長、非赤、非濕、無影、無暗、非風、非空、不粘著、無味、無臭、無眼、無耳、無語、無覺、無生力、無生氣、無口、無內、無外。不滅何物,無論何物亦不能滅之。」[78]
雖然沒有任何明白的證據,可以證明龍樹是否定法確受奧義書的影響。但是奧義書是印度正統哲學的基本泉源,也是印度幾告家喻戶曉的經典。而上引這段文字又是奧義書中極著名的典故,所以,龍樹之必定熟諳該段奧義書,是可以揣知的。果其如是,我們若說龍樹的否定論證法是受到奧義書的影響,該也不算空穴來風吧﹗
據唐君毅先生的分類,辯證法可分為八種類型。而中論一書所用的否定式的論證法,唐先生稱之為「正反相銷歸實之辯證法」。唐先生說:
「人謂諸法有生滅、來去、一異、斷常,皆是法執,即皆須空掉,唯空此諸法執,而照見諸法之不生不滅,不來不去,不一不異,不斷不常,乃能知諸法之實相或真如。……此中人之用正概念,唯所以抵消反概念。人用反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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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所以抵消正概念。」[79]
中論全書之所否定,所駁斥,正是要使人從正反二概念之矛盾境地裏醒悟,而突破這常人之思維、概念境界,以悟知那種非概念境界之性空中道實相。外人的生滅、一異等自性見,在辯證法裏可視之為「正題」(Thesis),而對這自性見的否定,即屬於辯證法的「反題」(Antithesis)。由這種正反二概念之相互抵銷,乃能使人對自性見之法執有所了悟,而超越思維概念之境界,以照知性空之理。因此,這種超乎概念領域的辯證法,與黑格爾的唯心辯證法之屬於純思想領域,是不相同的。
辯證法是中論之方法論的基本形態,在實行這基本方法時,仍然有許多技術可以運用。而歸謬法(reductio ad absurdum)正是中論一書中最常用的辯論技巧。誠如慕地(murti)教授所說:
「中觀學者是如何來否定其他各種見解的?他只用一種武器。即將每一見解的意涵說明出來,而指出其自相矛盾的性格。這辯證法是一系列的歸謬法論證(Prasaāngapadānam)。每一個論題都攻擊到它自己……中觀家反證敵對者的論題,但並不證明他自己的任何論題。」[80]
指出對方之矛盾所在,使對方之論點處處扞格不通,這就是歸謬法的特色。也是中論一書最常用的戰術。
以「歸去來品」為例,論主為了破斥有關運動(去)之自性見。乃先將運動之一切可能相狀都羅列出來,亦即已去、未去、去時三種情形。然後證明在這三種狀況中,運動都無法成立。即所謂: 「已去無有去,來去亦無去,離已去未去,去時亦無去。」
當外人堅持「去時」(正在運動時)之可能成立時,論主則將「成立去時」可能遭致的矛盾都羅列出來,如「觀去來品」所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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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於去時,而當有去法?若離於去法,去時不可得。若言去時去,是人則有咎,離去有去時,去時獨去故。若去時有去,則有二種去。一謂為去時,二謂去時去。若有二去法,則有二去者,以離於去者,去法不可得。」
外人要成立「去時」,其自會產生上述的過失和矛盾。這些過失和矛盾是無法消除的,因此外人的「去時」自也不能成立。這便是論主歸謬法之一運用實例。
在運用歸謬法時,論主最常用「兩難式論證法」(dilemma),即將對方之論題,分析為正反二面,而證此二面都是錯誤的。(有時也有分析為三、四面的情形。)「觀去來品」說: 「去者則不住,不去者不住,離去不去者,何有第三住?」 「去法即去者,是事則不然﹔去法異去者,是事亦不然。若謂於去法,即為是去者,作者及作業,是事則為一。若謂於去法,有異於去者,離去者有去,離去有去者。」「觀染染者品」說: 「染者染法一,一法云何合﹔染者染法異,異法云何合。若一有合者,離伴應有合﹔若異有合者,離伴亦應合。」
像這種兩難式論證,在中論一書中俯拾即是,可以說是龍樹最常用的論證法。
除此之外,利用能所二法之相依相待而不相離,以論證其中一法之不能獨存,這也是論主所常用的歸謬法之一型。姑暫名之為「能所相待法」。如「觀六種品」說:
「相法無有故,可相法亦無﹔可相法無故,相法亦復無。是故今無相,亦無有可相,離相可相已,更亦無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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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使無有有,云何當有無?有無既已無,知有無者誰?」「觀本住品」說:
「以法知有人,以人知有法﹔離法何有人?離人何有法?」「觀成壞品」說:
「若離於成者,云何而有壞?如離生有死,是事則不然。」「觀顛倒品」說:
「不因於淨相,則無有不淨。……不因於不淨,則亦無有淨。」
其次,論主在破斥對方的論點時,也常指出對方犯了「循環論證」(arguing in a Circle)的謬誤。所謂「循環論證」,是邏輯學上「乞求論點之謬誤」(begging the question)的一型。即先用第二命題證明第一命題,接著又用第一命題證明第二命題。例如「觀三相品」中,他生派學者主張能生法的「生生」與「本生」,是相互生起的,他們說: 「生生之所生,生於彼本生﹔本生之所生,歸生於生生。」
這觀點顯然是犯了「循環論證」的謬誤,因此論主即據此而顯示其錯誤,而加以破斥道: 「若謂是生生,能生於本生。生生從本生,何能生本生?若謂是本生,能生於生生。本生從彼生,何能生生生?」(「觀三相品」)
此外,論主也曾在好幾處頌文裏,攻擊對方犯了一種和「乞求論點」相類似的謬誤。如「觀業品」中,外人主張「業」因煩惱而實有。但是「煩惱」並不能證其自身也是實有,因此自然不能因之而證明業之實有。該品說: 「若謂世間業,從初煩惱出,是煩惱非實,業當何有實。」
在「觀三相品」中,也有類似的論證。有人主張「滅相」之有實自性,論主就從其根源處(生相)之不能成立以證其為非實。該品說: 「如一切諸法,生相不可得﹔以無生相故,即亦無滅相。」
在論證過程中,論主也常用「反詰法」來質詢對方,使對方為之語塞。如「觀然可然品」:
「若汝謂然時,名為可然者,爾時但有薪,何物然可然?」 「若因可然然,因然有可然。先定有何法,而有然可然?」
連鎖推理是一般人所常用的推理方式。中論一書中,運用此種推理方式的地方也不少。茲略舉數例如次: 「如是顛倒滅,無明則亦滅,以無明滅故,諸行等亦滅。」(「觀顛倒品」) 「生住滅不成,故無有有為,有為法無故,何得有無為?」(觀「三相品」) 「若墮於無因,則無因無果,無作無作者,無所用作法。若無作等法,則無有罪福。罪福等無故,罪福報亦無。若無罪福報,亦無大涅槃,諸可有所作,皆空無有果。」(「觀作作者品」)
編者按:純從論證方法探討中論者,國內極少,即國際學界亦不太多。日人中近數年有京都大學的□山雄一氏較有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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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來,在我國學人中只有虞愚的「龍樹辯證法底基本特徵」一文,稍有系統和深入。希望對邏輯、對辯證法有造詣之青年學人,能因此引起興趣,對中觀之論證方法作深入的比較研究。日人山口諭助氏的「空與辯證法」一書,可作初步的參考。
般若大義的詮釋者,阿含深義的抉發者,緣起性空之中道正見的宣揚者,這是龍樹及其中論一書在佛教中之應得地位。
龍樹是印度佛教史上大乘佛教最重要的奠基人物。由於龍樹,大乘佛教才奠定了堅固不搖的基礎。但是龍樹如果沒有中論這一撰述,則龍樹之歷史地位將大為滅低。我們可以這麼說,龍樹義學是大乘佛教義海的核心,而中論則正是龍樹思想的核心。中論在大乘佛教中的地位,由此也可推知。
卷帙浩繁的般若系經典,是大乘佛教之母。而中論一書則係般若義理的最有力護法。中論不祇抉發般若之「空、智」大義,而且駁斥一切不合緣生正觀的學說。如果沒有中論,雖然般若深義不一定就此湮沒不彰,但我們可以斷言:中觀大義必不至於如此地盛行於印度、西藏、和中國。
原始佛教之三法印,是一切佛法的基石。這在阿含經中曾有很生動的解說。但是經過部派佛教時代之阿毘達磨式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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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部派是講得走了樣,有些則將原始佛法之生動、活潑的精神弄僵化了。直到中論一出,把外道的還給外道,把小乘的還給小乘,洗清一切不合三法印的邪執,終於使「無我、無常」、「緣起性空」之大義如日麗中天,朗朗縣照於寰宇之內。
剋就 「諸行無常,諸法無我」二法印說,大乘三系之主要論典中,最能合乎這兩項原則的,也以中論一書為第一。真常系論典,其本體或佛性思想,頗受印度婆羅教哲學的暗示,已不甚合無常、無我之法印。唯識系論典,也「不能抹煞境相的緣起性,所以雖說境空而又立唯心的內境不空。」[81]而中論一書,則一本般若、阿含之「性空、無常、無我」之深理,直截地抉發緣生正觀之中道實義。
印度大學的慕地教授曾比喻中觀之學為「印度哲學中的哥白尼式的革命」[82]。並說:「中觀學在印度哲學中的地位,就像康德在近代歐洲哲學的地位一樣。」[83]筆者認為這種比擬是很恰得其分的。就如「純粹理性批判」(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在康德哲學中的地位一樣,中論一書在龍樹學說中,也具有最重要的核心地位。
由此以觀,中論一書的價值實在是顯而易見的。由於其書暢敘即空即有的中觀正義,而且寓立於破,清晰地抒發從原始佛教以迄般若經時代的一貫法門,使後人對緣起性空之中道大義能得一正確的理解,使後代學佛者有一康莊正道可資遵循,此為其價值之一。
中論一書不祇破斥外道,而且對某些岐出之小乘學派也不稍寬貸。使般若中觀之學在佛教義學領域內高揚大纛,使大乘佛教之基礎更加堅固不拔,此為其價值之二。
中論一書之批判態度,給佛徒以 「依法不依人,依了義不依不了義」之強有力的啟示。在佛教內人言人殊之眾多部執與不同學派之間,提供後人以一判別真偽的準繩,此為其價值之三。
在佛學理論上,中論之立破善巧,可使外人瞭解佛教的真義是經得起辯駁、論證和邏輯檢查的。可使人知道佛學確是不同於其他宗教之以獨斷教條為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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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其價值之四。
在世俗應用方面,中論對於執持某一事物為實有之見解一律破斥,而開示緣生如幻的宇宙真實相。此可使人悟到一切世事之並非永久不變的,一切事物都是依因緣離合而生滅的。所以,在處理文化、習俗、政治、………等各方面之世俗問題時,如果能把握這緣起生滅的原理,則當能破除固執的成見,而得一靈活的玄解。由此原理一轉,當可將此緣起生滅之理與儒家大易「生生不息」之理相互會通。此為其價值之五。
在中論內之各種駁論裏,提供後人以許多辯論學上的鋒利技巧,熟讀其書,至少亦可在推理時較為靈活,而亦可精於學術論難,此或為某些人視為小道,然亦不能不目之為中論之善巧處,此為其價值之六。
龍樹之後,其嫡傳弟子提婆(Aryadeva 170~270)雖然沒有傳下有關中論的註書,但是其代表作「百論」,則係本著中論之「破邪執、顯空理」的宗旨而撰,可說是中論思想的闡述作品。
雖然提婆之後的百餘年間,中論之學未見有人弘揚。但到了西元五、六世紀間,有專研中論思想的佛學者佛護 (Buddhapalita 470~540) 與清辨(Bhavāviveka 490~570)兩大論師,為了對中論之學持有不同見解,而形成了中觀學的兩大系統。以中論思想為主要研究、弘揚對象的中觀學派,也因為這兩大論師的論述而成立。這兩位論師都著有中論註,佛護的中論註書未曾漢釋,現在僅存西藏文譯本。其學傳到月稱 (Candrakīrti 600~650)時,大為盛行。月稱繼承佛護的論議法而擴充之,撰有顯句論 (Prasannapadā,又譯明句論),也是中論的重要註書之一,且是現存唯一的梵文本中論註。佛護、月稱這一系統的中觀學派,叫做「必過性空派」(Prasamgikāh)。而清辨這一系統的中觀學派叫做「自意立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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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ātantrikah)。一時中論之學,在印度蔚為大觀。
除了中觀學派研究中論之外,唯識系的無著、安慧等人也都著有中論註書。舊傳中論之註釋書且有七十餘家之多,可見該書在印度所激起的壯闊波瀾。
佛教之外,印度吠檀多派哲學大師高答巴達(Gaudāpado約600~700)和商羯羅阿闍梨(Sankarāacārya約八世紀末)的學說也都曾受到中論的影響[84]。
中論之傳入西藏,時在西元八世紀中期,印度中觀宗清辨系的論師寂護(Santa-rakṡita約700~760)到西藏,首度將中觀之學傳入該地。其後有寂護之弟子蓮花戒(Kamalaṡila)等人的弘傳,及譯經諸師的翻譯,乃使中論及其註疏漸顯揚於藏土。到阿提沙(Atisa約十一世紀)時,其代表著「菩提道燈論」一書中,即曾討論到中論的註書問題。到了西元十四、五世紀時,西藏黃教大師宗喀巴(Tson-kha-pa)著有「菩提道次第論」一書,其中之修觀部份,則大體採取中論觀法品與月稱的入中論內的有關義理。
雖然西藏不曾有類似印度中觀派的宗派產生,但中論對西藏密教思想之影響仍不算小。因為中論及其註書一直是西藏佛教徒所最重視的內典。而且在梵、藏、漢三種現存的中論註書裏,也以藏文為最多,計有無畏註、佛護註、清辨註,月稱註,以及在西藏大藏經丹珠爾部中所收之數部釋論等。由此也可見中論其書在西藏所受到的普遍重視。
中論自從青目釋本由羅什譯為中文後,先在羅什門下引起廣泛的研究興趣,繼而又成為三論宗之義學根源。且亦直接影響到天臺宗。唐朝以後,雖然研究者較少,但到民國以後,由於印順法師的闡釋與弘揚,性空中觀之學乃再度重揚於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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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中論在中國佛學史上所激起的波瀾,筆者已分別在第二、第三章中先後提及,茲不贅述。
西元七世紀中期,高麗沙門惠觀傳三論之學入日本,惠觀乃成為日本三論宗之初祖。而三論宗亦成為日本古京六宗之一。中論義學之傳入日本,即在此時開始。其後,有福亮、智藏、道慈、智光、安澄、靈叡等人,俱為三論宗名師,對中論皆嘗深研。大體而言,日本在奈良時代(708~781)以前,佛教義學是以三論思想為主的。而中論是三論中最重要的一論,其對日本佛學思想的影響,也是在這時期中最為重要。
雖然三論宗在奈良時代末期已告衰微,且其後該宗迄不復振,但是中論等思想在日本佛教思想史上仍一直具有影響力。誠如日本明治時代的佛學者高楠順次郎所說的:「在日本……對該(三論)宗教義的研究,迄今未衰。因為對一個佛教生徒來說,把該宗宗義當做學習佛學的主要科目、和辯證推理時之堅銳武器,則這種研究是不可或缺的。」[85]
現代日本佛學界對中論之研究,也有不少專門學者。如山口益、宮本正尊、池田澄達、寺本婉雅、安井廣濟等人,對於中論一書義理之闡釋與註疏之譯介,都頗有成續。
從中論一書在印度、中國、西藏、日本諸佛教區域所引起的研究風潮看來,就可知道該書之重要性是不可動搖的。從研究者的人數比例看,中論在中國,專門研究的人並不算多,這大概與中國人之崇尚簡易直截、與不喜作複雜之推理等民族性有關。姑不論古代如何,然而,今天的中國佛教徒似乎應該重新掀起研究中論的興趣了。現代的世界,是個重理性思維甚於獨斷教條的世界,尤其知識領域裏更是如此。所以,如果要將佛教弘傳於世界上的各個角落,則注重推理與論證,也是眾多應循的途徑之一。因此,中論一書在今日之世界裏,可以說是頗為契機的。因為要使人瞭解佛教之為理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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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迷信的、獨斷的宗教,中論正是一部最恰當的書籍。
[1] 僧叡「中論序」,大正藏第一五六四部,一頁。
[2] 吉藏「中論序疏」,大正藏第一八二四部,一頁。
[3] 英文本西藏布頓佛教史,第一卷,五十~五一頁。此處據murti; "The Central Philosophy of Buddhism"八八頁所引。
[4] 吉藏「三論玄義」,大正藏一八五二部,十三頁。
[5] 吉藏「中觀論疏」卷一,大正藏一八二四部,六頁。
[6] 吉藏「三論玄義」,大正藏一八五二部,七頁。
[7] 仝上,十四頁。按僧肇「物不遷論」作「中觀云」,並非作「正觀論曰」。
[8] 慧頤「般若燈論釋序」,大正藏一五六六部,五十頁。
[9] murti; "The Central Philosophy of Buddhism"P.347
[10] 中論青目釋「觀十二因緣品」,大正藏一五六四部,卅六頁。
[11] 印順「中觀論頌講記」三八六頁。
[12] murti; "The Central Philosophy of Buddhism"P.88
[13] 付法藏因緣傳卷五,大正藏二○五八部。
[14] 龍樹菩薩傳,大正藏二○四七部。
[15] 順中論卷一前翻譯記,大正藏一五六五部。
[16] 大唐西域記卷八,「摩揭陀國」上與卷十「憍薩羅國」條。
[17] Max Walleser; 『Life of Nāgārjuna』, Asia major, Hirth Ann. Vol.
[18] 『Buddhist Remains of Andhra』pp. 53-63 此處據murti;『The Central Philosophy of Buddhism』p. 88所引。
[19] 鳩摩羅什所譯的「龍樹菩薩傳」,大正藏收有兩種版本。其一為宋、元、宮本對校而成者。其二為明本,此二本二句大體相同,而次序略有先後之別。見大正藏二○四七部。此外,付法藏因緣傳卷五所截之龍樹事跡,與此傳大略相同。
[20] 大唐西域記卷八「摩揭陀國」條,大正藏二○八七部。
[21] 大唐西域記卷十「憍薩羅國」條。
[22] 英文本布頓佛教史第二卷,一二二頁以後各頁。
[23] 參閱木村泰賢「大乘佛教思想論」,演培譯本卅八、卅九頁。內明出版社印行。
[24] 參閱印順「中觀今論」十一頁所引,正聞學社出版。
[25] 英文本布頓佛教史第一卷,五十、五一頁。
[26] )太虛大師全書第十三冊,「法性空慧學概論」七八○~七八六頁。
[27] 見印順「中論頌講記」二頁。除此之外,法舫法師在其「唯識史觀及其哲學」六九頁中,曾將龍樹作品分為五類。
[28] 佐佐木月樵「龍樹之中論及其哲學」,關凱圖譯。現代佛教文選六五一頁。青松主編,國際佛教文化出版社出版。
[29] 南海寄歸內法傳序,臺灣印經處印行之單行本第五頁。
[30] murti; 『The Central Philosophy of Buddhism』pp. 123-24
[31] 參閱釋聖嚴:「世界佛教通史」上,第二篇「西藏的佛教」,中華書局出版。
[32] 十住毘婆沙論易行品第九,大正藏一五二一部。
[33] 凈土論註,稱往生論註。大正藏一八一九部。
[34] 安樂集二卷,大正藏一九五八卷。
[35] 法然(1133~1212),日本凈土宗之開祖,著有「選擇本願念佛集」。親鸞(1173~1262),為法然之弟子,日本凈土真宗創始人。著有「凈土真實教行證文類」等書。
[36] 志磐「佛祖統紀」卷六,大正藏二○三五部。
[37] 慧文讀中論「眾因緣生法」一偈所悟之教理,與中論原意不合。印順在「中觀論頌講記」三五三頁中曾直斥其附會。日本中村元「中國人之思維方法」一書八十二頁亦曾提及,參閱徐復觀譯本,中華文化出版委員會出版。
[38] 「佛祖統紀」卷六。
[39] 見實叉難陀譯「大乘入楞伽經」卷六偈頌品第十三初。大正藏六七二部。又菩提流支譯「入楞伽經」卷九,總品第十八之一重頌亦同見,大正藏六七一部。
[40] 見呂澄「西藏佛學原論」及多羅那他佛教史,此處據聖嚴「世界佛教通史」二一九頁所引。
[41] 吉藏「中論序疏」,大正藏一八二四部,一頁。
[42] 「華嚴經傳記」卷一,部類、隱顯、論釋等篇,大正藏二○七三部。
[43] 「佛祖統紀」卷五、卷六。此外,「天台九祖傳」亦同。大正藏二○六九部。
[44] 「景德傳燈錄」卷一,大正藏二○七六部。此外,「傳法正宗記」(大正藏二○七八)亦同。
[45] 大正藏一五六四部,一頁。
[46] 吉藏「中論序疏」,大正藏一八二四部,五頁。
[47] 仝上。
[48] 大正藏一五六五部,卅九頁。
[49] 道宣「續高僧傳」卷一,菩提流支傳內附載。
[50] 太虛大師全書第十三冊,七八八頁。
[51] 大唐西域記卷十,馱那羯磔迦國條。
[52] 慧賾「般若燈論釋序」,大正藏一五六六部,五十頁。
[53] 成唯識論述記卷一(本),大正藏一八三○部,二三一頁。
[54] 卍字藏第廿六套第一冊。
[55] 印順「中觀論講記」三頁。
[56] 參閱聖嚴「世界佛教通史」一六七頁。
[57] 道宣「續高僧傳」卷十一,大正藏二○六○部,五一四頁。
[58] 吉藏「中論序疏」,大正藏一八二四部,一頁。
[59]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七○二頁。
[60] 中村元「中國人之思惟方法」,徐復觀譯本一一一頁。
[61] 吉藏「十二門論疏」卷上(本),大正藏一八二五部,一七八頁。
[62] 大正藏一八二六部,二一二~二三○頁。
[63] 太虛大師全書第十三冊,六○一~七六二頁。
[64] 慈航法師全集第三編。
[65] 演培「入中論頒講記」九頁。
[66] (三論玄義,大正藏一八五二部。大乘玄論,大正藏一八五三部。二諦義,大正藏一八五四部。
[67] 二諦義,大正藏一八五四部,七八頁。
[68] 十二門論「觀因緣品第一」。大正藏一五六八部一五九頁。
[69] 印順「中觀今論」十三頁。
[70] 順中論卷下,大正藏一五六五部,四四頁。
[71] 般若燈論卷末,大正藏一五六五部,一三五頁。
[72] 中論(青目釋)卷一,大正藏一五六四部,一頁。/
[73] 印順「中觀今論」十三頁。
[74] murti;「The Central Philosophy of Buddhism」,Chap. 12。
[75] 唐君毅「哲學概論」卷下,六八二頁。
[76] 仝上,六八七、八頁。
[77] 仝上,四○三~四○六頁。
[78] Brhadaranyaka Upanisad。此處轉引自「印度哲學宗教史」二五八頁,商務人人文庫特一六三號。
[79] 唐君毅「辯證法之類型」,民主評論十二卷十一期。一九六一年六月出版。
[80] murti;『The Central Philosophy of Buddhism』p.131.
[81] 印順「中觀今論」一八三頁。
[82] murti; 『The Central Philosophy of Buddhism』P.123.
[83] 仝上。
[84] 參閱湯用彤「印度哲學史略」一六七頁,廣文版。
[85] 筆者譯:「佛教哲學要義」,一○○頁。正文書局出版。高楠順次郎原著:『The Essentials of Buddhist Philosophy』Clap.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