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發見的西藏文獻 Hu Lan Deb Ther的內容及其價值

一

欲瞭解西藏歷史——特別是古代史——所依據的文獻，可分為兩大類：一是用漢文記述的中國文獻，如兩唐書、冊府元龜、資治通鑑等；二是用藏文記述的西藏文獻，如布通佛教史、青冊、王統明鏡等。茲先對於這些西藏文獻，略為說明如下：——

此外的西藏文獻，尚有「他拉那陀印度佛教史」、「第五代達賴佛教史」、「印漢藏蒙正法興隆如意寶樹」等可舉，然而從時代言，這些著述的出現為時較晚，故在此不擬論及。

二

可是，在上舉的三種西藏古代文獻之中，除了布通佛教史以外，青冊以及王統明鏡裡，常常引用另一種史書的記事，以示它們的記述是有所依據的。同時那種史書，很明顥的，不是漢文文獻，而是西藏文獻，但很奇怪的，此書從未被發見過。青冊的古代史部分裡，有下面的一段記載：

自松贊岡保(Sroṅ btsan sgam po)至達摩(Dar ma)的[事蹟]，在喇嘛‧林謙塔巴(Bla ma Rin chen grags pa)翻為藏文的迦夷庫參(Rgya yig tshaṅ中國紀事錄)中有詳明的記載。[這裡]則依據彌塔坡‧肯噶德覺(Kun dgaḥ rdo rje)[再改]寫的作品，加以敘述。[5]

這段文字的意思是說，青冊的古代史的部分，是引用肯噶德覺所著的書。所以這部書的存在，已有了證明，但書藏何處，則沒有人知道。

除了青冊以外，其他後出的文獻裡，也常提到肯噶德覺的著作，並轉引其書的文句。正如杜奇教授所說的：「我從其他書中發見了此書的許多拔萃，並從其斷片裡得悉此書的重要性。肯噶德覺大量蒐集古代傳說，然後對於歷史上年代的問題，則利用漢語及蒙古語的資料，尤其善用迦博夷庫參(Rgya bod yig tshaṅ漢藏紀事錄)的一點，更值得重視。」[6]

然則肯噶德覺是何時的人?他造的什麼書呢?

肯噶德覺是十四世紀間的人，是西藏佛教一派名叫車路巴(Tshal pa)派的領袖，他的著書名為「胡蘭得布特」(Hu lan deb ther)，又名「得布特馬坡」(Deb ther dmar po)，前者是蒙古語的古形，後者則是純粹的西藏語，均直譯為「紅冊」。這與青冊一樣，大概是因取書皮的顏色而命名。此書有如中國的許多古佚書一樣，書雖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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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斷文片句散見於各史書中，頗引入注意。然而，到了近代，一些西藏史家，深信這部書一定還存在，祇是不知藏在什麼地方而已。第二次大戰前後，杜奇教授到西藏作史料探查旅行時，亦特關心到這書。有一天在拉薩附近的某寺裡，從一位喇嘛手中接到一部書，當喇嘛告訴他這就是胡蘭得布特時，杜奇教授興奮得全身發抖。[7]可是，後來纔知道他所獲得的，並非所冀望著的那部胡蘭得布特，而是一五三八年，別蚌寺的一位高僧所寫的。至此纔明白，胡蘭得布特有新舊兩種本子，新本雖已入手，舊本則仍然杳然。

到了十餘年前，胡蘭得布特被發見了，那是在錫金的古書蒐集家登沙巴(T.D.Densapa)氏那裡。消息傳出，各地的西藏學家，便爭先恐後的去拍攝照片，以備研究之用。日本大谷大學教授稻葉正就博士亦前去將全部內容攝成照片帶回。一九六一年，此書由錫金剛渡，依照原本付印，以“Deb ther dmar po”為標題，並附以英語“The Red Annals”書名，刊行流通。在錫金出版的此書全是西藏原文，原文的敘述極其簡略晦澀，想瞭解它時，有著不少的障礙難以克服。為使一般的史學家都能利用這一難得的文獻，稻葉教授和京都大學教授佐藤長博士，遂著手把它翻成日文，並加詳註，於一九六四年，由京都法藏館出版。到現在為止，胡蘭得布特之翻為外國語的，尚祇有這一種，而且所加上的註釋，極盡精細，很受國內外西藏學界和東方學界的重視。這部日文譯本的書題，不採得布特馬坡而採用胡蘭得布特一名，據譯者的解釋，後者纔是舊紅冊的正式書名，前者乃是它的別稱。而且得布特馬坡，後來漸成為新紅冊(即後出的紅冊)的名稱。事實上，在錫金發見的原本的書名即冠以胡蘭得布特，為何在一九六一年付印出版時忽改用得布特馬坡為書名，殊難了解。說不定付印出版的那部，係據另一原本，然目前無從查明其底細。

胡蘭得布特的日譯本，並附上「西藏年代記」的別題，使人一見而知其梗概。[8]

三

胡蘭得布特的卷首的序言，這樣說著：

「願吉祥!

歸命言語自在者!

為使在學者前，依學者教，得生歡喜，

依大智慧，得大果位的緣故，

編纂種種歷史和歷史記錄的[此書]，

係由為了歡喜而命名為歡喜者所造。

依據往昔及現時的種種歷史與種種體裁的記錄，得布特馬坡的最初的部分，將在此開始記述。」[9]

從此以下便是正文。原書的正文，沒有分章，但日譯本依書中內容，分為八章，較易理解。

第一章是「印度的王統」(譯文佔八頁半，註十一頁)。從眾所貴王(Rgyal po Maṅ pos bkur ba，梵語Mahāsaṁmata-rāja，與「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中的大同意王，以及同本異譯的「眾許摩訶帝經」中的三摩達多王為同一人)的系譜說起，追溯到南瞻部洲的人類的起源。這「初人說」是根據「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異譯的「眾許摩訶帝經」以及「起世經」、「起世因本經」所說而來的。本章中說，眾所貴王是人類有始以來的第一位國王，經過很久很久的年代以後，出現釋迦族，從釋迦族中，出釋迦牟尼世尊云云。釋尊的修行、成道、說法、入滅，乃至佛法在印度的流通情形和佛典結集經過等佛教史事，寫得極詳盡。

第二章是「中國的王統」(譯文佔十四頁，註十五頁半)。引中國人的記錄(Rgya nag poḥi yig tsha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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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第四代皇帝昭王即位後二十六年的甲寅之歲(B.C.1027)四月八日，世尊在印度誕生。其光明與種種祥瑞，遠在中國，猶能得見。占星家舉行占卜，始知是佛陀的降世。」[10]

上記的傳說，在佛祖歷代通載等書中即有記載，胡蘭得布特也沿用了此說。下敘佛法流行中國的經過，諸如漢明時西域僧來華，唐玄奘往天竺取經等史實和故事，俱佔很廣篇幅。從時代言，上自周朝，下及宋末為止。

第三章是「彌涅‧蒙古的王統」(譯文佔六頁，註六頁)。彌涅(Mi-nag)，據譯者註說，係西藏人對黨項族的稱呼，以後則對黨項族所建的西夏國，也用這稱呼。所以這章是記述黨項族和蒙古族在歷史上的活動經過。前段係說黨項族的始祖以及西夏開國傳說。關於黨項族的開國傳說，這裡的記載頗為珍貴。與漢文文獻中的記載，有所不同。故對於瞭解黨項民族史上的幫助極大。因這裡所收的是這種傳說中的最古形者。後段則說元朝的開國故事和成吉思汗的英雄事蹟，下迄戊申(洪武元年，一三六八)八月二十九日黃昏，元順帝從大都逃走時為止。本章內容，與佛教的關聯較少。最後有一節文說：

「拖干特木兒(Tho gan the mur順帝)即位後三十八年的戊戍之歲(至正十八，一三五八)，帝師昆噶間增(Ti çrḥi Kun dgaḥ rgyal mtshan)逝世。於是蒙古的首領們背叛，上都的大宮殿被焚燬，[此時]佛牙、法衣和缽、一概化為灰燼。」[11]

第四章是「西藏的王統」(譯文佔十五頁，註十二頁半)。從西藏地方尚沒有人居住的太古時代說起，謂那時「非人」(Mi ma yin)遍滿，支配一切。按次的由魔王、惡魔、地神、兇神、精靈、夜叉、天等支配這個國土。後來，觀音化身的猿猴菩薩(Spreḥu byaṅ chub sems dpaḥ)和多羅(Sgrol ma梵語Tārā=救度母)化身的岩石精靈女(Srin mo)交合而生西藏人的祖先。西藏人深信他們的元祖是觀音菩薩，以為西藏是觀音所選的樂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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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以此為光榮，並因此而抱優越感。民族由猿猴而來的故事，在王統明鏡中亦有記載，大概這是來自很古的民族傳說[13]。不過，這種民間信仰，係受到佛教的影響是不待言的。上面已略提過，西藏歷史就是一篇佛教流通史，古代的著作固不必說，就是降至近代的西藏文獻，也莫不與佛教有關。

本章的內容，也是以佛教流通事蹟為中心。然而，同稱為佛教，其本質與印度和中國的卻有著許多的不同點，普通叫西藏佛教為喇嘛教，在世界佛教文化圈裡，佔著一個獨特位置。[14]這喇嘛教可以說是印度佛教和西藏固有的「奔頗」(Bon po)的信仰相混合而生的極富巫術色彩的宗教。故書中記錄不可思議事不少，下面是其中一例。

「此王(拉特特利仰增Lha tho tho ri sñan btsan)年登六十的時候，從虛空降下金塔，篋藏莊嚴經、百拜懺悔經、六字心咒、如意寶的寬玻(Tsinta ma ṇiḥi koṅ phor)、母陀羅的手印(Mu traḥi phyag rgya)、[總數]約達一圖之高」。[15]

本章末段說：

「於丙戍之年，寫此王統記(即胡蘭得布特的西藏王統的一章)。[16]

這丙戍係指一三四六年，西藏的王統這一章記錄，也就到此年為止。

第五章是「薩迦巴的系統」(譯文佔十三頁，註十頁)，薩迦巴(Sa skya pa)是喇嘛教的舊派也就是俗稱紅帽派中的一派的名稱，本山是薩迦寺。這章即寫這一派發展經過。

第六章是「卡丹巴的系統」(譯文佔十五頁，註十頁)。卡丹巴(Bkaḥ gdams pa)是從印度來藏的阿提沙(Atica)所開創的一派。

第七章是「卡久巴的系統」(譯文佔十三頁，註十頁)。卡久巴(Bkah rgyud pa)是馬巴(Mar pa)所開創的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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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寫其發展經過。

第八章是「伯摩度巴‧拉巴的系統及雜記」(譯文八頁半，註五頁半)。這一章把流行於西藏的佛教各宗派的傳法情形作綜合的記述，伯摩度巴(phag mo gru pa)與拉巴(Lha pa)是其中兩派的名稱。雜記則是相當於編後記或跋文。

四

胡蘭得布特的內容大體如上。以下讓我們來考究一下與這部史書有關的幾個問題。

首先是這部胡蘭得布特是依據什麼文獻和史料寫成的?上文說過，青冊等書的內容，多引用肯噶德覺著的這部胡蘭得布特，那麼胡蘭得布特也必定有所依據，到底它所依據的是什麼?欲解明這個問題，請參看本書第二章敘述中國唐代王統的一節文字：——

「據Thaṅ cu thu han所說……」[17]文將結束的時候，好似以附言的筆調寫著：

「這部『漢藏的歷史』(Rgya bod kyi lo rgyus)，是[宋]太宗時的記錄官Su khyi者所著，後經Han gsihus編纂，漢人Ba hu gyaṅ ju於乙酉之歲在臨洮翻譯，喇嘛林謙塔國師(Bin chen grags gu çrḥi)於乙丑之歲用藏文付梓流傳。此(書)年代有若干錯誤……[然而]對於與西藏系譜相一致的事項，曾有詳盡的記述，故將其大部分引用於此書(=胡蘭得布特)。……欲知其詳細、請參看Thaṅ shu thu hwen。」[18]

Taṅ çu thu han是中國的什麼書呢?這是必須先行解決的問題。與上面一節文相彷彿的，在王統明鏡中也可以看到。即該書第十章、第三節「漢藏關係述略」中有說：

「中國歷史Shu thu han chan中記載有云……」[19]而文末的記事雖與上引胡蘭布特文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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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文意是相通的。杜奇教授首先注意到Shu thu han chan，以為是「續吐蕃傳」的音譯。[20]然而漢文文獻中，從沒有過這樣的書名。待胡蘭得布特發見後、佐藤教授把兩書所出的這一藏語書名對比斟酌一下，斷定書名的原形應為Thaṅ shu thu han chan，是「唐書吐蕃傳」的音譯。[21]王統明鏡掉了最初的「唐」字，而胡蘭得布特則掉去最後的「傳」字，玫使兩書的記錄不同。這個書名獲得明瞭，那麼Su khyi當為宋祁，Han gsi hus當為范祖禹，也可以推定得出來，祇是翻漢文為藏文的Ba hu gyaṅ ju是誰，尚無從知悉。大概是個無名的學者。

這樣一來，胡蘭得布特的一部分的來歷及其所依，就漸得明朗了。「即以新唐書吐蕃傳為材料而編纂通鑑唐紀，這書由保姜究(即Ba hu gyaṅ ju)翻譯為藏文——大概是抄譯——名為迦夷庫參(Rgya yig tshaṅ中國紀事錄)。林謙塔在臨洮把它印刷，然後纔流行於世。胡蘭得布特即以此書(=迦夷庫參)為材料，加以引用——諒大部分係轉載——但原書迦夷庫參並非完整的譯本，所以欲知詳細，請參看新唐書吐蕃傳云。」[22]

以上是中國以及中國與西藏關係的歷史記事被轉錄在裡面的原由的究明。至於印度、西藏乃至蒙古等的史事，則又何所據呢?布通佛教史對印度、西藏等地的佛法流通情形記述很詳，且印度佛典已翻成藏文、自可以充分利用。再加上民間傳說之廣泛蒐集，將這些材料作抉擇，並加以適當的應用，於是編成了胡蘭得布特。

其次是本書成立年次的問題。書中有兩處提到本書成立的年次。一在第二章，文說：

「自勝者(=世尊)逝世後數至Se chen(指元世祖忽必烈)[皇帝]即位滿二年後的癸亥(中統四年，一二六三)共經過了二○一三年，……癸亥之歲至現在的丙戍之年(至正六年，一三四六)經過了八四年」。[23]

另一在第四章，文說：

「自惹其增普(Cñaḥ khri btsan po)至拖拖利仰增(Tho tho ri sñan btsan)有六六○年……至寫此王統記(=胡蘭得布特之西藏王統章)的丙戍之歲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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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惹其增普數起，共經過了一七九四年」。[24]

此外，作於一四七八年的青冊中記述中國王統的一節裡也說：

「太宗的皇女文成公主於辛丑(貞觀十五年，六四一)來[西藏]。從此至車路巴的噶德覺的丙戍歲，歷七○○年，據說，此依迦夷庫參(=中國記事錄)而獲得[明瞭]云」。[25]

文意有欠明之處，可能青冊的作者沒有直接看到迦夷庫參，是從胡蘭得布特而間接得知其所說。不過，這裡以丙戍與肯噶德覺連起來的原意，不難推定其係指肯噶德覺的著作成立於丙戍之年(一三四六)。

再有作於一五六五年的Mkhas paḥi-dgaḥ-ston中更明顯的說：

「自勝者迦世……已歷三○一三年，……聞從此至車路巴的得布馬(Deb dmar=Deb ther dmar po的略稱=胡蘭得布特)成書的丙戍歲，經過八四年云」。[26]

從以上的文獻考察，斷定丙戍=一三四六年為胡蘭得布特的成立年次，諒無差誤。

胡蘭得布特的所依的資料及造作年次已經判明，則其價值，不言可喻。

從西藏歷史文獻成立年次看，布通佛教史作於一三二一年，青冊作於一四七八年，王統明鏡作於一五○八年(以下從略)。所以依照成立的次第來說，胡蘭得布特早於王統明鏡一六二年，並早於青冊一三二年，僅遲於布通佛教史二五年，可謂與布通佛教史是同一時代的作品，同為伽卷(=佛教史類)的原始典籍，是後代史書所頻為引用和倣效的根本史料。本書的發見，對於西藏古代史的了解上，提供了不少的寶貴資料。

可是，這本在錫金發見，並曾由剛渡的西藏學南鉤爾研究所(Namgyal lnstitute of Tibetology)用西藏文出版的胡蘭得布特，是否即是一三四六年肯噶德覺所作的那部書的原本呢?內容是不是保持著它的本來面目呢?

如佐藤、稻葉二教授曾經指出的，序言中的得布特馬坡用複數形(參照註9)，這是一個可疑之點。此可以解釋為新得布特馬坡於一五三八年出現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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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坡有了兩部纔會有此現象發生，而這序言可視其為一五三八年後纔附加上的。[27]

其次在正文中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一是附加的部分，二是脫落的部分。

寫卡丹巴系統的第六章裡，說到第二十一代的羅奔‧羅禿先格(Slob dpon Blo gros seṅ ge)的地方，下文忽然中斷。接著又忽然從一三二○年的事蹟寫起，一直寫到一三八七年的史實。這後面之文顯然是後人所附加，因原書作於一三四六年，不可能預言未來的事。而且從忽然中斷及忽然續起的文筆，亦可看取其後人的蛇足。

還有一個極明顯的附加的痕跡，出在第三章彌涅‧蒙古王統的尾文地方。從明洪武之興起以至元朝皇帝之從上都大宮殿逃走的經過寫得極詳。[28]時代的下限至洪武元年(一三六八)，後於胡蘭得布特的成書二二年。此外，在第四章西藏王統文中，也有與這相同的可疑之處。[29]

以上是說後人所附加的地方，至於應該記述而書中沒有記述而把它脫漏的，也可以說是此書應受指摘的缺點。如第七章寫卡久巴的系統裡，說到馬巴弟子中被稱為東方大柱的持路通晚得(Mtshul ston dbaṅ de)的事蹟時，文章有脫落。因對於南西北方的大柱均作詳細的描寫，唯獨對東方大柱略而不敘，殊為可疑。[30]

最後尚有一點應予指出。即第八章正文的尾段有如下之句：

「這部胡蘭得布特

，聰慧的後生若能讀它，

定能博識故事，成為有知識的人」。[31]

這一讀即可領略其全文結束的語氣，可是下面還連續著將近兩頁的長文，而且一開始就從堯、舜、禹、湯等中國古代帝王的事蹟說起，與本章的上文完全牛頭不對馬嘴。其係出於後人的附加，一見即明。同時這裡有一點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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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書名不云得布特馬坡而云胡蘭得布特。如果依照我們的推定，本書原型的全文應在上引的「……成為有知識的人」那裡結束沒有錯誤的話，據此可以證知卷首的序言確屬後人所加，而且係在一五三八年以後，因得布特馬坡用複數形，即其明證。如上文所提過的，此書有新舊二本，而新本係作於一五三八年的緣故。[32]

雖然如此，胡蘭得布特的史料價值，仍然非常的高且大。所被指摘的部分，均屬枝末細節，重要的地方，還是極其完整且堅實的。它的發見，對於古代西藏史，尤其是佛教史的了解上，帶來一道光明，許多無由解知的史事，都漸漸獲得解決。現在留下給我們的一個課題，就是要努力去找尋另一個文獻，那即是胡蘭得布特所據的那部迦夷庫參(=中國紀事錄)。此書如果被發見出來的話，漢藏關係史上的許多難題不但可以解決，即胡蘭得布特中的許多問題也可得到答案。

據佐藤教授說：這書的日譯本刊出後，有幾位西藏學專家曾撰文評述。惜為時間所逼，筆者未能廣覽其大作而倉卒草此文，殊感遺憾﹗遺漏之處，容後補述。茲僅略作介紹，以供有興味於斯學者作一參考而已。

(一九六八、四、二○於京都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