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印順導師「以佛法研究佛法」談起
李志夫
大會主席、各位學者、各位法師、各位居士，因為我寫不出大會的論文，所以蔡耀明教授要罰我當今天大會的主題演講。因此，我是以「待罪」之身，站在這裡向各位懺悔。否則，本人僅憑這一把年紀，既不懂佛教文獻學；又不懂古典佛教語文，來充任今天以「佛學研究方法」為主題的主題演講人，是極不相稱的。因此各位可以想像，我不可能提出什麼重要的研究方法，對大會有所貢獻。倒是有一大堆問題要提出來向大家請教：
我們今天在台灣來談佛教的研究方法，不能不想到印順導師所說：「要以佛法研究佛法」。這句話，我們可能都曾引述過多少次數。可是，有待我們畧加分析「以佛法研究佛法」的究竟涵義是什麼？
首先想到的是：佛教、佛法、佛學三個概念之同、異如何？這三個概念之關係又是如何？「以佛法研究佛法」是否等於「以佛法研究佛學」？或等於「以佛教研究佛學」？如果我們將以上三個概念加以排列組合，其涵義將更為豐富，就會有不同的意義。那麼，「以佛法研究佛法」之深義何在？
如果我們從印順導師自己的著作中去找答案，根據我個人的淺見，他是以「人文的阿含學作尺度來闡述佛陀本懷的」。如然，「以佛法研究佛法」此一命題應該是「以佛陀根本思想來研究佛法」。但如果是這樣，部派以後的佛法就不算佛法了。因此，「佛法」的定義似乎更應廣泛一點。如果「佛法」一概念從廣義來介定，那麼「以佛法來研究佛法」的標準又是如何？佛教自然是佛法，佛學也應是佛法，那麼佛教文學、佛教藝術難道不是佛法嗎？
如從廣義來談「佛法」這個概念，可能是：「研究佛法、佛學引證外學文獻、思想不能偏離佛法、佛學」；或「更應符合佛法、佛學」；或「更應能增益佛法、佛學」。所謂「偏離佛法、佛學」，可以熊十力先生之《新唯識論》為例，他是藉唯識學之名相來說明儒家「生生之學」的，他也以此反過來批評唯識學，這就是偏離了佛法、佛學最好的例子。所謂「符合佛法、佛學」，曾有弟子請佛陀開示：若一切都是佛法，那麼在佛陀以前都已有的說法與佛陀所說相同，是不是佛法呢？佛說：「那稱之為順佛法」。所謂順佛法，就是與佛說法一致，那當然是合符佛法、佛學的。所謂「增益佛法、佛學」應是佛陀就未曾說過，但也符合佛法、佛學之學說、思想。如佛陀以後的佛法、佛學乃至今天科學所見不違背佛法、佛學的皆可稱為增益的佛法、佛學。
從以上之分析，我們所談到「以佛法研究佛法」有狹義的尺度，也有廣義的尺度，是不是還有第三者之折衷尺度呢？如果有，究竟作何取捨？尤有進者：
中國歷代祖師們，他們建立自己的宗派，也引用無關其自宗的典籍，如天台宗的智者大師所宗之基本典籍為《法華經》、《大般涅槃經》、《大智度論》、《中論》…等；可是，在他《法華玄義》中，就引用無關其自宗核心典籍有79種以上，在他的《摩訶止觀》中也引用非其自宗核心典籍有125種以上。
又如三論宗之吉藏大師本是專弘三論及般若思想的，可是對天台所宗之《法華經》著有《法華玄義》十卷、《法華疏》十二卷、《法華遊意》一卷、《法華論疏》三卷。而且，對華嚴宗所宗《華嚴經》也著有《華嚴遊意》、《華嚴經探玄記》、《華嚴經文義綱目》及《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十卷。
無論是智者或吉藏兩位大師，不計其他宗派經典之弘旨或片面為自宗所引用，或乃至大弘其他宗派的根本經典，是不是也算「以佛法研究佛法」？雖然在他們的那個時代，三論、天台之宗派尚未正式形成，但是各自所宗之基本思想已確立了。
二、「後印順時代」的研究課題為何？
印順導師的佛學思想，在華人的佛學界，尤其在台灣無疑已形成一大窩漩。所以藍吉富教授三年來，在不同聚會場合都提到「後印順時代」這個概念，藍教授是台灣最資深的佛教文獻學的權威學者，個人一向找不到的資料都是向他請教的。關於「後甚麼時代」一般是從歷史人物影響之回溯而提出命名的，現在我們要對「後印順時代」來加以介定還是言之過早；不過，已浮現了一些值得討論的問題，記得前年在慶祝老人九十八歲的兩岸學術會議上，大家已提出：
在後印順時代，應該是照著說呢？還是順著說？還是接著說？這三者方式顯然有些不同，這三種說法有價值上之判斷嗎？這三種說法毫沒有交集嗎？「照著說」可能了無新意；也可能是肯定印順導師之著作為經典之作，如佛陀的三法印、四聖諦…我們都不是照著說嗎？「順著說」可能是添枝加葉更見風華，如部派佛教之興起。「接著說」可能是承承相因，推陳出新，如大乘佛教之興起。無論我們怎麼說，在我看來對發揮印順導師之思想乃至發揚整個佛學思想都是有價值的。
除此而外，難道我們不能跳出「後印順時代」另闢蹊蹺嗎？我們且來檢討一下：從來中國佛教祖師、大德們乃至印順導師所留下之佛學研究最大的空間在那裡？我們所能開拓的研究領域又何在？
首先，就阿含學的研究現況看，除了印老之提倡，楊郁文老師之全力付出教學、研究而外，至少現在還看不到後起之秀；即使楊老師本人也只能在教學之餘編寫阿含詞典即已費盡心力，再在專論上留住的時間已屬有限。所以，阿含學研究上還有無限地空間。
其次關於部派佛學毘曇之研究，除《俱舍論》稍有學者涉及外，專門研究任何整部昆曇的，在華人學者中幾乎沒有人嘗試過；究其原因，可能因為中國一向不重視小乘，甚至輕視小乘，所以不屑作毘曇之研究；也可能向來沒有古典佛教語文人才，所以沒有人敢於嘗試。現在我們已有很多年輕佛學研究者，先後陸續從歐美學成歸國，也有充分地各種語言能力，應該發心從事這一方面之研究。
關於昆曇之研究，即使是現代佛學研究先進之日本也不多見， 據初步查閱計出版《阿毘達摩新集論》有四種、《大阿毘曇》三種、《阿毘曇心論》有四種，其他如《八腱度論》、《婆娑論》、《發智論》、《法蘊足論》、《甘露味論》、《順正理論》、《顯宗論》、《異門足論》、《品類足論》均只有一種。
即使日本學者做了很多，那仍是日本學者的文化財。在華人的佛學圈中還有更多的學者需要中文的毘曇研究成果。
還有，中國祖師們的專著十分豐富，是眾所週知的，如華嚴宗法藏、澄觀；天台宗之湛然、知禮；法相宗之窺基、慧沼；三論宗之吉藏…等他們的大部、小部著作都值得整理研究，我這只是舉例而已。
以上所舉例之阿含學、毘曇學及祖師們的專著，都是我們應面對整理研究的主要課題。
我們試看隋唐時代中國佛教之所以興盛，因為那個時代的祖師們對所宗之經典都已加以整部整理，然後又分別加以論、疏、註釋而形成一個獨立的宗派；日本佛教之所以能夠興起也是如此，都不是靠片面的、分散的、個人的幾篇論文而能形成氣候的。
因為我曾通過這一點作了些小小的反省，戲將老子所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兩句話移花接木地補充一句：「老師不仁，以研究生為芻狗」；現在我就「把研究生當芻狗的經驗」向各位報告一下，我在文大哲學研究所曾開過天台三大部及唯識三大部的課，按計畫先將各大部的目錄、綱要整理出來後，教學生做課堂報告，雖然他們的報告「堪用品」不多，可是他們的文本打字算是有了初稿，以後向國科會申請研究計畫，就省了許多時間；至於如何整理「三大部」的方式，《法華玄義研究》、《摩訶止觀研究》已出版了，敬請各位指教。整理一部大著作之主持人，不但自己要躬體實踐，還得找錢。因為這些研究工作絕不可能在國科會之申請之時間以內完成，其他時間研究助理之補助費還得另外找資源，所以像這樣的研究工作如果沒有願力、耐力是會讓人灰心喪志的。
天台三大部的《法華文句》、《瑜伽師地論》研究案未獲國科會通過，其原因可能是前所申請的《成唯識論》、《攝大乘論》尚未出版交出成績。之所以我們舊計畫尚未出版，即申請新的計畫之理由，是因為一則當時有現成之研究團隊，如不做就散失了，散失了就後繼無人；二則這種計畫在申請計畫之中的一、二年之內是無法完成的，至少先期工作可請研究助理人員先做。雖然在國科會沒有通過，但應該要作的仍然要做，所以《法華文句研究》已請陳英善老師指導中華佛學研究所的學生正在做整理，也是法鼓山獎助學基金會贊助的，最近將整理完成出版；《成唯識論研究》及《攝大乘論研究》，因為向國科會申請時只做該論本身之整理，後來看到諸論師之「集註」的文句、思路比本論更難了解，所以需要再在這一方面加工；也由于本人行政工作太忙所以延誤至今，可望在兩年內先後出版。至於《瑜伽師地論》惠敏法師曾向國科會申請有專案，已作了「版本校訂」之工作；不過在法義方面仍有研究之空間。在我有生之年恐已無能為力了。
以上這些雖然我們自認做得不夠好，但比不做要好。所以我曾向國科會建議：「應以政策導向，鼓勵資深傑出學者帶領年輕學者多作整合性之研究工作」。這樣，不但研究成果具體；而且，可以培養更多的研究人才。前面所說之毘曇；祖師們之大部著作，都有待集體的研究整理。尤其跨宗派之祖師著作，以吉藏大師為例，三論宗本來法嗣就少，自然無力去整理、研究他三論宗以外所著的關於法華、華嚴之著述；而華嚴、法華宗之法嗣更不屑去整理、研究三論祖師吉藏有關華嚴、法華之著述。因此，這些就應該由沒有宗派色彩的佛學學者來做了。由於吉藏大師有這樣開闊的胸懷，所以吉藏大師之著述更值得我們整理研究。
當我們閱讀漢文佛典時，即可見到其簡潔、典雅之美，不但可以得到智慧、知識，而且可以得到較深沉的教養。前代人讀的經典、讀的註、疏都是古典的，無可逃避，無可選擇。今天，白話解釋也漸漸多了，甚至以白話譯的經典以後會更多了。今後的年輕人看了註釋可能就不看本文，有白話經典後可能就連註釋也不看了，就能寫成一篇論文。我一直要求研究生們作課堂作業，他們的準備的資料非常豐富，如果要他們消文照經文解釋，就詞不達意。因此，我深深感覺到今天要培養後進「文本研究」是最根本的。我之所以要作典籍整理，就是希望年輕學者能讀原文，透過「整理之文本」即可直接看得懂原文，因此，如何能在原文中插入必要之「字」、「句」，再配合其他方法使原文能貫通，如讀者再將插入之「字」、「句」略去，自己再讀一次原文，可增加自己閱讀原文之能力，就可品畧到原典的「原味」了。至於其他任何現代之研究方法，都只是文本研究方法之方法，那都算是次要的。
一般說來，西方傳統重分析，其方法是細膩的；中國傳統則重綜合，重融會貫通。西方從邏輯學、語言結構學、語言分析到現在正流行的詮釋學，可說一脈相承。近幾年來從歐美回國的學者提倡詮釋學，對於國內學者很有借鏡之處，就佛學來說可稱之為「外在詮釋」。在佛教經典之中前面只要提到一名相，隨後即有詮釋，我們可稱之為「內在詮釋」。我們清代也有「乾嘉訓詁之學」，都可作為我們研究佛學的方法。研究方法只是一種公器，只要用得着誰都可以用；但我們一直使用人家發明、發現的公器，我們久之便會失去創造能力。所以我們要有我們自己研究的課題及研究方法，才能形成我們在佛學研究上之系統性與權威性。中華佛學研究所一向希望師生們能向這一方向努力，終因人員少而且各有專長，終未如願。
現在，研究佛學的年輕朋友已漸漸多了，是否在同一研究領域內的朋友能合作，共同作些專門論典之研究，讓個人之學術生命永遠成就在集體研究之成果上。日本人能做得到為甚麼我們做不到。如果我們這一代，能有隋唐諸祖師們之氣魄，將中國祖師們的專著一部一部地整理出來，也可節省後代學者之精力、時間，使我們華人的佛學研究會得到更具體之成果。如能這樣，漢傳佛學將會在台灣再創輝煌。
今天，我們很感激台大哲學系能主辦這次專門討論「佛學研究方法」的學術會議。因此，我建議：大會開完之後，請主辦這大會的台大哲學系另外召集一次台灣的「佛學研究發展座談會」，再由這個座談會組成一個長期性的「佛學研究專案規劃委員會」，規劃出的研究案，可以推薦或以分別「招標」方式，由有關學者們來執行，同時也向有關學術基金會、國科會…等單位推薦。如果此一「規劃委員會」具有權威性，所設計之集體的系列之研究計畫具有很大的價值，就會很容易地獲得研究經費補助。所謂「團結就是力量」又如前面所談，佛教文學、藝術也應是佛法之一，也應一體納入此一「規劃」之內，才能照顧到佛法、佛學研究之整體性。一切事在人為，有想法才有做法。
今天，本人粗淺地提出了對印順導師「以佛法研究佛法」反省的問題；也提出了對「後印順時代」佛學研究方法反省的問題；也提出了對「佛學文本」研究反省的問題；最後我提出了我衷心的希望。我個人認為這四大問題是我們今後研究佛學所應面對的問題。所以特別提出來向大家請教。
這其間有我個人的蠡測，也有我的夢囈。因此，我要借用政治人物的廣告詞：「有夢最美，『希望』相隨」；也更借用一位名歌手的歌詞：「我的心已隨著『希望』在動！隨著『希望』在動！」最後，祝大會成功！也祝福大家！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