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佛教之內涵與推行方法之探討

佛陀是以反對婆羅門教的有神論而創立之佛教[1]，所以佛教本身即是人文化的宗教[2]。雖然大乘佛教經典中有很多天神，那只是方便教化而已，其實，天神也是六道輪迴的眾生之一[3]。

就教育哲學論：有重理性主義的啟示教育[4]；有重經驗主義的經驗教育[5]；也有重知行合一的教育[6]。那麼佛教究竟屬於那一種教育哲學呢？

若以佛陀的緣起論[7]及唯識學派之觀點言，應屬於經驗主義的教育哲學[8]；但以如來藏思想言，又有理性主義教育哲學之傾向[9]。如此看來，佛教應是屬於第三者理性與經驗併重之知行合一的教育哲學了[10]。

大乘佛教教育內涵，就是在於菩薩精神的體現。而修成菩薩的條件除了自我修為外，還要救渡眾生[11]。不過，中國大乘佛教長期以來，所謂「救渡眾生」，都偏向在「啟示教育」，教人如何認知自己之佛性，及「本來面目」[12]，而對於社會、文化、救濟、教育事業都做得很少[13]。

民國初年，太虛大師已認知這一點，所以他提出中國佛教是大乘心、小乘行[14]。他研究唯識學，從人體五根…講到如何作一個政治領導者，提倡「人生佛教」[15]，從事宗教改革與社會活動。尤其在抗日戰爭中之背景下，號召僧眾從事抗日救國工作，組成僧伽救護隊，在前方抬傷兵，在後方作防護[16]，使他的「人生佛教」得以彰顯，也使得中國佛教之地位，教政府及民間刮目相看。

國民政府自一九四九年遷移台灣之初期，大陸赴台的法師們，無處駐錫，尚自顧不暇[17]，而民間及社會救濟事業多賴天主教、基督教從國外募款、發放救濟品，如麵粉、衣物、罐頭等，也因此，而吸收了部份信徒[18]。

印順長老，服膺太虛大師的「人生佛教」，不過他認為印度之大乘佛教已「梵化」[19]了；中國的大乘佛教已變成為死人趕經懺的佛教[20]。所以他從佛教思想史，而追溯到佛陀本懷之人文精神[21]，而轉移太虛大師的「人生佛教」為「人間佛教」[22]。

印順長老的「人間佛教」，是從思想上著手的，起初只注意到論書，稍後才促進阿含學之研究；又理性地審察大乘佛教之集結[23]，評破中國大乘佛教之偏向[24]。其影響所及，兩千年來，不重視阿含的中國佛教，因印順長老之提倡，認清了佛陀的本懷[25]，使現代研究佛學之學者，更能從事深入理性之研究[26]，使佛教界之領袖，也重視了「人間佛教之實踐」[27]。

尤其自一九七一年以後台灣經濟好轉，各寺廟經濟也有了起色[28]，佛光山以教育、出版、從事大型弘法活動[29]；慈濟以急難救濟為主要特色[30]，法鼓山從整體教育弘法[31]；中台山是僧教育為主[32]。四大道場各有其弘化的特點。但大家都一致以提倡「人間佛教」為主要訴求。

因此，我們可以說人文之沿革所匯集成的人間佛教之內涵，已包括了人生佛教之個人修養；人文佛教之社會精神；及人間佛教之整個關懷。

人間佛教在整個華人佛教界已掀起了共鳴，而對人間佛教有系統的、整體性的推行，個人認為法鼓山可以作為一個例子：

(一)就人間佛教作為個人之修養看：法鼓山創辦人聖嚴法師提出了「心靈環保」[33]，他在聯合國之宗教高峰會中亦提出要「拯救人類心靈的貧窮」[34]，根據他自己說此一思想之根源來自佛法。佛教的寺廟中之「大雄寶殿」，之所以稱佛陀為「大雄」，就是因為他斷了自己之煩惱，而證得清淨涅槃，就是一大證明。

(二)從整個佛教典籍看，聖嚴法師說他的心靈環保、心五四運動是得自佛法，倒也是有根據的[35]。在方法上，法鼓山不斷舉辦時間長短不一的禪訓，所參加坐禪的各界社會菁英，他們就是推動社會改革活動的生力軍。同時，在各分支道場也作相類似之活動，讓他們得到了心靈之安頓，然後再去以自己之經驗廣向親朋好友介紹，法鼓山的基本護法信眾大都是經過此一教育歷程而來的。

心靈改革就在安定人心，孟子也說：「天下惡乎定？定於一」。安心才是安身立命的基礎。所以聖嚴法師提出了「心五四運動」[36]。也就立下五個四則條目；訂為二十一世紀之生活主張：

(1) 心靈環保：保持我們心靈平靜與明淨：保持禪悅，自淨其意。

(3) 禮儀環保：保持人類社會的尊嚴與謙和，用孔子的話說就是克己復禮，寬以待人。

(4) 自然環保：保全地球生態的共存與共榮，共存則道并行不悖；共榮則同贊天地化育。

聖嚴法師提出「提倡全面教育，落實整體關懷」之理念，除了以上所說另外提出三大教育[37]：

即是辦理一般普通的高等教育，法鼓山現行之中華佛研究所已有二十五年的歷史，著重佛教學術研究人才之培養，為了使研究生先打好研究之基礎，特別著重佛教古典語文訓練及佛學資訊之傳播，已完成大正藏55冊及85冊光碟制作，現正製作卍字續藏光碟，此外，亦爭取國內外學者之教授將其論文製作成光碟現已有2160篇；書目10萬多筆，免費上網提供學者參考。

法鼓山為了培養僧才，於二OOO年成立了僧伽大學，分男女兩眾，已招生三屆，雖人數不多，但仍照大學學制辦學。

為了接引中年居士出家又辦了一所僧才養成班，學制為兩年，招收五十歲以下之男女眾，如果第二學年無意出家者即辦理退學；或留在山上當義工，其中不泛中高級的知識份子，及退休之各界人士。三年前亦辦了一班「漢藏文化交流研究班」培植漢藏翻譯人才。

此外亦創辦了「法鼓大學」，首先成立人文社會學院為五系二所，以實用性、服務性、社會性為主，力求與現代社會相生息，以求能達到人文社會化，社會人文化為目標。

主要以禮儀、生活、自然環保之思想作為指導綱領，以推行社會風氣之改革。

以上之禮儀環保，鼓勵社會人士將婚喪喜慶以佛化方式舉行，既節約、更顯得莊嚴肅穆。同時也舉辦兒童讀經班，以繪本方式用圖代字養成兒童閱讀之興趣，也舉辦兒童禪坐班，這對於好動兒童具有相當大的教育作用，很受各國中以下學校所肯定，也舉辦不同夏令營及禪訓班，有兒童、教師、企業領袖、民意代表、政府官員……等分門別類之短期禪坐，深得社會之好評。關於社會之弘化在每年都訂有一個主題，諸如「大好年」、「平安年」……等。

大普化教育是提倡社會教育，提昇人的品質，所以說社會教育就是成人的終身教育，以補助政府行政法治之不足。在金山地區亦辦有社會大學，在台灣各地區舉辦大型社會改革活動，深得地方好評。

大關懷教育是對社會弱勢團體之慰藉，關懷與救濟。法鼓山有專設之助念團，去作臨終關懷；也設有急難救助隊隨時可以待命；也設有慈善基金會，專門從事救濟之專款專用。

這些工作不但使得受關懷的人得到實際上之幫助，及心理上之慰藉；尤其對於從事關懷、救濟的護法菩薩們，也能增長其善心、善行，廣種福田，從其內心產生成就感與生命之價值。對幫助者與被幫助者都會被啟發出感恩與慈悲心，為社會播下安定和平的種子。

法鼓山綜合了理性與經驗之教育哲學，從心靈環保到社會環保，形成了一套有思想、有方針、有步驟的實踐人間佛教。

寓心靈環保於禪坐中，以培養社會各階層之菁英，再支持這些社會菁英去推動社會改造活動，因而能得到各級政府之支持及社會之共鳴，以落實整體關懷之理念，如能持之以恆，對台灣社會風氣之改善一定會具有很大的貢獻。

[1] 婆羅門教有三大綱領：吠陀天啟、婆羅門至上、祭祀萬能；佛陀主無神論，提出三法印評破之；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

[2] 佛陀的宇宙論就是因緣法，其四諦法即人文的，均非神所創造，人亦非神所主宰，有待眾生自己主宰自己的苦、集、滅、道。

[3] 大乘諸多經典均有天神參加佛陀的法會，也有諸天守護之說，主要在顯示佛法優於婆羅門教，其諸天神尚為佛陀之弟子或受法者，而且又把天神列為六道眾生之一。

[4] 理性主義之教育哲學，是沿習理性主義（idealism）而來如康德（Kant）認為人有先驗知識去連接、認知經驗（Frederick Copleston‧S‧J〝A History of philosophly〞Vol.VI、P308）。又如黑格爾從經驗事務中可獲得一定之原理、原則，即主觀精神之客觀化，此即理性上必然知識（郭本道《黑格爾哲學》P146，正中書局）。若用於教育即是啟發教育，以啟發出學生先天之理性，即是教育之目的，有如暗室不見一物，但一打開電燈開關，屋中東西即自然顯露。

[5] 經驗主義之教育哲學是沿襲經驗主義（ empiricism）而來，巴克萊（Berkeley）說沒有經驗就沒有知識（同註3，Vol.V、P221）；休謨（Hume）甚至認為理性主義者之因果論，也只是時間先後問題，是得自經驗（同註3、Vol.V、P285），所以用於教育哲學則重實驗，注重反覆的練習、考試、測驗。

[6] 中國王陽明主知行合一，固不必贅言，如胡適所崇拜之杜威（Dewey）為實證主義者，即認為乃是理性與經驗自求其和諧。

[7] 佛陀的因緣法是相對論之一，根據現世經驗而提出的，否認本體與神之宇宙觀。

[8] 唯識學家見、相二分是無始以來熏習而成，所謂本有種子說，只是先於現世之前世之種子而言。

[9] 如來藏之「心性本淨」其實在《舍利佛毘曇》．．．等也是如此主張的。（大正、28、P697b ）

[10] 但在《勝鬘經》卻是「如來法身不離煩惱藏，名如來藏（大正、12、P221c）」。《楞伽經》也說「如來藏是善、不善因」（大正、16、P519a），因為煩惱藏，即空如來藏，是熏習而成，可以被消除的，亦即是後天經驗所染而成的。

[11] 如佛陀《本生經》地藏之大願、普賢之大行、觀音之大悲等菩薩都是因生生世世救度眾生而成的。

[12] 中國佛教向來無論弘法、講經、坐禪、念佛都是教人認知佛性，及本來面目。

[13] 中國傳統佛教道場所作者大都止於冬令救濟、施粥、佛經流通等而外；其他重大之文化、教育、社會事業實在做得很少。甚至今日佛教界更應警惕、反省「三武之禍」，當時佛教本身也有「咎由自取」之處，不能完全推到「三武」身上。

[14] 見《妙雲集》下篇之七、P191〈無諍之辯〉；其下篇之十、P328〈華雨香雲集〉。

[15] 印順長老說；「中國佛教一般專重死與鬼，太虛大師提示《人生佛教》加以對治」。《說一切有部論師經書之研究》〈序文〉P2.

[16] 樂觀長老那時在印度國際大學學梵文，應太虛大師之號召，他即返國參加「僧伽戰地救護隊」工作。見《海潮音》（卷36、九、十月號P20－P43，民國71年十月刊出。）以後又增訂出版《奮起集》，再增訂出版為《僧伽抗戰工作史》由長樂寺出版。

[17] 當時如白聖、南亭、智光．．．等長老都擠在未改建前南昌街之十普寺，東初長老寄住北投法藏寺，印老住善導寺都沒有自己之道場。

[18] 實際去領救濟品的人多，而受洗的人少，即使受洗了也未必去教堂禮拜。自台灣經濟轉好後，教徒愈來愈少，甚至連牧師、神父、修女都得請外籍人士主持教堂。而其他佛教、道教、一貫道的道場愈來愈盛。

[19] 「然佛法以人為本，也不應天化、神話」（同註15）又「我懷念虛大師，他不但啟發了我的思想，又成全了我可以修學的環境」。（《妙雲集》P319）。

[20] 同上註。

[21] 長老於民國三十年提出「佛在人間」民國四十一年先後講人間佛教，後編入《妙雲集》第十四冊。長老自己說：「那時，我是重論典的，然不久就瞭解到，無論聲聞、大乘，都是先有經後有論的」（同註23〈自序〉P2）筆者在長老96歲祝壽文中說：「如將長老之著作依序編輯即可成一部《佛教思想史》」。

[22] 長老說：「佛法以人為本‧‧‧本於人人能知能行的常道‧‧‧因時、因地、因人的適應性。在這適應中，自有向於正覺。」（同註15）

[23] 其《初期大乘佛教之展開與結集》出版後，曾受到另一位保守長老之駁斥：「大乘經典是後人陸續編而成的，搞跨了大乘，對他有什麼好處？」。

[24] 「說大乘教，修小乘行，正表示了理論與修證上之偏差。」（同註19、P3）

[25] 其提倡重視阿含經，佛光山首先出版《阿含藏》同時研究阿含論文也一併在其《附論》中刊出，楊郁文居士研究阿含學數十年如一日，〈根本佛教〉「原始佛教」一詞，已在佛學界廣泛使用。

[26] 台灣60年代以來之佛學研究者，尤其是青年法師大都受到印老的啟示，本人也認為從部派佛教開始到密佛教，已漸漸部份轉向梵化了。在我《中印佛學比較》一書中也有譯文提出。

[27] 台灣幾所佛教大學道場之領導人都在從事文化、教育、社會、救濟等事業，都在推行人間佛教。曉雲法師根本不建道場只辦佛學與大學教育。

[28] 佛光山創之於1967年；慈濟功德會創于1966年；中台山創於1996年；法鼓山創於1989年。藏傳佛教在台灣也是集一時之盛，南傳佛教也在台建了分支道場。

[29] 佛光山的文化出版、教育事業辦得最早，最有成就。

[30] 慈濟雖也辦教育，但都是在配合慈善救濟工作，其所作的救濟關懷工作應是作得最好的。

[31] 法鼓山起步較晚，在從事佛學教育、研究、及提倡整體改革之社會活動上做得較有特色「法鼓山不是寺院而是教育團體」見聖嚴法師選集之《心靈環保》P39﹒

[32] 中台山特別著重僧教育，從國民小學到佛學研究所都是在培植僧才，原是接引禪坐人士發展起來的，也常辦救濟慈善工作。

[33] 從事心靈改革是法鼓山弘法的核心工作，其他都是繞著這個核心弘化，諸如每兩至三年之國際佛學會議都以佛教與社會為主題；經常舉辦兩岸佛教教育會議，以及每年在各地舉辦大型社會改革各種環保活動都是很好之例證。

[34] 二OOO年出席聯合國宗教領袖和平高峰會議之講詞。

[35] 「諸惡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可說已涵蓋三藏教之教育。法師說：「事實上心五四不是現在才有，早在釋迦牟尼佛時代就有了。」《心五四》P8、2003年十刷修訂。

[36] 1992年在對法鼓山工作人員精神講話時首先提出以心靈環保作為核心觀念。1999年提出「心五四運動」。

[37] 其三大教育倡於1994年。但中華佛學研究所創於1985年，其前身為文化大學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實際已有25年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