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夫
張其昀先生百年誕辰記念文集，頁553-555。
台北市：中國文化大學 民國89年
夫子出任教育部長時，受中國佛教會邀請，在從日本迎接玄奘大師靈骨大會上的致詞中說：「玄奘大師是中國留學生的聖人。……」因此，在華岡創校以後，一直想建立一座「玄奘紀念館」。
民國五十二年，建校之初，即聘請張澄基先生在中華學術院籌備「佛學研究所」，該所先後有張曼濤、周邦道、聖嚴法師擔任所長，增購團書，籌募基金，出版《華岡佛學學報》，招考研究生，出版《中華大典》佛教叢書等，都有很大的貢獻。
民國五十年代，國家尚在戒嚴時期，各學校都禁止法師在學校教書、弘法；可是，曉峯先生卻邀請道安長老輔導學生佛教社團的「慧智學社」；五十四年，又聘請印順長老在哲學系授課。打破了當時的禁忌，這就是夫子之氣度與膽識。
民國五十五年，又邀請旅港的曉雲法師，在中華學術院創辦「佛教文化研究所」；六十七年聘請聖嚴法師繼任「佛學研究所」所長。六十九年復敦聘星雲大師擔任「印度研究所」所長，迨大學部「印度文化研究所」成立，旋聘為該所所長，復選為董事會董事。
現在，三位大法師，各自都創辦了大學：曉雲法師有「華梵大學」；星雲法師有「南華大學」、「佛光大學」、在美國有「西來大學」；聖嚴法師辦有「法鼓大學」及聞名國際的「中華佛學研究所」。這也可見曉峯夫子具有知人之器識與遠大的眼光。
其他，尚有曾在學校擔任佛學課程的學者如：羅光、吳經熊、南懷瑾、吳怡、蕭春溥、藍吉富、張優理（慈惠）、劉貴傑、孔維勤、楊惠男，及現在任教的林煜洲、郭朝順、陳英善與筆者本人等。所以文化大學的佛學碩、博士論文無論在質與量上，可說都居各大學之冠。這即是曉峯夫子對佛教學術之重視所奠定的基礎。
「佛學」與「印度文化研究所」，雖僅招收兩屆研究生，從一般比例來談，是人才濟濟的：諸如佛研所的鄭敏芳（惠敏）、鄧克銘為東京大學博士，現在都是知名教授；惠空、原觀辦佛教學院，均有很大的成就。印度文化研究所心定法師為佛光山第三任住持，依淳為佛光中學校長，依日、依藏……等均在國內外先後主持弘法道場，林煜洲、胡梅子、耿振華等博士均在國內外大學任教，各有專精。其他在文化、教育界均各佔一席之地。尤其當時的師資，大都是一時之選，幾乎每一位老師都先後主持過專門研究機構。可是，這些在今日華岡的校史上，已了無痕迹。
不可諱言，曉峯夫子重視佛教，也希望佛教界對華岡之興學有所獻替：曾一度商請聖嚴法師在「華林」興建叢林寺院，由學校提供土地。後來，因為華林為翡翠水庫水土保護區，禁止開發，此一計劃遂告中止。
夫子晚年興建「玄奘紀念館」的寄望尤為殷切，星雲大師終為夫子之再三懇託所感動，遂委由筆者負責籌備工作，乃隨即擬訂＜緣起＞，召開籌備委會，印刷募款單，設置郵政專戶。筆者沒有理財能力，特別推介當時所裡的祕書葉麗英女士負責，她已是會計學講師，學有專長；並以主任祕書慈惠法師（張優理）、所長星雲大師，及校長鄭嘉武先生等四人之共同印鑑，在「華岡銀行」開設郵政劃撥帳戶收受捐款。在半年內已募得四百多萬元。
後來，由於創辦人病重，董事會改組，印度文化研究所與佛學研究所停辦，「玄奘紀念館」也人亡政息。因之，我只得將「捐款名冊」全部送還佛光山保管；捐款仍存華岡。
關於這件事，筆者實有負夫子之付託；我也曾向星雲大師及慈惠法師表示衷心地感激與歉意。世間的事，本來就是緣起、緣減，各有因緣聚散。夫子一生，鼓吹文化，振興教育，獎掖後進，不遺餘力；對於佛教教育的提攜，更獨具慧眼。
夫子過世時，筆者代聖嚴法師之輓聯云：
至大、至剛，輔黨、輔政，愛國、護國，千秋元戎皆因菩提種；
大慈、大悲，堪聖、堪賢，治學、辦學，一代哲人當為來世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