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人文精神之前途

李志夫

《我國人文社會教育科際整合現況與展望　第二册》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八月二十至二十一日

Man is at the center. The cultural and social progress as we see in this world is man-made. This progress accelerated due to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18th century which was in its turn the product of the then prevailing social and economic factors. The philosophy of the age upholding idealism and materialism revolutionized the thought-world and ushered in the modern versions of communism and capitalism.
The Capitalism stood for individual liberty and spoke for individual persons.

However, Capitalism created a wide gulf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To remedy this defect capitalism in many countries was modified to create welfare states which tend to make people lazy.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mmunist states infringed upon the liberty of people and not only established state control over production and factors of production but also over other aspects of society.

Consequently, the individual suffered in wisdom and respect. Dr.Sun-Yat-Sen from the background of Chinese Culture understood properly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 result was his invention of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The principle of Min-Sheng is specially the Middle Way between Capitalism and communism. So his philosophy can serve as the model which ideally combines economic, social and spiritual factors in a way suitable for the 21st century. Thus his philosophy represents an ideal outlook for all humanists in this world. The administrative machinery in our country should be so geared up realized in near future.

摘要

人類文化的發展，社會之進展，都是以人為中心。過去如此，未來亦將如此。不過，到了十八世紀，由於工業革命引起了社會經濟很大的變遷；形上唯心、唯物思想之推波逐浪，產生了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資本主義雖重視個人自由與人格尊嚴，但在財富分配上卻造成貧富懸殊；改革後之福利國家又養成甘願領失業津貼之惰民。共產主義雖重視分配，但卻控制生產與生產力，甚至藉此作全面控制，個人失去了自由，也失去了人的尊嚴。孫中山先生根據中國人文精神之道統；認諸歷史發展之事實，揭櫫出民生主義與民生史觀去折衷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得失，為二十世紀人類之政治、經濟、社會理想樹之典範；也為廿一世紀之人文精神開展光明之前途，不過，我國現行若干行政措施尚應作必要之加強與改進。

一、前言

人類由于人性之優越性，而知利用、厚生；因而能創造文化，形成社會、民族、國家者，此即人文精神之力量所使然。人具有人性與人文精神自不待懷疑。而人性與人文精神所要求之目的是為人類幸福亦不待懷疑。然而如何才能達到人類幸福之目的的手段與方法則眾說紛云。因之，這些眾說紛云之方法關係人文精神之前途至鉅。而且，時代、文化之變遷，又產生不同價值之判斷；衍生出不同之動機與方法。使得人文精神之前途尤多弔詭。

我們在這裡所說：「人具有人性與人文精神不待懷疑」，乃是從文化、社會史之經驗來肯定的。至于人性之「性」是善、是惡則存而不論。我們這裡所說：「人性與人文精神所要求之目的是為人類幸福亦不待懷疑」，也是從歷史之事事來肯定的。至於人性之「性」與人文精神之「精神」之目的，是善、是惡亦存而不論。因為，唯有將疏闊未定之「人性善惡」與「人性目的之善惡」存而不論，才能就較具體之「方法」，依歷史事實之舉證，而求得一客觀公正之結論。然後依此結論，作一軌跡，以論證人文精神之前途。復因為時代、文化、社會之變遷；所產生不同之價值判斷；衍生出不同之動機與方法。使得人文精神之前途之所以尤多弔詭，主要在動機之善與不善；手段之善與不善；以及目的善與不善而轉輾相因所造成。

所以本文之內容：首先說明「人文思想之發軔」以及「十八世紀前後人文思想之回顧」；依次再論「二十世紀人文精神之現況檢討」，然後綜論「人文精神之前途」。最後貫通全文作一結論。

二、人文思想之發軔

人文思想之發軔：是隋著本能與社會性而發展。我們已指出：人具有人性與人文精神，乃是從文化、社會史中之經驗來肯定的。實際上，這不但是一分析命題，也是文化、社會史學家所共同承認之事實。所以孫中山先生說：人類由草萌進入文明，是經過人同天爭，人同獸爭、人同神爭，人同人爭…現代則為民權之闡明時代云云。

人同天爭、人同獸爭，為洪荒時代；人同神爭，人同人爭為君權、民權時代。無論人同天爭、人同獸爭、人同神爭、人同君主爭，莫不是以人為中心，人為主體；而且，人總是握有最後絕對優勢之勝利。

人為什麼能獲得「最後絕對優勢之勝利呢」？那就正如孟子所說：「人異於禽獸者幾希」。孟子：「人有是非、辭讓、惻隱、羞惡四端」。如根據社會學家們，孟子之「幾希」與其「四端」，可分為人的本能，與人的社會性來概指之。

(一)從本能看：可從生理構造與心理活動來作比較。

１生理構造：在生理解剖上看，無論人與人猿在骨骼、肌肉，神經器官，指紋、疾病感染、與血液幾乎都相近似。但不同于人猿者，乃是由于人能直立活動，使整個身體構造有所改變：例如手與腦更為發達，且能相互為用。而人類之脖子較大，構造也較複雜。

２心理活動：無尾猿在親暱、歡樂、憤怒、仇恨、愛情等情緒反應上，大體與人類無異。但在抽象思考能力，以及表情思想、情緒所用之語言則遠不如人類。例如：

個人自我之興趣：追求個人格與理想之發展。
社會與社交興趣：追求團體興趣與利益。
直覺與超經驗之興趣：追求無限時空與哲學形上與宗教信仰。

(二)從社會性看：也有不同之學說，可歸納為四種。

１由于宗教意識而形成社會：意大利思想家魏克（Vico）以為人類原本為群居，由于社會關係退化迫使人們生活孤獨、野蠻、殘酷，因而察覺了神的存在感到羞恥，所以才能懺悔善與人處形成社會。

２由于抗拒自然力量而形成社會：孟德斯鳩認為，人類恐慌自然力量而感到無助和孤獨，因而導致人類社會。

３由于戰爭而形成社會：斯本塞（Spencer）及達爾文（Darwin）派社會學家雖各有岐見，但對社會形成是由不斷之同化與征服則是一致的。

４社會契約而形成社會：以德國盧梭（Ronssean）為代表：基本上人類原始為野蠻殘酷的，為了自己之平安而協議和平相處，人們也學會了自我節制。

綜合觀之，動物是適應自然；規避自然之侵襲。而人類不僅是適應自然；抵禦自然；尚且要控制自然；甚至超越自然，追求神聖。

人文思想層次，也更是隨著其本能、心理及其社會性而發軔而成熟。換句話說：人文思想這發展亦隨著人類社會文化發展而與時推移並互為因果。

三、十八世紀前後人文思想之回顧

前面所論及人文思想之發軔，其時代就是指洪荒時代。其依次而下者為人與神爭人與君主爭之神權時代，此一時代君主往往以「天子」自居，即君權神授。此一時期，無論自古代中國、印度、波斯、直到歐洲的神聖羅馬帝國莫不皆然。

君主政制是代天牧民，替天行道，基本上是賢人政治，本質上是人文的；但形式上卻是專制的。以後在西方由于中產階級之興起而形成之民主制度，在本質上是制衡的，是互不信任，為非人文的；但在形式上是首重個人自由，大眾參予又是人文的。

雖然中、西在君主政制上同是人文的，但中國人重「德」，故中國的皇帝每逢天災、人禍總是自懺地禱告：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而西方之國王則重權柄，國王自己有「權柄」護身，甚至連他們選出的教皇亦有「權」隨身。因為他們重權，這是民權運動產生在西方的基本原因。當然亦有其外在之客觀因素。諸如農奴向國王和地主進貢的貨物和勞務漸改為貨幣，使商業貿易發達；羅盤、印刷、火藥之輸入與發明；地理上之新發現；以及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尤其新教之一的卡爾文教派（Alvinsm）主張：鼓助私人企業、主動創意、發財、和個人主義。因為世俗的成功代表了上帝的恩典，以促進的基督之信仰；但事實上，卻與重商主義完全一致。

此一重商主義之興起，中產階級興起，正是代表神權之君權衰微，而民權思想之勃興。十八世紀初期，雖有洛克、盧梭倡天賦民權，但經濟活動尚為政府加以管制，但到了中期，由于富商反對使得政府管制失效而產生放任主義（Laisses Faire）之經濟理論，稍後又發生工業革命與哲學的唯心論相結合而形成資本主義與個人主義。在民權理論上有了根據，在經濟力量上有了憑藉，因而在政治上便要起而君主爭權了。

正因為工業革命，而加速了資本主義與個人主義之膨脹，也確實產生了相當嚴重的社會問題，於是，馬克斯在馬爾薩斯與達爾文之理論下而產生了馬克斯之共產主義。資本主義在求個人充分之發展；共產主義主張勞苦大眾如能獲得發展即能使整個社會能得到發展。我們毫不懷疑兩者都是人文的，至少其動機都是人文的。可是，在對歷史發展的判斷上所見不同，因而，兩者對社會、經濟解決之方法亦不同，這就是我們所說手段不同。不幸，也不因為此一手段不同，擾攘了我們的世界將近兩個世紀。兩個世紀來在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之對峙、排斥、改革、修正之下激蕩著。更不幸的是，新興民族、國家、落後地區竟成為兩者「政治拔河」的繩子。這就是我們所說「二十世紀人文精神之現況。」。為了証明此一現況，我們仍有待先對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源流，作進一步分析。

(一)資本主義之興起：除了中產階級興起為形成資本主義之主角外，更受下列之影響：

１天賦人權說：

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主人有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非他人所能侵奪。
盧梭（J.J.Rousseau,1712~1778）：在其「民約論」（Contract Social）一書指出「人生而是自由的」（Man is Born Free）。

２放任的經濟理論：

此一理論之倡導影響最大為亞丹．斯密（Adam Smith 1723~1920），主政府甚至連公共安全都應將干涉減至最低限度，社會、經濟都靠「自然之供需律」決定。而個人充分之發展，亦可帶給社會之發展。

３工業革命：

1720~1850年，英國首先使用蒸汽機在紡織工業，漸及其他工業與交通，形成大量生產。使資本更加集中，而形成大資本家。

４黑格爾之唯心辯證法：

黑格爾（G. W. F. Hegel 1770~1831）在其邏輯科學（Science of logic）一書中，指出歷史是隨人之觀念而發展。而觀念（Idea）又是依排中律正、反、合之過程進行。因之，是意識決定存在。依黑氏之理論，人類只需有一人觀念得到充分之發展，就可以改變歷史。如有巢氏出，人類知居室；神農氏出，人類知耕作…瓦特氏出，人類有機器。黑格爾為資本主義者之個人自由創立了金科玉律。

(二)共產主義：是對資本主義之反動，採信馬爾薩斯悲觀之人口論及達爾文物競天擇而形成馬克斯與思格斯學說。

１馬氏之人口論：

馬爾薩斯（Thomas R. Malthus 1766~1834）在一七九八年出版其人口論（Essay on Population）認為即使大量糧食生產仍不能趕上人口之增加。故人類的命運仍是悲觀的。

２達氏之物競天擇說：

達爾文（Charles R. Darwin 1809~1882）於1859年發表其種源論（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utural Selection），以說明有機演化的發生為進化的；其生存全賴競爭，自然淘汰。

３馬克斯之科學唯物辯證法：

馬克斯（Karl Marx 1818~1883）曾在柏林大學學唯心哲學深受黑格辯證法所影響，後又受費爾巴哈（Feuerbach）唯物思想所影響。在其「哲學之貧困」（Misere de la Philiosophie）一書中申述其唯物史觀及唯物辯證法。雖其方法仍是辯證的同于黑格爾；但其觀點卻是以物質作標準來說明生物之延續。例如麥種子為「肯定」；麥禾為「否定」，因為麥禾長出，麥種即被否定而枯乾，新麥子即是否定之否定。因而馬氏認為物體乃至團體、社會都有其內部矛盾，也在矛盾中求其統一。馬氏利用客觀的物體來闡述其辯證法，不似黑格爾用主觀唯心的方法所以稱之為科學辯證法。他將唯物辯證法用到對歷史的判斷上，稱之唯物史觀，是「存在決定意識」。即人的意識，社會之文化都是社會經濟所決定。因之，共產主義者要打倒一切不平等以後，重建立一沒有階級之平等社會。在此一「存在社會」中成長的人一切都是平等地、長此享受幸福。在出發點、在理論上，馬克斯乃至一切共產主義者也實是具有悲天的情懷與人文精神的。其問題是出自他們對歷史發展的判斷錯誤與方法錯誤。視矛盾、鬥爭視為歷史發展之規律，使得人文精神受到嚴重地挑戰。

四、二十世紀人文精神之現況檢討

資本主義希望在個人主義下發展天才以改進全人類之生活；共產主義希望打破現狀重新建立平等安樂之社會。但兩老師一旦付諸實施則利害互見。有待吾人之深切檢討。

(一)現況：

１資本主義自身之改革：

馬克斯、甘地、孫中山先生、甚至連資本主義者本身也看出了自身之缺點。因而他們自身修正了他們的方法：對貧苦大眾從事社會福利立法；對於高所得提高累進稅。這樣仍維持了個人自由與資本主義之基本制度。

２共產主義自身之改革：

資本主義者，甘地、孫中山先生、甚至連實施共產主義國家自身也看出了馬克斯理論之缺點。他們修正的方法是：容許少量地私有作物與販賣自由，其他公營公有，按功計酬。這樣仍維持了集體經濟與統制社會之共產主義之基本制度。

３其他中介性之改革：

可舉早期者克魯包金、托爾斯泰，稍晚者有甘地與孫中山先生等為例：

克魯包金（Peter Kropotkin 1842~1912）：雖傾向共產主義主張除了個人日常用品以及工具外，一切都應歸社會所有。以和平方式，減低國家之干涉。薪資報酬以生活所需為準。人與人或社會團體不以能鬥爭解決爭端。以防止衝突減少戰爭。
托爾斯泰（Count Leo Tolstei 1828~1910）：其所受影響除當時社會外：即是新約馬太福音「不需與惡作對」形成他「不抵抗主義」（Non Resistance），其登山寶訓使他主張放棄自私之個人主義，個人之財富應納入社會基金中。，並主張廢棄一切暴力，否則以暴易暴，其暴更甚。
甘地（Mahatma Gandhi 1869~1948）：甘地非暴力思想是出自托爾斯泰；而其宗教、人文思想是得自印度之聖典薄伽梵歌（Bhagavadgita），他認為一切政治、社會制度之存在，是在培養人之靈性。能達到此目的社會制度就是好的，否則，則是不好的。因此，他批評：資本主義太縱容人慾；共產主義禁錮人之靈性。兩都不是好制度。所以他主張鄉鎮自治，政府僅過問外交、國防、緊急危難等。
孫中山先生（1866~1924）：基本上，孫先生是本著中國儒家的人本思想取捨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得失。既不是唯心的資本主義意識決定存在，也不是共產主義存在意識決定，而是根據歷史發展之事實，以民生為歷史發展之重心。換句話說，民生之條件，既需要物質，亦需要精神。歷史之決定受人之意志決定；也受物質、經濟條件所影響。在經濟是提倡計劃經濟，分配社會化。在人文上則要求恢復固有道德。兼有資本與共產兩者之長，而無兩者之失。心物合一的思想，在方法上仍是一排中辯證之發展。

以上四位，克魯包金以社會改革聞名；托爾斯泰以文學聞名；甘地以宗教、道德家聞名；而孫先生雖然在三者之長上未必能超越他們，但就政治家、思想家、能從理論與實踐合一來看，確已超乎前三者，雖然他們同具有偉大的人文精神。

(二)檢討

人文精神與社會經濟不必有必然關係，但與政治制度、社會環境則是息息相關的。正如個人之人格、教養與貧富不必有必然關係，但與個人對于政治與社會環境之參予則是息息相關的。因為政治制度與社會環境才是人文思想發展之相對條件。即使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者修正了他們的政治、社會制度，仍存在著很大重大問題；介于二者之間之折衷制度亦有其困難處，這些對于人文精神之發展是具有阻礙性的。

１改良之資本主義在人文上之得失：

得：在充分開放與民主制度下，人文精神可以全面發揮，人才不會被埋沒。即使有不肖官員貪墨、舞弊也只是個案的、一時的，不致腐蝕長久、敗壞整個社會人文精神。社會福利良好，人民沒有生存匱乏之恐懼。
失：愈工業化、商業化人們生活愈緊張，不能得到真正之休閒；工業帶來空氣染污；人際關係淡薄；會有週期性之蕭條，使大量人口失業；功利主義，盲目進求財富，致使犯罪率增多。即使社會福利完備、自甘墮落者，只求溫飽，坐享失業津貼與社會救濟。這些無論直接、間接都會影響人文精神之發表。

２修正之共產主義在人文上之得失：

得：因是集體經濟制失業者少，人民具有起碼之生活憑藉；因是集權制，最高行政單位具有較高之行政效力；固定分工，人民不易墮落。
失：限制選舉、無充分的民主；集體制無真正自由；公有制、容易形成浪費；獨裁制，常使官僚貪污腐敗；強制性分工，基下層怠工，行政效力低；一切聽從上級，個人失去創造力；制度僵化，阻礙進步；最主要者，是共產黨既不能完全消滅舊有之階級社會，又不能重建另一個毫無階級之共產社會。共產黨之動機與目的都是人文的，其目的既是掛空的不能達成，其手段是拑制、是鬥爭皆是非人文的。

(三)折衷之改良前四者之中，克魯包金與托爾斯泰最多只能算是社會改革家，他們崇高之理想、也是崇高之人文思想家。但都未能實現他們之理想，只是服膺了個人之理想而已。甘地雖然也未能實現他的理想，然而，他的宗教與道德精神卻感動印度人與英國人，領導印度獨立成功。唯有孫先生實現了他的理想。不僅在中國實現；而且，今天世界有待開發之國家，在社會、經濟、土地等問題都在向我們學習；印度一向都很重視孫先生之學問，在印度政治、社會、經濟等學系專門開有「孫文思想」一課。今天印度的社會、經濟政策可以說大都與孫先生之民生主義若合符節。例如扶持民族工業；實施耕者有其田；銀行國有；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等。雖然如此，由于中印兩國文化背景有異，所產生之得失亦不同。

１先以中國在台灣為例：

A﹑得：

甲、實施耕者有其田，使農民具有耕作興趣，也改善了農村經濟；使土主土地轉讓之獎金投入工業，培養了民族工業；也同時增加就業機會，改進了全民經濟。

乙、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全面推行失學人口補習教育；高級教育採低學費制。使全民接受教育之機會均等。

丙、地方實施全民普選，中央辦理增額選舉，雖在備戰狀態地區能達成基本以上之民主制度，仍是可喜之事。

丁、國家戒嚴法只是對在野之若干政治人物具有心理上之赫阻壓力；並未真正侵犯到全民之自由。

戊、中國向來是主賢人政治；中國國民黨是革命的民主政黨，具有輝煌的歷史，為全民所依重；執政黨之黨魁即是政治元首，都是經過大風大浪，其賢能也為全民所尊崇；加之外有中共環伺。凡此種種，因領導中心穩固，政治安定，使文化、社會、經濟能整體發展。因而已創造了人文精神之良好環境。

B﹑失：

甲、青少年教育有待改進：特殊青少年需要有更特殊、更精緻之教育才能矯正。對於這些青年少年需納入正規之學制，而不能以歧視之態度納入感化、受刑之治安單位中。換句話說，現行國中中，特別性向頑皮學生應集中在同一國中派專家學者因才施教。

乙、人文人才有待重視：政府將人才、經濟大都投向國防、工業、經濟，故文學、哲學、藝術……等大學生失業率最大；國家高等考試亦無其應考項目；中央、黨、市政之公職根本無其置啄之處。人文人才社會地位低落，會使工商政治制度產生負價值一嚴重之社會問題。

丙、政治上沒有有力的壓力團體：雖有立、監、國大之民間代表；由于黨團運用、實際上政府並無壓力團體存在。而且，在大陸選出之民意委員、代表本身亦無民意之壓力，故能影響與制衡政府之行政力量很少、很小。

丁、革命領袖德望極隆，高級官員失去擔待力、創造力，使官僚制度效能大減。

戊、政務官幾乎都是終身，即使民選之地方首長，也得安排卸任之出路，形成閒職多、行政單位臃腫，浪費公帑，影響行政效力。

己、事務官尚有短期召集教育、業務講習等設置；而政務官多係終身，終日忙碌，又無接受專業教育與補充教育之機會；且久居高位與民間脫節等，均影響其行政能力與政策。

庚、公務機關官氣太重：黨工人員與國營電信、電力……等單位本都屬服務或營業性質。各級黨部、民眾服務站不願主動向人民服務，而是被動的在衙門辦公。不能以多種服務方式便民，動輒以停電、停水、威脅「處罰」。以誠心服務民眾的黨工單位，以營利、服務為目的的事業單位尚見如此。真正行政衙門自不待言。

辛、社會染污嚴重：政府禁妓、夜鶯亂竄；政府禁賭，無處不賭；賄選、賄賂、貪污、因襲成風；垃圾、交通變成為各級政府束手無策之難題；工業染污違害生態、生存更大。

申、忽視宗教：我們憲法雖提倡信自由，那只是消極的，政府並未積極提倡宗教。宗教能昇華靈性，改變氣質，安定社會，比之其他教育影響尤大。

２以印度為例：

基本上說，印度是宗教文化國家，根據他們的信仰，人為神之子孫，而不是神的創造物，因之人具有神性，人之墮落乃是人不自知具有神性。但神性則是以人性為基礎。所以印度文化與中國文化在立足點上是人文的有相通之處。而我國之民生思想卒能影響印度者，原因亦在此：

A﹑得：

為顧及現勢，印度政府雖未能做到如甘地之村鎮自治，但總是減少對人民之干擾，對人完全開放、民主、公平競爭；同是，也承繼了英國之法治精神。其經濟、社會之改革多係步我民生主義之後塵已如前述。使印度在發展人文精神上已有了很好的環境。

B﹑失：

印度人宗教氣息太濃，人民在物質生活上沒有太強烈之需求、故印度在社會經濟發展上步調很慢；甚至家人連起碼之溫飽也不可得，而影響了全民人文社會思想之發展。因之下層公務人員往往貪污瀆職；窮人易淪為盜竊。還有階段之陋習在法律上已被廢止，但實際上在民間仍是根深蒂固，這些對于人文思想都具有抑制性，有待更長的時間才能使之削弱、淡化。

五、人文精神之前途

我們在前面已陳述了資本主義、共產主義以及民生主義之基本思想及其制度得失。認清實際，意識亦決定存在；而存在也決定意識。就自然界而論：人受自然之支配；而人亦可改變自然。人文受現時政法、社會環境所影響；但人的意識所發展之思想、亦可改變現時政治、社理環境。於此可知：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思想不符合歷史事實。而且，資本家容易操縱政治，民權不能落實全民，因而資本主義所倡導之個人自由亦成為假象。

共產主義，雖心懷慈悲，以鬥爭打倒現行制度不但方法為暴力，而且違背人文精神，其理想之無產階級、社會制度根本不可能達成，即使偶一達成亦不能持久。俄國初期革命之經濟改革與毛澤東之人民公社都是活生生之例子。

唯有中山先生所揭櫫之三民主義，尤其其中之民生主義其出發的動機，實施之方法、與所預期之目的都是人文的，是徹頭徹尾的人文精神。不過，有些是我們未能貫澈實施，有待增強；有些因時過境遷亦有待增益、改革者。除了前可列舉者之外。我們再提出下面兩點淺見：

(一)要進一步啟發人文精神：有賴教育之努力：

１重視啟發教育：人性、人格、人道是人類本有之能力，而不是外鑠的。故我們的教育，尤其兒童教育、更是要以愛心、耐心，使其在活潑快樂中完成學習。唯有有快樂的童年，才會有快樂的、健康的、國民人格發展。

２重視技藝教育：自國中開始即應培養某一程度的基本的職業或技藝專長。因為升學的畢竟只是少數，所以我們在國民義務教育之後，要假定大多數都待就業，有了起碼之就業能力或藝術愛好對其個人、對社會都是好的。可以緩和學生、家長、學校之升學壓力。引導教育走上正軌。

３重視人文思想教育：在大學中中國哲學、中國文學、中國通史、或哲學概論應列為共同科目，其中可自選一科。政府所舉辦之一切考試亦應列為考試科目之一。上行下效才可帶動高等教育與整個社會人文精神之提昇。

４重視宗教教育：從文化史看，宗教是文化的動力，是社會的安定力。它是超越人文的，張曉峰先生稱之為「聖教育」，即是人文精神之昇華。為了避免盲信，而產生宗教之排斥，可代以「比較宗教教育」。尤其國家高級領導人才，更不能沒有宗教之修養與宗教精神。

(二)全面建設培養人文精神之環境：有待政制設施之努力：

１確立民主政治制度：

東方多主賢人政治，賢人政治只能適于真正之賢人，或某一人之某一時期，久之即會變質。仍有待民主制度加以規範、監督。使個人不致影響制度之運作；反之，任何個人得服從制度與法治。

２辦好社會福利：

除了老人、殘障養息及職業訓練所外，緊急急難救助應確立制度，社會救濟以不構成縱容人民怠惰為準；一旦社會發生嚴重失業時，應立法調整家庭就業率：使家庭就業人口多者暫時停止其一人以上之就業機會，轉讓無職業之家庭。或自就業人口多之家庭抽綜合所得百分之幾，以作無職業家庭之補助。換句話說，至少每一家庭要有一人就業以維家計。使經濟恐慌減到最低限度。

３維持均富政策：

商業上有股票上市，資本大眾化；累進抽稅，可使財富社會化。唯有今後尚有土地問題；因而鄉村都市化後，炒地皮獲取暴利，不勞而獲，有違民生主義之經濟政策，故都市土地有必要再作改革。私有土地應限定在一定之等值上，而不是計其擁有土地量之多少。土地供需必要時由政府調節。以防土地問題影響民生與社會經濟。

４走向開放的社會：

光天化日之下，畢竟罪惡較少。要矯正社會之色情、賭博、使之轉化、昇華為技藝的、娛樂層次，而不是昧于人性的禁止，或作偽道學之回避。有如洪水不予疏導，即會氾爛成災，整個社會將無一處淨土。倒不如准予設置藝妓院。除了健全之管理外；並給予健康衛生、服飾、化妝、各種儀節、插花繪畫、音樂文學方面之講習；整個場所佈置力求典雅，具有高尚氣氛，使前往的人之情欲得到轉化或昇華。
政府如能在這些設施方面投資多，在刑事破案方面所花費一定會大大減少。賭場，可本此原則辦理，唯其資產、輸贏應列入登記。

５全力創辦社區自治：

重靈性：由于台灣地小人稠、本著鄉村都市化，都市鄉村化之理想，社區將可代替村里地方組織作為最小自治單位。最小單位組織嚴密，將可減犯罪，促進社會和諧。
基本構想：中年以上家庭主婦、兒女已成長；退休之公教人員，賦閒無事、又富于工作經驗。如能善予人力開發，可作社區自治之主力。且國人富裕，生活品質極待提高，社區環境衛生，社區之安全均有待徹底重新樹立制度。
實施辦法：由政府有關單位、或民間服務團體撥辦若干經費開辦一、二個試辦社區，俟辦理有成，即可發動一般社區由社區民眾自行組織、自籌經費次第開辦。首先成立社區服務、聚會中心。以辦理兒童課業輔導、婦女家事、插花、及手工藝訓練為主。能將社區主婦、兒童組織成功，則社區自治工作即是成功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