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夫
中國人物，第六期，頁146-148。
民國87年
法師小時候瘦弱多病，九歲才啟蒙上學，十三歲便失學了，他所受的基礎教育僅僅是小學四年級而已。但十四歲出家以後，在趕經懺的艱苦歲月中已養成了他的僧格教育；嗣後，又受了短暫五個學期佛學院的僧教育，在佛學上也有了基礎：在大陸變色的大環境下，迫於情勢，從軍報國，利用閒暇自修，讀了很多書，常以「醒世將軍」筆名撰寫文章刊於佛教內外的期刊雜誌，他的世法、世學就是在這一段時間豐富起來的。退伍後，又再度出家，在當時倡印《大藏經》、從事佛教文化工作的東初老和尚座下落髮，隨即兩度閉關修行六年，在閉關中遍閱經藏，成為「現代的三藏法師」，出關前後，即著述不斷，並在善導寺主持佛教文化講座，與當時知名人士如錢穆、梁寒操、南懷瑾、高明與吳延環諸學者同台講習，那時已是一名大家熟習的學問僧了。他早期著作如《正信的佛教》、《歸程》、《比較宗教學》及《戒律學綱要》等就是這時完成的。
三十多年前，法師們大都沒有接受過正式大專教育，自然在大專院校也沒法師擔任教職，甚至邀請法師到學校去演講都難得到批准；相較基督教之人才濟濟，佛教真是望塵莫及。尤其當時佛教受到基督教若干教徒之挑戰，佛教能起而應戰的只有印順長老與聖嚴法師兩人能針鋒相對地討論問題。法師向來深感「佛法那麼好，而相信的人卻那麼少，誤解佛法的人卻那麼多！」此時的使命感特別強烈。決心自己必須先獲得最高學歷，才能辦教育、提高佛教人才素質，佛教才能得到興盛。於是，決心東渡日本留學。
其實，就以法師個人來說，他已是知名的學問僧，無論在文學、佛學、宗教學方面都已享有名氣，不必硬要去修學位；而當時其尊師東公老人，有意將他留下負責他「佛教文化館」的事業；希望他能成為一位偉大的宗教師，不只是做一名平凡的「學問僧」而已。但在聖嚴法師的抱負下，相信學問僧與宗教家二者不但不相違；而且，具有高等學位，更有助於成為一位宗教家，同時也是學問僧。師徒二人卻因各自理念與善意不同而有了短時間之芥蒂。但於民國六十四年，法師以海外學人身分應邀回國參加國建會時，師徒二人已全然釋懷了。所以法師在日本留學初期，很少受到其尊師之贊助，有時三餐不繼，過著非常辛苦的留學日子。他在留學日本長達七年之久，有機會參與各種學術會議，提報論文，對開拓國際學術視野，深入純學術之研究方法，與國際大師級人物之交往，對法師今日之成就自然有著深遠的影響。
博士學位獲頒不久，曾一度在美國弘法，東老人圓寂，法師回台奔喪，華岡創辦人張曉峰先生即聘請法師為哲學研究所教授，隨即禮聘他為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所長與華岡教授。這是一份榮譽頭銜，僅僅當時著名學者如錢穆、林語堂、黎東方、高明、林尹……等先生才得到頒贈的。雖然筆者也獲此一殊榮，那已是晚於法師幾年的事了。我是奉曉峰先生之命敦請法師就任的，法師最先一直謙讓，後來得我的畏友與法師同門的方甯書教授之勸駕，我們並願「以身相許」為他護法，從此追隨法師至今已整整二十個年頭，但認識法師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民國五十七年秋天，我去印度留學前，方教授陪我去善導寺看法師，法師陪我們在寺內走了一圈，最後參觀「佛經流通處」，我買了幾本書，後來我發現一本《中英佛學辭典》時，實在想買，但已口袋空空。法師見狀，便當下簽名完成「贈送儀式」，隨及向流通處的法師笑著說：「記我的帳！」原來他也是「空空道人」，真不好意思。這本辭典是我留學撰寫讀書報告時重要的資糧。感謝之餘。我在印度曾給法師一信，大意是說：這一本辭典，對我如果有點長進，你從東方日本學成返國；我自西方印度返台，可能為你護法替中國佛教作一點事。其時，我只是憑曉峰先生之知遇，肯定將來能返回華岡任教，以他老人家對佛教之重視，熱心培植佛學人才，也是法師悲心所在處。我就以這一點依稀的信念寫信給法師的，實則是信口開河、毫無憑藉。如今回想起來，也真是歪打正著，成了一大事因緣。
法師主持「佛學研究所」研究與教育並重，賡續出版《華岡佛學學報》，開始招收研究生，以培植高級佛學人才為宗旨，除教授佛學專題研究外，尤其著重佛教古典語文如梵文、巴利文、藏文之教學，甚至對當代弘法之重要國際語文如日文、英文亦列入必修課。台灣高等佛教教育現代化，是本所首開風氣，七十六年法師自行創辦「中華佛學研究所」仍沿襲此一學風，對於師生身、心之安頓、教學設備加強、師資之充實，從事校際、國際學術之交流不遺餘力。二十年來，中華佛學研究所已是國際聞名的佛教教育與學術研究之重鎮。不但本所師資、學者來自全世界；而且，本所學術刊物亦流通全世界；其主要原因，法師本人遍行全球弘法，廣為結識國際佛教學術界學者所致。
民國八十一年法師決心創辦大學，曾先率團考察日本之教育，次年，由法師自任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方甯書教授擔任副主任委員、筆者忝列委員。授命筆者負責籌備工作、開始申請成立「法鼓人文社會學院」，法師羅致了國內外知名學者及建築工程界重要專家參予計劃、設計。經四年，初期籌備計劃工作已經完成，經過長期甄選校長，最後，以前任國家圖書館館長曾濟群博士獲選。以筆者之平庸之所以領「臨事受命」，是因為開始人少事不繁，雖屬「大任」，不必花萬金重聘；也不必另設辦公處所，增加大筆開辦費。因此，筆者雖「物不美、而價廉」，草創期，儘可能樽節十方淨信所捐資之善款。有朋友從我「志夫」的名字望文生義，開玩笑地說：「閣下看起來像一條蟲，卻想成一條龍。」其實，我只是少年時，少不更事，交了爛朋友，沈於博奕，為了戒賭，離家出走更名「志夫」，我的「大志」也就僅此而已。法鼓大學的架構：成立人文、社會及管理三個學院，最後只設九所、十二系的精緻大學，法師希望所辦的是一所為國際所重視、為國人所響往、具有本土性、實用性、前瞻性、國際性的大學。很多信徒向法師說：「你看！佛教某某大學、某某大學又招生了！」法師只是同樣的回答：「我們要腳踏實地的辦學，既然快不了就慢一點。不和別人比，只和自己比。」所以法鼓山已作好之整地工程經過無數次暴風雨、乃至大颱風，絕無山水橫流、土石裂縫、道路濘泥情事，完全一片寧靜的淨土。
法鼓山現行有建地七十多甲，除十五甲為中華佛學研究所建地外，其他均撥作大學用地，為一教學、研究、學術活動、修行，乃至師生生活完全自足的寧靜大學城。在境教、身教氣氛下達到傳道、授業、解惑的教育目的。
法師除了辦佛學高等教育、一般高等教育外，更積極從事社會教育，他總的理念是：「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這不是徒托空言，而是有綱領、有步驟、有行動的。其綱領是：提倡全面教育、落實整體關懷 。其步驟是：推動安心、安身、安家、安業四大目標。其行動是，在全國各地幫助信徒成立法鼓山分支處所，辦理禪坐、念佛會、舉辦環保日、協助地方做環保工作，與政府、民間合作辦理佛化婚禮，適時辦理聯合喪禮，從事病家臨終關懷之服務，指導信徒、弟子就近作敦親睦鄰工作。這些都是淨化人心、安定社會、節省資源、消除浪費的重要工作。不僅法師平時及歲末寒冬均作救濟工作，但他認為這只能救濟一時，他更鼓勵信徒從事全面性的社會服務，以達到社會的整體關懷。
在國際方面，已先後主動承辦四次國際佛學會議，並與美、日、泰等知名學府結盟，互派師生，教學交流；在學術出版方面，中華佛學研究所《中華佛學學報》、《佛學研究》，在弘法利生方面有《法鼓雜誌》、《人生月刊》。「法鼓文化」是法鼓山的專業出版社，法師本人在百忙之中仍著述不輟，現已出版著作有中、英、日語言七十七種，被翻譯成歐亞語文者有十多種，分別於歐美亞各地出版。他的作品曾獲行政院金鼎獎及中山學術獎。他在中美兩地已創辦六個財團法人團體。他說：「有人稱我為宗教家，有人稱我為教育家，有人稱我為事業家，有人稱我為禪師、學者、作家乃至社會運動家。誠然，我作了許多事；但我自己只知道我只有一個身分：我只是一個和尚。」法師的悲、智溢於言表，舉止從容、思辨細膩、慈祥迎人、虛懷若谷，時時抱著事事學習、處處學習的態度，所以從不為公開或私下的美辭所沈醉。
清晨，趁腦子正清醒之際，撰寫本稿，正是東方發白，直感到法師的悲、智、願、行，有如旭日東昇；法鼓山的事業也正方興未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