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燃復興西域佛教文化的火種
法鼓山中華佛學研究所所長 李志夫
2002年楊曾文先生在本所擔任客座教授時，我們談到法顯大師在中國乃至在佛教史上都沒有受到應有的尊重，於是提議在2003年，也就是大師返國登陸青島嶗山1590年之際在青島舉辦一次紀念他的學術會議；這次會議是在該年的九月十二至十三日舉辦的，會中本人發表了一篇開幕辭及另一篇正式論文。主要是為緬懷法顯大師，並思考我們還能為他作點甚麼？
其實本人對法顯大師並沒有特別地研究，為了作一介忠實的合辦單位之一員，所以花了一段時間對大師作了一番整體性的理解，並首先將其與玄奘大師作了一次分析比較，摘要如下：
中國古代在玄奘大師之前、留學印度的僧伽不下69人，但其光輝多為玄奘大師所掩蓋，尤其法顯大師應有之地位也顯得不足輕重。但我們若一一分析，在某些方面，法顯西行，對中國歷史、文化及佛教所產生之影響應更為深遠。
他是中國第一位到達印度參訪的僧人，以前朱士行參訪到于闐，那時于闐還不是中國的領土，當然他才是中國第一位留學生。如以現在來論，于闐已屬中國領土，那麼法顯則又算是中國第一位留學生；不過這樣對朱士行來說卻是不公平的。
法顯是中國年紀最大的留學生，去印度前已是62歲的老人，在印度14年，回國時已76歲了。三十多年前，前東海大學校長梅可望先生以五十多歲攻讀博士，自稱為「老童生」，比之法顯更不可同日而語。
法顯所攜回之經典以律部及涅槃來說是漢地尚無者，具有稀少性；玄奘大師所攜回之經典數量雖多，除唯識部份外多為增益性、補充性。
雖然遠在兩漢已經營西域，朱士行也在西域抄寫經典，教弟子帶回國內；但經鐵門、雪山到辛頭河(印度河)則法顯走得才是中國法師之處女行。
東漢時期與印度在海上已有交通及商業活動，印度是羅馬與中國交通樞紐。但由於法顯之大願力、大貢獻，使得此一海路因而聞名，使以後之海上交通更為繁榮，唐代之義淨、弘智法師都是沿著法顯的路航行到印，也使得中國各時期之政府更注意海上之經營，其中又以明太祖時三保太監下西洋七次成果最為豐碩。
法顯也是首先感覺到戒律對修持佛法之重要性者，甚至那時，中國僧團尚未形成戒律制度，例如：二祖慧可得初祖法後混跡酒市。比法顯晚於80年之梁武帝還建立了一些戒律要僧眾遵守。
他攜回了涅槃經，證實了道生所說眾生都有佛性；也使得南朝重門第之風氣，有了強烈之對比與反省。
在法顯之前，中國傳記文學有《穆天子傳》，遊記方面有《山海經》，怪異志方面有《搜神記》。而法顯著《佛國記》後，其寫作風格也具體地影響到《水經注》及《洛陽伽蘭記》。
法顯生在北方，比他早十年的東晉文學家，如陶潛、謝靈運等人的散文、遊記體都名重一時，他們的風格與《佛國記》確屬不同；但當時南北朝文風都很盛，法顯未必沒有受到影響。
現在，我們具體地將法顯大師的貢獻敘述如下：
由以上所論，可見兩漢即有中印交通，法顯不是第一位到達印度的中國人；但卻是第一位中國法師經鐵門到印度的人。
法顯前有朱士行在西域傳譯經典老死在西域，所以法顯也不是翻譯印度經典成漢文的第一人；但卻是承先啟後從事傳譯經典最為艱苦的法師。
法顯之前中國遊記有《穆天子傳》、《山海經》，所以他並不是中國第一位撰寫遊記的人；但他是撰寫印度遊記的第一人。
我們可以說：法顯在遊記體裁上，在承上啟下是很有貢獻的；雖不能說他是中國遊記的創始者，但他是撰寫印度遊記的第一人，他以後凡是西行之遊記，包括玄奘在內無不受其影響。兩漢之世南洋中早已有交通，中印海上交通雖非法顯發現；但因法顯而使得此一海上交通更為聞名全世。
以上這些雖然他都不是第一名，但以後中印佛教及文化交流之發展、開花、結果都是以他為「臨界點」。否則冰不會解凍；薪不至生火。
雖然他以62高齡西行，比他同行者不是中途折返、死亡就是留住印度，但他已是76歲孑然一身，仍負經度海返國，九死一生；可是生前並未受到佛教或任何官式之禮讚；死後至今也很少有專著研究他。
雖然他一心西行求律，取得律藏返國；可是並沒有有計畫地傳律、授學、立派。
法顯大師不忮、不求的偉大精神就在「拙、樸」二字；玄奘大師尤多「善巧」，當然時代亦決定了他們兩位大師具有不同的境遇。
孟子說：「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也即是所謂：「其始也簡；其成之也鉅。」由之可說，燧人氏發明火，比之今世發明火箭在時代上而言更為艱鉅。我們以此一態度來還原法顯大師在中國歷上之地位或許是公平的。
因此我對玄奘大師，尤其是對法顯大師，感動得不能自己，真的是去思索「為法顯大師能做些什麼」。所以在那次由本所作東的大會惜別餐會中，促請在場的兩岸學者能組成中印交通及絲路研究團隊，當時也得到大家的一致贊同。
2003年，籌備慶祝印順長老百歲嵩壽學術會議時，知道慈濟功德會已完成了《西域記紅塵》一書，包括攝製有絲路全程之CD；而本所網資室亦完成了《西行記》，為《西遊記》卡通化之知性教育CD；本所也進行國際絲路研究網路平台之設置，同時也得台灣有關佛教藝術學者之肯定；又與新疆塔里木大學西域文化研究所取得了合作默契。所以決定藉印老百歲研討會之德便，在慈濟功德會召開一次絲路研究座談。
這次座談會議，大陸學者雖然未能與會，卻也凝聚了台灣絲路研究學者之關注；這幾位學者普遍感到人才不濟，如何培植後進，實為當前最重要之課題。
中華佛學研究所雖然重在「培養高深之佛學研究人才」，但每屆畢業生中平均也只有三分之一從事高深地研究，其他大多散失在不同的社會角落工作。這對於我們從事佛學教育或者對於學生自己來說，都是一種損失。所以我們一直在想：如何為這些同學另外開出一條從事佛教文化藝術研究之道路。
基於以上種種因緣，所以邀請台灣有關學者及本所部份師生，於10月27日至11月7日前往新疆考察研究，同時與塔里木大學締結交流關係。為了使考察研究能產生具體之效果，所以在行前便先邀請老師們對團員作了兩個月的講習，參加講習的成員也都非常踴躍；這也說明他們對新疆佛教藝術的研究興趣很高，將來一定可以做老師們的後進。十一月中旬我參加廈門大學佛學會議，趁會議之便，於11月13日早上本來要去拜訪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聖輝大法師，但他非常客氣一早就來到我的住處，我們談到應如何加強新疆佛教之復興，他決定明年約一個時間我們到新疆作一次訪問考察。
至於本團在新疆考察研究所受到塔里木大學的禮遇與優渥已有專文報導，特再申感激外，就不再在此重複了。
中華佛學研究所原來就成立了「佛教藝術研究中心」，今後將更充實內容，從事中印交通與西域佛教文化藝術之研究；建立國際絲路研究之平台，從事國際絲路研究之交流工作。
本中心也加強了藝術研究的陣容，除了原有佛教書畫家而外，更凝聚了有關新疆佛教石窟藝術研究的學者共同組成一個團隊。
我們之所以重視西域佛教文化藝術之研究，是因為新疆在九世紀之前原本就是佛教極興盛之地區，而且是中國佛教傳譯的中樞。現代新疆之維吾爾同胞，雖然大部份信仰了回教，但是他們祖先大都是佛教徒，而且在新疆創立了極珍貴的佛教文化與藝術；為了保存有他們祖先的光榮史蹟，我們應善意地、耐心地從事該地區佛教文化之復興。這需要一段漫長的歲月，也許要三、五年，乃至百年，但總得要有一個開始。
我們研究中亞歷史就明白：佛教在中亞最盛行時期的中亞極為繁榮，各民族都能和平相處，少有國際紛爭；因此，我們如果能恢復佛教文化，對中亞地區之和平與繁榮是有幫助的。我們想，這也是玄奘大師與法顯大師大悲大願之所在。
目睹千餘年來新疆佛教的祖師們，所締造之弘規瑰寶，橫遭各方之洗劫破壞後；又受到長期自然加遽之侵蝕。如不亟早援救僅有之殘存遺蹟，都恐將毀于一旦，身為一介佛教學者與佛教信徒，撫今追昔，實不勝感愧涕零。因此本所與塔里木大學之締交也更顯任重道遠。我們僅以此區區願力，點燃復興西域佛教文化之火種。以求報答兩位大師及西域佛教先期祖師、大德們於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