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夫
《東初老和尚永懷集 附總目錄》，頁177-181。
台北市：東初出版社 民國76年12月
大概是民國四十一年吧，我和幾位軍中朋友參觀北投法藏寺。當時的法藏寺還沒有改建，雖然已很凋蔽，但却仍顯得十分清幽、莊嚴。
那時，我們年輕，自許為只是「國父遺教」的信徒，認為宗教都是迷信，其他朋友在寺內上上下下橫衝直撞地看了一看後就走出了山門，僅我一人在大殿內留連。
這時，從側殿中出來一位中年法師，身材魁偉，氣宇軒昂，兩目烱烱有光，向我逼視，很像一尊活生生的羅漢。我不禁感到森嚴莫測，木然地向他點點頭，逕自躡足躡手地離開了。
五年後，我開始獵及佛教知識，也學打坐，在打坐中，竟會現出這位法師的幻相。在信佛的過程上，湖北保康的國代黃一鳴先生是我最初的接引人，他帶我參訪各大法師，其中之一就是東老。
我第一次見到東老，就覺得有些像我在法藏寺所見的那位中年法師，但在儀態、風範上却又逈然不同，而東老則是道貌岸然，平最近人，沒有使人有森嚴莫測之感。
東老示寂了，我看了南亭老法師在中佛革新一號「我與東有法師」一文，才證實：我廿五年前在法藏寺所見之那位法師就是東老。
在這廿年中，雖然我親近東老的機會並不多，由於我的朋友方寧書先生是老人的皈依弟子，他對方先生又十分器重，所以我對東老份外感到親切，東老對我也更多了幾分眷愛。
五四年，八月一五日，寧書陪我看東老，東老垂詢了我的生活情形，並問及我在佛學方面的心得，我說，我留心楞嚴經已有幾年了。他說：「你最好多留心佛教文化史料的搜集，將來編一部佛教文化史，我願提供獎學金。」
那時候，我正在唸大二，過去，長期在軍中服務，雖然自知上進，但仍是沒有時間有計劃地讀書。我希望我的閱讀範圍應廣博一點，所以不願意立卽鑽進太專門化之佛教文化史方面去。同時，佛教文化史，應以佛學為主幹，以佛教之文學、藝術、音樂……等為枝葉，這是多麼龐大的學問，剛剛接觸佛學的我那有這份能力？！
第二年的暑假，順印老法師，因健康不好，已辭却了文化學院的邀聘，沒有教授在該院開佛學課。同時，佛學研究所自張澄基教授去美，也無人主持，我們幾個對佛學有興趣的同學，就跑去向東初老法師勸進，並且還書面提出了一大堆建議與計劃，如果他老首肯了，我們深信再向張創辦人報告是會獲得批准的。
東老一邊看「計劃」，一邊問我們的問題，後來，愈見他向下看，愈皺眉頭，我們的一腔熱忱也涼了一半。甚至，有的年輕同學，直嚷着快走！快走！我勸他們稍安勿躁。最後，東老講話了；「你們的計劃很好，但是，不切實際，這樣好吧，我們中國還沒有一本梵文字典，我委託你們編， 也照樣付給助學金。」我旁邊一位同學悄悄地問我：「甚麼是梵文啦？」
有的同學已踏出大門，我欠身起立說：「我們希望中國佛敎，將來有人能作這一件工作，謝謝老法師的鼓勵。」實際上，我們根本連梵文字母都不認識。東老也起身了，將他的近著「佛敎文化之重新」分送了我們每人一册。
我們到了北投公園，有的提議，坐下來看看老和尚究竟在想些什麽。我們發現他翻印了大藏經、創辦了人生雜誌，提倡佛敎文化，甚至主張編寫至今還無人編印之「佛敎文化史」與「梵文字典」等，這些都是應作的重大工作。不過，將這樣重大的工作「交給」正在唸書的大學生去做，實在是出的一大「難題」。
在我留學印度期間，東老寄給我兩册他所著的「中印佛敎交通史」，其中一本是要我贈送給印度大學圖書館的。印度的學者們，在這一方面的知識確實遠不如我們，尤其是法顯以前之佛法，經西域傳入中國一段早期的史料，我的佛學敎授密西拉先生就說多未曾聽聞。於是，我將東老送給我的一本，又轉送給密西拉敎授了。
回國後，東老又先後有三次賜齋，一次是我回國後去看他，其他兩次則是東老於民國六○年訪問印度之前後時間。東老這次訪印，除了朝聖、宣慰僑胞，也曾致力使華僧能在那爛陀大學留學，但是，最後還是為印度內政部所阻撓，使原已與該校協商好的計劃遭致擱淺。不過，在宣慰僑胞方面是做得非常成功的，在印度、印尼、新加坡等地對華僑社會都作了數場演講，後來佛教文化季刊，對東老此次之訪問、及演講還出有專輯問世。可惜當時在兩印的僑胞沒有為東老安排向兩印的學術界作專題演講，以收國民外交及文化交流之效是很遺憾的事。
最近四年，我遷來北投定居，雖然親近東老的機會較多，由於太忙，一年也不過多去看他幾次而已，尤其最近兩年，趕譯一百多萬字之印度通史，更少去看東老了。倒是去年七月寧書陪著東老一大早就蒞臨了寒舍，還帶來四套油條、燒餅，「東老，好久未向您請安了，我知罪，我知罪！」我一面迎出去，一面向東老抱歉。東老擺了一擺手，若無其事地說：「不必客氣，我是早上散步，順便來看你們的。」
以後，聽寧書說，東老曾一度想辦佛敎史學研究所，並且，請他草擬大綱，要我在中華佛敎學院搜集各研究所的組織規章，作為參考。我照做了，但是未提任何意見。我深知東老很想多作點文化事業，只是精力不濟，終未能如願。
去年，北投第二次水災後，我與一位徐先生陪同東老探望秀林新村一帶災區，這也是我最後一次親近東老。
東老自奉十分節儉，即使到了晚年，獨自外出時都是以公車代步。他這樣克儉，所積下的「酵頭」讓他的法嗣去推展佛敎文化事業，成功不必在我，這是東老淡泊名利，熱心佛敎文化，熱愛法嗣們的好例證。
東老的思想非常開朗、進步，打破了傳統，將遺產委諸董事會，使取之社會，亦用之於社會，創未曾有之宏規，為中國佛敎未來的寺廟遺產之處理，樹立了一個良好的典範。東老是一位佛敎史學家，是一位當代高僧，實當之無愧。
東老在圓寂前不久，曾要寧書先生陪他坐計程車，在市街與郊區漫遊，藉此大談生死問題。起初，我們尚不懂這是什麼意思。直到東老圓寂了，見他在圓寂前，將一切後事交待得清清楚楚，然後才無疾而寂。於是，我們得解了，是否東老早已知道：此生應化人間，就像乘着計程車漫遊一樣，卽使七○高壽，也是那樣的短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