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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建立新規範體系與提高「人的素質」 北京大學副教授 陸傑華 人的素質(1999)論文集
關鍵字：人文精神 規範體系 人的素質
摘要
本文提出，在國人即將邁進21世紀之際，全面提高國人素質的核心是塑造適應現代化需要的人文精神，而國人新型人文精神的再塑造則需要我們建立一個適應現代化社會的新的規範體系。筆者認為，新的規範體系至少應該包括：一是從個體上講，應該建立一種被社會全體成員所接受的行為規範，以便在社會化過程中提高人的整體素質。二是從社會上講，一個文明的現代社會應該通過建立和健全新型的道德規範來提高全民的綜合素質。三是隨著社會的個性多樣化和角色集的增加，加強角色素質教育是建立社會的共同價值和理想規範的重要保證。四是提倡適應轉型時期的新型價值規範同樣可以有效地促進人的素質的提高。
眾所周知，「國民基礎教育」在一個國家實現現代化的進程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主要因為「國民基礎教育」是一切社會發展的原動力，這也是中國政府致力提倡「科教興國」的出發點。毋庸置疑，自1978年「改革開放政策」實行以來，大陸人口的總體文化素質水平發生了質的變化。例如，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大陸的大學人口數僅佔總人口的0.6%；而到了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同一指標卻上升到1.39%。在短短8年間，大陸的大學總人口數增加了一倍還多（姚新武和尹華，1994）。
但是，我們需要申明的是，人的基礎教育認知程度並不是「人的素質」的全部，它僅僅是衡量「人的素質」的一個方面。事實上，在現代社會裡，「人的素質」涵蓋的內容是十分寬泛的，它既包括人的知識水平，也包括人的技能水平和身體健康水平，更包括人的思想道德水平，其中後者在人的素質指標體系中占有核心的地位（見圖1），因為人的思想道德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其知識水平和技能水平的發揮。
知識水平
思想道德
身體健康 技能水平
圖1 人的素質指標體系及其模擬關係
不過，長期以來，國人雖然在普及「國民基礎教育」時注重了人的知識水平和技能水平提高，但卻往往忽視人的思想道德教育，致使個體的知識水平和技能水平提高不能與其思想道德水平提高同步，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既妨礙了人的全面發展，也不利於社會的全面進步。例如，海峽兩岸青年生活觀調查資料顯示，大陸和台灣青年中注重個人享樂的比重分別占了11.3%和13.0%（何培英，1998），這在一個側面反映出我們長期所推崇的「國民基礎教育」模式的偏差。
那麼國人在即將邁向21世紀之際，我們究竟如何提高「人的素質」，這是擺在國人，尤其是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個重要歷史使命。基於篇幅所限和本次研討會的重點，本文所涉及的「人的素質」更多地是指人的思想道德方面。筆者認為，著眼於21世紀，全面提高國人素質的核心是塑造適應現代化發展需要的「人文精神」，而國人新型「人文精神」的再塑造是以建立一個適應現代化社會的新的規範體系為基礎的。從全面提高「人的素質」角度上講，新的規範體系至少應該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從個體上講，在「社會化」過程中建立一種被全體社會成員所接受的「社會規範」是提高「人的素質」的社會基礎
社會學理論認為，人從一個「自然人」過渡到一個「社會人」是「社會化」（socialization）的結果。概括地講，人的「社會化」是個人學習他所生活其中的那個社會長期積累起來的知識、技能、觀念和規範，並把這些知識、技能、觀念和規範內化為個人的品格和行為，在社會生活中加以再創造的過程（劉豪興和朱少華，1993）。從「社會化」的角度來看，「社會規範」（social norms）是社會成員之間「社會化」過程的結果，是人們在長期群體社會中，為了協調相互的行為，維持正常的社會生活秩序而共同遵守的行為規則與標準。一般來講，「社會規範」為個體之間的「社會化」提供一種「相互互動」（interrelationship）的期望模式，即規範出被絕大多數人所接受的行為模式。然而，個體按照一定「社會規範」約束自身的行為並非是與生俱來的，而是通過長期個人與個人之間、個人與社會之間的「社會化」過程所養成的行為習慣。
今天，我們正處於社會的「轉型時期」，這一時期「社會化」的突出特點是知識、技能與觀念在不斷更新、不斷變化，個人與社會之間的「社會交往」（social interaction）無論在頻率上、還是在強度上都大大提高了，因而人們的行為模式也隨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客觀地講，這種「社會互動」模式的轉化是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標誌，但這也為原有的「社會規範」模式提出了嚴重的挑戰。那麼，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如何加強青年人的人格內化，使之能夠應付社會的挑戰呢？筆者認為，我們需要在未成年人的「社會化」過程中重點強化「轉型時期」「社會規範」的建設，因為人的「社會化」的重點是對未成年人的教育過程，這是他們培養人格，修養成身，樹立正確的世界觀的最重要時期。在這一時期，教育的著眼點就不僅僅向教育者傳授新知識和新技能，還要向他們灌輸正確的觀念和規範，使他們在家庭和學校的教育「社會化」過程中培養出良好的品格與修養。
應當申明的是，我們在建立新的「社會規範」時不應該對原有的「社會規範」加以全盤的否定。任何文化都有著一定的繼承性，中華民族曾為世界文化寶庫留下巨大的精神財富，如「助人為樂，拾金不昧，謙虛禮讓，與人為善」，等等。所有這些都是中華民族文化沉澱下來的正確行為規範，是人類文明的延續，是應當在新的「社會規範」中加以繼承和弘揚的。因此，建立新的社會規範的宗旨是讓人們在「社會化」過程中發揚和繼承人類文明的精華，提高自身的文明修養，建立起適應新時代的行為模式。
二、從社會上講，建立和健全新型的「道德規範」是一個文明現代社會的重要標誌
從嚴格的概念上講，「道德規範」應屬「社會規範」的範疇，如西方社會學學者早期提出的「民德」（mores）就源於道德一詞，本身也具有強烈的道德意義（Sumner, 1906）。不過，由於「道德規範」對於國人來說在建設新的規範體系中具有特殊的意義，我們在這裡特別強調建立和健全新型的「道德規範」在提高「人的素質」中的作用。
中國是一個有著兩多千年「儒家傳統文化」的社會，道德一直被看作中國社會的一個重要支柱。長期以來，中國人所推崇的道德是指行為的合乎道德規範，有高超的品格，不為非作歹，遵守承諾，有很好的聲望，為社會人士所尊重（文崇一，1995）。然而，一個不容否定的事實是，雖然我們社會的物質生活在一天一天地富足起來，可是國民的道德修養卻並沒有因為生活的豐衣足食而提高，相反卻有江河日下的趨勢（韋政通，1992）。
國民道德修養的普遍下降受著諸多主客觀因素的影響。它既與西方文化的衝擊有關，導致傳統「道德規範」的失落；也與隨時間推移，人們價值觀念的變化緊密相聯。但更為重要的是，在中國處於一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過度的「轉型時期」，我們缺乏行之有效的道德教育，因而建立和健全新型的「道德規範」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任務。
新型的「道德規範」教育至少應當包括三個方面：個人品德教育、職業道德教育和社會公德教育。三者之間既有區別，又有聯繫。個人品德教育指個人的思想、品格、情操等方面的培養教育；職業道德教育是對從事特定職業人員所進行有關行業道德準則方面的教育；社會公德教育則更突出在人與人「社會交往」中具有普遍意義的道德取向、道德風氣、道德環境等方面的教育。建立和健全新型的「道德規範」同樣是一個「社會化」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教育的途徑或者方式包括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繼續教育及大眾傳播媒介等。筆者認為，新型「道德規範」教育的重點並不是簡單地告訴人們哪些道德準則是正確的，哪些道德準則是錯誤的；而是讓人們在實際生活中樹立被社會大多數人所肯定的道德價值取向，培養他們獨立的道德判別能力，這樣才能使我們這個社會達到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同步發展的境地。
當然，「道德規範」教育如同在建設著一個「精神長城」，因而是一個漫長、漸進的過程。由於「道德規範」教育涉及到人的精神的再塑造，相比知識教育和技能教育而言，這個「精神長城」的建立將更為複雜和更為艱難。
三、強化「角色素質」教育是建立社會的共同價值和理想規範的重要保證
最早提出角色（role）概念的是美國社會心理學家Mead（1934），它特指人在特定的社會群體中所占有的地位和具有的身份，是社會對其特定地位所要求的行為規範總和。我們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推進，社會「個性化」（personalization）的特徵將越來越明顯，因而社會對個體的行為規範將以其特有的「社會角色」（soical role）來約束。
針對中國「國民素質」的特點以及我們所處「社會轉型」這一特定時期，不少大陸學者特別關注在人的「社會化」過程中「社會角色」與素質之間的關係。袁貴仁（1993）認為，「社會化」就是通過「社會角色」的培養，使人正確地了解自己在社會群體中的地位以及社會群體對這種「角色」所應具有的素質的期待。沙蓮香（1996）則在學界較早地提出了「角色素質」的概念，她特別強調，「角色素質」是人的素質的綜合性體現，無論個體人格是否健康、道德品質高低與否，最終都要通過人的社會行為，即他所扮演的「社會角色」體現出來。
正如前面所述，我們正處於「社會轉型」時期，這一時期的主要特點之一是，由於社會變遷速度加快，人們所扮演的「角色集」（role set）在不斷增加，而人們對自身「社會角色」的變化顯然認識不足，或者仍然將自身角色的理解停留在原有的角色規範上，因而就不可避免地出現「角色衝突」（role conflict）的現象。如許多人對自身「社會角色」所應有的「權利」（rights）和「義務」（duties）並不十分了解，也就不可能按照特定「社會角色」的行為期望模式去行事。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時期，人們功利性角色的特點日趨明顯，「金錢至上、見利忘義」等現象的增加便是一個佐證。
我們上述「角色素質」方面的問題主要與我們「角色素質」教育的缺乏有著密切關係，如我們千篇一律的說教式政治教育以及過分強調升學率的「應試教育」使青年人在走向社會後，面對各種角色的變換，往往有一種茫然不知所措的感覺，甚至出現「越軌行為」（deviant behavvor）。對此，我們教育工作者應對過去的教育方式有所反思。我們認為，未來的「角色素質」教育需要結合「社會轉型」時期的特點採取有的放矢、多層面、適合青少年心理特點等方式來開展，重點提高他們對「角色認知、角色認同、角色整合和角色調適」的知識、技能、觀念、規範等方面的能力，使他們能夠在步入社會後盡快進入各自的「社會角色」中。
四、倡導適應轉型時期的新型「價值規範」是提高「人的素質」的有效途徑
在現實生活中，特定的「社會規範」模式是這個社會所倡導的「價值取向、價值標準、價值觀念」的具體體現。今天，一些學者把20世紀的世界概括為「失落的世界」，其中人類最大的失落是「精神價值」的失落。上述說法雖然有一定偏頗，但也不無道理。現實中的種種現象證明，儘管我們的物質生活在走向富足，但與此同時我們的精神問題卻越來越多，人們似乎找不到一種可以依歸的「價值準則」，一切真假、美醜、善惡的評判標準也隨著物質生活的提高而逐漸喪失。
那麼中國在處於「社會轉型」時期，我們如何尋找回失落的「精神價值」呢？筆者認為，我們有必要提倡一種新型的「價值規範」。這種新型「價值規範」不但鼓勵人們在現代社會裡具有個人奮鬥精神、進取精神，更要強調社會全體成員具有「奉獻精神、犧牲精神、團隊精神和愛國精神」，其中後者在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質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也是中華民族新型「人文精神」的核心所在。
1 包括大學在校學生、肄業生及大學畢業人口。
參考文獻 姚新武和尹華(1994)：《中國常用人口數據集》。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 何培忠(1998)：《海峽兩岸青年生活觀比較》。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 劉豪興和朱少華(1993)：《人的社會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文崇一(1995)：〈富貴與道德：再論價值的衝突與整和〉。見喬健和潘乃谷主編《中國人的觀念與行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韋政通(1992)：〈中國人的道德思考〉。見文崇一和蕭新煌主編《中國人：觀念與行為》。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沙蓮香(1996)：〈國民素質現狀及其研究對策〉。見魏禮群主編《中國社會全面發展戰略研究報告》。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 Sumner, W. G.(1906). Folkways.Boston:Ginn. Mead, G.H.(1934).Mind, self, and oth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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