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秩序與人的素質


	社會秩序與人的素質 ──關於「提升人的素質」的一點思考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所長李德順博士人的素質(1999)論文集 1999.12 頁169-173 　　　　社會變遷過程中「舊規範失落，新規範未建立」之時，通常會發生人們的行為失範、混亂和衝突等情況。對於這種令人怵心的困境，議者常將其界定為「人的素質低落」，因此也就將「提升人的素質」認定為走出困境的首要條件。　　　愚以為，此種看法有待深入思考之處，在於如何權衡一般個人素質的作用與社會秩序（含基本的經濟政治結構、管理體制、規範體系等，總之是指相對於個人而言的「環境」狀態）的作用。人們的行為在社會變遷時所發生的變化，嚴格說來，應首先看作是人們以自己固有的素質，去因應新環境、新情況時的表現。所謂低落、失範和混亂等現象，可能是原有素質本身尚不足以應付新的情況所致，未必是從原有素質水平上忽然低落下來的結果（盡管給人的外在印象似乎如此）。因此在思考提升人的素質時，不應企圖以回到過去的某種素質狀態為提升之標的；同時，亦不應忽略「社會變遷」、「舊規範失落，新規範未建立」這些字眼所表述的前提和背景條件，而需將其一並研究。而且，就目前操作性的對策而言，竊以為更應將社會體制本身的調整和健全、公共環境之改善，當作走出發展困境的第一位舉措。在這種情況下，不宜對一般個人的品質訴求過高過急，更不應將其停留於純粹道德化的構想和呼吁。　　　關於究竟是「環境造就人」還是「人造就環境」的問題，自十八世紀以來就由學者們做了反覆討論，其大體結論一般說來是沒有問題的：環境的造就與人的造就，並不是彼此分離的兩個過程，也不是人與環境之間某種單向的線性決定關係，而是相互作用的雙向動態關係。具體地說，每一時期人們基本素質的普遍狀況，最初是由一定的歷史（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環境所造成的；原有的歷史社會環境，又無非是人們的既有素質和已往活動方式的綜合顯現；在任何環境中，人的素質的發揮、變化和發展，特別是其中某些先進成分的生成和強大，又會促成社會的改造和進步，造就新的環境……。就是說，我們在整體上要把人的素質與社會秩序狀況共同置於動態的歷史進程之中考察，給予具體的歷史的分析。在某一階段上，可能是人的素質不足成為社會發展的主要瓶頸；在另一階段上，則可能是社會整體秩序的調整和建立成為首要任務，否則便不可能有人的素質的提高；並且，由於地域文化或民族歷史的原因，這些情況也會呈現多樣化的格局。　　　既然如此，就不能忽視問題的現實性和歷史階段性。那麼在當前情況下，我們應如何把握這一歷史進化鏈條上的起始環節或關鍵環節呢？我以為，就世界的格局而言，調整和建立新的國際經濟、政治和文化秩序，固然已被認同為目前的首要任務，而就中國大陸的社會發展形勢看，基本情況也是：推進改革開放的深化，以建立、健全新的經濟政治秩序和運行機制，是目前首當其衝的環節。　　　改革開放以來，一方面我們的經濟生產和社會生活發生了突飛猛進的變化，煥發了巨大生機，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在迅速提高，另一方面也湧現了諸如無序、腐敗、犯罪率上升、人們的不安全感和道德困惑增強等負面壓力。這種情況下的正確選擇，當然是在加速推進社會結構的調整和管理方式的改革，同致力於人們普遍素質的提升（包括文化教育、普及法律的教育、道德教育等在內）之間，必須「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不可偏廢。但是在此前提下，畢竟也有個從何入手，怎樣做才更為切實、更為有力的問題。沒有重點便沒有政策。既要加緊社會結構和管理方式的調整改革，又要強化人們的思想品質培養教育，二者之間何者更為基礎、在目前條件下更為緊迫、做起來更為主動和易於見效？有人強調前者，有人強調後者，確實存在著不同的思路，但卻缺少將二者聯繫起來的深入比較和研究，因此需要使之明朗化，以便自覺選擇，下定決心。　　　我個人關於這些問題曾發表不少言論。如：強調在當前條件下，建立和健全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秩序，應重於對大眾個人品質和覺悟的寄托；在提升人的素質方面，也要將重點放在首先提升管理方式及管理者的素質方面；即便就提升人的道德素質而言，也不要一般化，而需將各行各業的職業道德建設置於首位，等等。為此，我還曾專門以市場上假冒偽劣商品泛濫和「打假」的對策問題作過探討，認為打假的關鍵在於確立和健全有效的市場經濟秩序、合理的利益驅動及制約結構，以及以消費者大眾為主體的打假機制等，而不在於一般的倫理政治號召和舉措。這些可不必細說。總之是認為，在目前形勢下，建立秩序和營造環境的工作，應該成為自覺的重點。　　　為了簡單形象地說明這種意見，我想不妨用北京市目前的交通狀況來作個比喻：　　　近20年來，北京的交通事業有了很大的發展：各種汽車機動車從來沒有如此之多，公交線路加了兩倍以上，馬路變得更寬、更直、更平了，還修了不少立體交叉橋和快速路，交通指揮和監理系統現代化的程度已非昔日可比……。然而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卻越來越感到「出行難」──到處擁塞不堪，事故增加，市區汽車平均時速在28公里以下，人們幾乎不能指望哪種交通工具可保準時……。　　　我想，這很可以象徵社會轉型前期和中期的形勢，反映人們的共同感受。那麼問題出在哪裡，又如何走出發展和轉型時期的困境呢？說起交通，我們常聽到的抱怨是「車太多」，「路還少、還不夠寬」等等；除此之外就集中在「人的素質差」的議論上：「司機素質差，經常違章」、「警察素質差，指揮不靈」、「行人素質差，不守規則」等等；甚至最後還可以歸結到「人口太多」上去。這些議論當然都有根據，但對秩序和體制方面的宏觀因素則缺少評說。若按其思路，似乎除了再修路、再加寬、再建橋等訴諸硬件設施建設的方案之外，就唯有只有指望「人的素質」大大提高了。然而單純擴建的措施，必將面臨惡性的循環和資源的緊張；至於「人的素質」改變則談何容易？恰恰這一點是近期無法達到理想程度的。況且，要改變人的習慣和行為特徵是要有條件、有過程的，必得先找到可行的辦法和方法，逐步實現之。　　　作為一個北京市民，我也曾稍為留意了交通問題，並且將北京與同樣人口密度高、車輛多的東京、香港等地相對照，從一個非專業人員的外行角度來觀察和思考，覺得在交通事業的建設上，有一個大思路問題需要反思，就是發展交通的戰略構思或總體格局問題。例如首先可以看到，我們目前交通困境的主要表現，乃是交通資源已經確定的情況下，交通秩序的混亂，而致任何交通方式都不能充分發揮其效率；而交通秩序方面，又主要表現為機動車、非機動車（自行車）和行人的路線多在同一平面上交叉，在交叉點處缺少對空間時間的合理有效分配，由此出現了過多的混亂和阻塞。　　　細觀此種局面可以發現，在交通設置和管理上有一個指導思想，就是潛意識中的「機動車（汽車）主義」──一切以方便機動車的運行為出發點，而未將如何方便非機動車特別是自行車充分考慮在內。由於這種指導思想，就未能認真、全面、徹底地考慮如何善待和發展自行車交通，甚至或許是指望著最終要消滅自行車（「將自行車提升為汽車」）。然而目前卻是：由於對行人和自行車的路線未作充分合理、便捷、有效的安置，致其缺少自足的空間，便不得不與機動車相爭。正是在這一前提下，加上人們交通規則意識不強（素質偏低），才大量出現循環擠壓（車輛占用人行便道存放，行人走入自行車道，自行車擠汽車）現象，導致了「將汽車（的速率）降低成自行車（的速率）」這一適得其反的效果。由此看來，「消滅自行車」這一趨向，雖曾是多數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實際過程和有效經驗，在今天卻未必先進和合理。因為自行車是比汽車更經濟、衛生、安全、方便和有利於環境保護的交通工具，它在一定範圍內的復興和推廣，必將成為人類的一種理性選擇。尤其在人口眾多、尚不發達、且久已號稱「自行車王國」的國情條件下，貿然將「消滅自行車」作為交通戰略的選擇點，則更屬忽視國情、脫離實際的決策。也許正是這一點，使我們仍在走著別人已經走過的彎路。　　　用這個例子來作比喻分析，是想說明一點：面對轉型期的無序情況，僅僅從外在的、有形的結果方面考慮問題是不夠的。還必須注意內在的、無形的、制導的因素，特別是思想理念和組織管理決策等方面。仍以交通為例：在交通事業中，除有「硬件」（物質設備、設施等）與「軟件」（人們的規則意識及其行為表現等，總稱「人的素質」）之外，可以說還有一個介於兩者之間、並且起著運行和諧調中樞作用的「中件」（暫且這樣稱呼），即組織管理，包括其體制、方式、程序、指導思想和目標模式等。「中件」可說是「硬件中的軟件」和「軟件中的硬件」，即軟硬件共同的核心和主導因素。交通「硬件」的選擇、設計和實施，必然由此開始，才能真正建立；而人的素質的改變，在很大程度上也來自管理和組織的導向，不以社會化的持續管理和組織為基礎，事實上不可能形成人們新的普遍素質。上述分析表明，形成目前交通困境的總體性深層原因和真正「瓶頸」，乃在於這個深層「中件」的不到位或不適應。而造成「中件」不到位的原因，則首先在於對它的認識尚不到位，未能將其從其他因素中突出出來。習慣於只在硬件或軟件上看問題，或只就其中之一去找答案，就會造成總體理念和戰略方位的偏失，致使工作往往顧此而失彼，事倍而功半。　　　用同樣的道理來看社會，我們亦需要走出就事論事的圈子，給予那些組織管理層面、戰略決策層面、制度文化層面的東西以更多的注意和思考。尤其是當面對現實而尋求對策的時候，更不應該忘記這一點。對於提昇人的素質問題，我以為亦應如此。既不應該將社會秩序環境的營造與人的素質提升彼此分離開來，當作兩件互不相干的事情，僅僅就一般個人來談人的素質，也不應該僅僅看到人的素質對營造社會秩序環境的影響作用，忽略社會秩序環境對塑造人的作用。就社會轉型期這一特殊歷史階段而言，應該說重建、確立或改善社會秩序環境問題，就像上述解決交通發展戰略問題一樣，是帶有基礎性和普遍性的關節點。因為我們的一切組織、管理、決策、制度、文化等等，歸根到底是服務於人的，是通過服務而組織、管理、引導和培養人的。因此在一定意義和程度上，人的素質如何、特別是人的素質變化趨向如何，不妨看作是社會秩序環境現狀及其作用的映現。以此為出發，可以將二者當作一個一體化的目標去設計和追求。　　　面臨世紀末的人類，業已把一些文化上的根本問題提到了思考日程。例如人和社會發展的全面性與可持續性問題，人類與自然的關係問題，社會發展的目標模式問題，真理與價值問題，科學與人文的關係，科技、經濟的發展與道德文化進步的關係，社會與個人的關係，包括本次會議探討的人文關懷與社會實踐問題，等等。從哲學上理解，這些問題總體上都從屬於一個問題：人（人類和社會）如何對待自己？──它們實質上都是人（人類和社會）生存發展的不同方面之間的關係，因此也是人對自己的方方面面如何看待、如何權衡、如何選擇和如何實現的問題。作為思考這些問題的根本方式和原則之一，需要有整體化而不是分割式的，切實深入而不是空泛的定位，方可求得更多的共識。以上是本文對議題的補充性思考。

社會秩序與人的素質

──關於「提升人的素質」的一點思考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所長李德順博士

人的素質(1999)論文集
1999.12
頁169-173

　　社會變遷過程中「舊規範失落，新規範未建立」之時，通常會發生人們的行為失範、混亂和衝突等情況。對於這種令人怵心的困境，議者常將其界定為「人的素質低落」，因此也就將「提升人的素質」認定為走出困境的首要條件。

　　愚以為，此種看法有待深入思考之處，在於如何權衡一般個人素質的作用與社會秩序（含基本的經濟政治結構、管理體制、規範體系等，總之是指相對於個人而言的「環境」狀態）的作用。人們的行為在社會變遷時所發生的變化，嚴格說來，應首先看作是人們以自己固有的素質，去因應新環境、新情況時的表現。所謂低落、失範和混亂等現象，可能是原有素質本身尚不足以應付新的情況所致，未必是從原有素質水平上忽然低落下來的結果（盡管給人的外在印象似乎如此）。因此在思考提升人的素質時，不應企圖以回到過去的某種素質狀態為提升之標的；同時，亦不應忽略「社會變遷」、「舊規範失落，新規範未建立」這些字眼所表述的前提和背景條件，而需將其一並研究。而且，就目前操作性的對策而言，竊以為更應將社會體制本身的調整和健全、公共環境之改善，當作走出發展困境的第一位舉措。在這種情況下，不宜對一般個人的品質訴求過高過急，更不應將其停留於純粹道德化的構想和呼吁。

　　關於究竟是「環境造就人」還是「人造就環境」的問題，自十八世紀以來就由學者們做了反覆討論，其大體結論一般說來是沒有問題的：環境的造就與人的造就，並不是彼此分離的兩個過程，也不是人與環境之間某種單向的線性決定關係，而是相互作用的雙向動態關係。具體地說，每一時期人們基本素質的普遍狀況，最初是由一定的歷史（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環境所造成的；原有的歷史社會環境，又無非是人們的既有素質和已往活動方式的綜合顯現；在任何環境中，人的素質的發揮、變化和發展，特別是其中某些先進成分的生成和強大，又會促成社會的改造和進步，造就新的環境……。就是說，我們在整體上要把人的素質與社會秩序狀況共同置於動態的歷史進程之中考察，給予具體的歷史的分析。在某一階段上，可能是人的素質不足成為社會發展的主要瓶頸；在另一階段上，則可能是社會整體秩序的調整和建立成為首要任務，否則便不可能有人的素質的提高；並且，由於地域文化或民族歷史的原因，這些情況也會呈現多樣化的格局。

　　既然如此，就不能忽視問題的現實性和歷史階段性。那麼在當前情況下，我們應如何把握這一歷史進化鏈條上的起始環節或關鍵環節呢？我以為，就世界的格局而言，調整和建立新的國際經濟、政治和文化秩序，固然已被認同為目前的首要任務，而就中國大陸的社會發展形勢看，基本情況也是：推進改革開放的深化，以建立、健全新的經濟政治秩序和運行機制，是目前首當其衝的環節。

　　改革開放以來，一方面我們的經濟生產和社會生活發生了突飛猛進的變化，煥發了巨大生機，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在迅速提高，另一方面也湧現了諸如無序、腐敗、犯罪率上升、人們的不安全感和道德困惑增強等負面壓力。這種情況下的正確選擇，當然是在加速推進社會結構的調整和管理方式的改革，同致力於人們普遍素質的提升（包括文化教育、普及法律的教育、道德教育等在內）之間，必須「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不可偏廢。但是在此前提下，畢竟也有個從何入手，怎樣做才更為切實、更為有力的問題。沒有重點便沒有政策。既要加緊社會結構和管理方式的調整改革，又要強化人們的思想品質培養教育，二者之間何者更為基礎、在目前條件下更為緊迫、做起來更為主動和易於見效？有人強調前者，有人強調後者，確實存在著不同的思路，但卻缺少將二者聯繫起來的深入比較和研究，因此需要使之明朗化，以便自覺選擇，下定決心。

　　我個人關於這些問題曾發表不少言論。如：強調在當前條件下，建立和健全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秩序，應重於對大眾個人品質和覺悟的寄托；在提升人的素質方面，也要將重點放在首先提升管理方式及管理者的素質方面；即便就提升人的道德素質而言，也不要一般化，而需將各行各業的職業道德建設置於首位，等等。為此，我還曾專門以市場上假冒偽劣商品泛濫和「打假」的對策問題作過探討，認為打假的關鍵在於確立和健全有效的市場經濟秩序、合理的利益驅動及制約結構，以及以消費者大眾為主體的打假機制等，而不在於一般的倫理政治號召和舉措。這些可不必細說。總之是認為，在目前形勢下，建立秩序和營造環境的工作，應該成為自覺的重點。

　　為了簡單形象地說明這種意見，我想不妨用北京市目前的交通狀況來作個比喻：

　　近20年來，北京的交通事業有了很大的發展：各種汽車機動車從來沒有如此之多，公交線路加了兩倍以上，馬路變得更寬、更直、更平了，還修了不少立體交叉橋和快速路，交通指揮和監理系統現代化的程度已非昔日可比……。然而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卻越來越感到「出行難」──到處擁塞不堪，事故增加，市區汽車平均時速在28公里以下，人們幾乎不能指望哪種交通工具可保準時……。

　　我想，這很可以象徵社會轉型前期和中期的形勢，反映人們的共同感受。那麼問題出在哪裡，又如何走出發展和轉型時期的困境呢？說起交通，我們常聽到的抱怨是「車太多」，「路還少、還不夠寬」等等；除此之外就集中在「人的素質差」的議論上：「司機素質差，經常違章」、「警察素質差，指揮不靈」、「行人素質差，不守規則」等等；甚至最後還可以歸結到「人口太多」上去。這些議論當然都有根據，但對秩序和體制方面的宏觀因素則缺少評說。若按其思路，似乎除了再修路、再加寬、再建橋等訴諸硬件設施建設的方案之外，就唯有只有指望「人的素質」大大提高了。然而單純擴建的措施，必將面臨惡性的循環和資源的緊張；至於「人的素質」改變則談何容易？恰恰這一點是近期無法達到理想程度的。況且，要改變人的習慣和行為特徵是要有條件、有過程的，必得先找到可行的辦法和方法，逐步實現之。

　　作為一個北京市民，我也曾稍為留意了交通問題，並且將北京與同樣人口密度高、車輛多的東京、香港等地相對照，從一個非專業人員的外行角度來觀察和思考，覺得在交通事業的建設上，有一個大思路問題需要反思，就是發展交通的戰略構思或總體格局問題。例如首先可以看到，我們目前交通困境的主要表現，乃是交通資源已經確定的情況下，交通秩序的混亂，而致任何交通方式都不能充分發揮其效率；而交通秩序方面，又主要表現為機動車、非機動車（自行車）和行人的路線多在同一平面上交叉，在交叉點處缺少對空間時間的合理有效分配，由此出現了過多的混亂和阻塞。

　　細觀此種局面可以發現，在交通設置和管理上有一個指導思想，就是潛意識中的「機動車（汽車）主義」──一切以方便機動車的運行為出發點，而未將如何方便非機動車特別是自行車充分考慮在內。由於這種指導思想，就未能認真、全面、徹底地考慮如何善待和發展自行車交通，甚至或許是指望著最終要消滅自行車（「將自行車提升為汽車」）。然而目前卻是：由於對行人和自行車的路線未作充分合理、便捷、有效的安置，致其缺少自足的空間，便不得不與機動車相爭。正是在這一前提下，加上人們交通規則意識不強（素質偏低），才大量出現循環擠壓（車輛占用人行便道存放，行人走入自行車道，自行車擠汽車）現象，導致了「將汽車（的速率）降低成自行車（的速率）」這一適得其反的效果。由此看來，「消滅自行車」這一趨向，雖曾是多數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實際過程和有效經驗，在今天卻未必先進和合理。因為自行車是比汽車更經濟、衛生、安全、方便和有利於環境保護的交通工具，它在一定範圍內的復興和推廣，必將成為人類的一種理性選擇。尤其在人口眾多、尚不發達、且久已號稱「自行車王國」的國情條件下，貿然將「消滅自行車」作為交通戰略的選擇點，則更屬忽視國情、脫離實際的決策。也許正是這一點，使我們仍在走著別人已經走過的彎路。

　　用這個例子來作比喻分析，是想說明一點：面對轉型期的無序情況，僅僅從外在的、有形的結果方面考慮問題是不夠的。還必須注意內在的、無形的、制導的因素，特別是思想理念和組織管理決策等方面。仍以交通為例：在交通事業中，除有「硬件」（物質設備、設施等）與「軟件」（人們的規則意識及其行為表現等，總稱「人的素質」）之外，可以說還有一個介於兩者之間、並且起著運行和諧調中樞作用的「中件」（暫且這樣稱呼），即組織管理，包括其體制、方式、程序、指導思想和目標模式等。「中件」可說是「硬件中的軟件」和「軟件中的硬件」，即軟硬件共同的核心和主導因素。交通「硬件」的選擇、設計和實施，必然由此開始，才能真正建立；而人的素質的改變，在很大程度上也來自管理和組織的導向，不以社會化的持續管理和組織為基礎，事實上不可能形成人們新的普遍素質。上述分析表明，形成目前交通困境的總體性深層原因和真正「瓶頸」，乃在於這個深層「中件」的不到位或不適應。而造成「中件」不到位的原因，則首先在於對它的認識尚不到位，未能將其從其他因素中突出出來。習慣於只在硬件或軟件上看問題，或只就其中之一去找答案，就會造成總體理念和戰略方位的偏失，致使工作往往顧此而失彼，事倍而功半。

　　用同樣的道理來看社會，我們亦需要走出就事論事的圈子，給予那些組織管理層面、戰略決策層面、制度文化層面的東西以更多的注意和思考。尤其是當面對現實而尋求對策的時候，更不應該忘記這一點。對於提昇人的素質問題，我以為亦應如此。既不應該將社會秩序環境的營造與人的素質提升彼此分離開來，當作兩件互不相干的事情，僅僅就一般個人來談人的素質，也不應該僅僅看到人的素質對營造社會秩序環境的影響作用，忽略社會秩序環境對塑造人的作用。就社會轉型期這一特殊歷史階段而言，應該說重建、確立或改善社會秩序環境問題，就像上述解決交通發展戰略問題一樣，是帶有基礎性和普遍性的關節點。因為我們的一切組織、管理、決策、制度、文化等等，歸根到底是服務於人的，是通過服務而組織、管理、引導和培養人的。因此在一定意義和程度上，人的素質如何、特別是人的素質變化趨向如何，不妨看作是社會秩序環境現狀及其作用的映現。以此為出發，可以將二者當作一個一體化的目標去設計和追求。

　　面臨世紀末的人類，業已把一些文化上的根本問題提到了思考日程。例如人和社會發展的全面性與可持續性問題，人類與自然的關係問題，社會發展的目標模式問題，真理與價值問題，科學與人文的關係，科技、經濟的發展與道德文化進步的關係，社會與個人的關係，包括本次會議探討的人文關懷與社會實踐問題，等等。從哲學上理解，這些問題總體上都從屬於一個問題：人（人類和社會）如何對待自己？──它們實質上都是人（人類和社會）生存發展的不同方面之間的關係，因此也是人對自己的方方面面如何看待、如何權衡、如何選擇和如何實現的問題。作為思考這些問題的根本方式和原則之一，需要有整體化而不是分割式的，切實深入而不是空泛的定位，方可求得更多的共識。以上是本文對議題的補充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