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化與現代人


	現代化與現代人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兼社會科學學院院長陳小紅人的素質(1999)論文集 1999.12 頁74-78 　　關鍵詞：文化失調　多元社會　理性化　模式變項　群我關係　民間社會　　　一、台灣現代化過程的迷思　　　世紀末的台灣社會瀰漫著各種光怪陸離的現象。媒體每天報導的壞消息似乎比好消息多得多。由小學生質問教育部長「老師是否該下十九層地獄」，大、中學生受不了課業壓力而接連跳樓或上吊自殺，夫妻不和而攜子女投河或自焚，產業惡性倒閉置勞工生計於不顧，黑金政治氾濫不僅惡質化了我們的議壇更扭曲了民主政治的真諦。凡此在在令人感嘆這是否就是世人欽羨的所謂「台灣奇蹟」。　　　有云台灣社會生病了，而且病得不輕；然社會乃由個人與群體所構築，回顧過去半世紀以來的台灣發展道路，除了有利的國際經濟條件、政府強而有力的領導外，「人」的因素更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這不僅反映在技術水平不低的勞動力層面，更充份體現於幾乎全民胼手胝足、努力打拼的「工作倫理」（work ethics）上。今天一萬三千美元的平均國民所得，九百億美元上下的外匯存底，排名全球前十五名的貿易量，可以說無一不是過往歲月中全民淬勵奮發的結果。遺憾的是，八○年代中期一場金錢遊戲下來，重組了台灣的產業和社會結構，更大大衝擊了社會的價值體系。急功近利、物慾橫流為台灣贏得了「貪婪之島」的封號。加以1987年的解嚴，各種社會力的出籠與釋放，固然多元並豐富化了我們周遭的生活，而在社會新遊戲規則未及建立之際，價值體系的紊亂著實已令我們付出了相當的社會成本和代價。「公權力」在一次又一次社會運動中的難以穿透，嚴重折損了政府的「公信力」。「民間」力量蓬勃發展後爭食社會有限資源大餅的結果，各種合縱連橫自難避免。又逢各項政治選舉活動適巧提供了國人「逐漸升高期望」（rising expectation）的發抒管道，從國會殿堂中的全武行到結合各種「權」與「錢」而浮現的巧取豪奪，政商勾結也就不足為奇到連甫卸任的御史大夫王作榮先生都忍不住要發出「國家之敗，由官邪也」的嘆息了！　二、重經濟輕社會的現代化歷程所導致的文化失調　　　誠然，過去半世紀來的國家現代化歷程不全然盡是負面的。經濟快速的成長提昇了全民的生活水準，教育機會的普及改善了國民平均的素質，相當開放的社會允許快速的社會流動，因之不易形成僵化的社會階層均為明例。然而，無可諱言地，近半世紀來台灣的現代化過程在各個層面上顯然是不太平均的。走過了經濟掛帥的歲月，到解嚴後逐漸開始關注政治民主化的發展，以至其後因各類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多元社會」概念方得以擠進國家現代化的議程。至於精神境界事務雖不乏高層的倡導，「文化建設」在現代化過程中卻似乎始終聊備一格。這種重經濟輕社會、文化的發展模式是學者們公認導致國內近年來脫法、脫序「文化失調」的主因之一。　　　換言之，台灣的現代化尚未完成；蓋因「現代化」的標竿乃是多方面的，經濟成長不過是其中一個環節而已。除此之外，政治的民主化、法治化，社會的多元化、福利化，文化的生活化與精緻化均為現代化目標。西儒威伯（M. Weber）所稱的「理性化」（rationality）（Weber:1947）與帕森思（T. Parsons）和席爾斯（E. Shils）所提出的「模式變項」（pattern variables）（Parsons & Shils: 1951）更具體而微地點出了現代化的理想範型。據此，一個現代化的社會除同時須為一法治社會外，更被認定係一具備與達成了包括功能專業化（functionalspecified）、平權導向（egalitarian orientation）、普遍主義或宇宙觀（universalism）、成就取向（status achieved）、自我取向（self-directed）等特性之社會。反之，強調功能普化（functional diffused）、權威取向（authority orientation）、特殊主義或地域觀（particularism）、崇古取向（status ascribed）及他我取向（other-directed）的社會則被視為較傳統的社會。　三、過渡型台灣社會的群我關係　　　若以此檢視台灣的社會，則不難發現時下大多數的台灣人其實是自主性相當高的，尤其是年青一輩者。此由現今流行的「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說詞中充分表露無遺。自主性的增高絕對有利於獨立思考，唯於個人主義抬頭的同時，若缺乏尊重體制的文化素養，則個人的自由主張便極可能侵害或影響他人的自由。「己所不欲，常施於人」的例證在台灣社會中可謂比比皆是。如非法佔用公用停車位，侵犯他人著作權，盜採山林、砂石，任意傾倒廢土等。換言之，自主性必須與法治配套，社會的秩序方得以維繫。此外，自我意識的抬頭並不應意味個人可變得更加自私自利或自我中心到冷漠的地步。也即強調自我與個人取向的同時，個人對周遭的社會仍然須存有一份關懷。唯其如此，個人與陌生人之間的關係方有發揮大愛可能，社會正義因此也才有衍生希望，「管閒事，抱不平」的力量方足匯聚，社會對「生命」、「環境」、「人權」的判準也才易建立起來，個人「隱私權」及對社會真正「多元化」生活方式的尊重與被尊重也才有了機制。　四、政治掛帥下扭曲了「成功」的定義　　　若進一步對照Parsons和Shils的「模式變項」在台灣實際的運作情形，則不難發現我們的社會確實已由過去權威取向漸漸轉成「平權取向」。唯於普遍主義、成就取向向度上則仍有待努力。「普遍主義」的反面為「特殊主義」，特殊主義發揮到極致就成了「特權主義」。而「成就取向」的反面為「崇古取向」，也即一個人的社會地位係根據他的出身而非後天努力獲得的成就來決定的。此兩因素若共同作用，則個人社會（身份）的流動幾無可能，社會的真正正義公平亦難期有成。相反地，社會上的各項資源將由一小撮人所壟斷和把持。大陸的「太子黨」及「權貴子弟」，台灣的「世家後代」或盛行於中國大陸的「關係學」都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而想在此一環境下生存的更好，就有許多人鎮日奔忙於找尋「關係」而不一定強調「本事」，如此社會分配的機制將被扭曲，致努力者不一定得到獎賞，不努力的人非但往往不會遭受懲罰反而有機會「成功」，於此是非顛倒，善惡不分前提下，社會的進步自然會受到戕害。　　　另一方面，若社會風氣鼓勵大家搞特權、走後門、鑽營關係，則社會對成功的定義極可能與權力劃上等號。著名的心理學家David C.McClelland就曾說過，大凡任何社會不外有三種典型的人，一種是追求權力型，一種是追求成就型，另一種則是趨眾型。（McClelland: 1967）一個進步的社會最好是能多一些追求成就型的人物而少一些追求權力者。此乃因「權力」為稀有資源，有時而盡。過多的人追求權力的結果不免會產生衝突，折損彼此元氣，消耗社會力量。而過多的趨眾型的人，社會固然可能呈現一片祥和，但因多數人安於現狀，不擬求新求變的結果，社會將難期進步。只有當大多數人以追求成就為志向時，因各人崗位的不同，彼此成就的追求河水不犯井水，社會反而會因大量創新、冒險力量的出現而邁向進步之途。由此對應台灣的社會亦不難看出，目前我們社會中許多的行為判準幾乎都以政治人物馬首是瞻。「成功」幾乎成了「從政尋求高位」的同義詞。遺憾的是，大多數政治人物為年青人作了不當的示範，即「以最短時間和力氣，尋求權力及利益的最大就叫成功。」終日汲汲營營，追逐名利，表面上已理性化的現代人自然也就不在意踩著他人的肩頭向上爬。「目的理性」於焉常被「工具理性」所取代。政壇上流行「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的信念更強化了人們追求快速短利的思維方式。現代人的焦慮與其盼望「速成」、「走捷徑心態」不無關聯。表現在人際關係上的固然是「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股票市場中的短線操作，對外投資的「打、帶、跑」心理，政府決策的短視自然亦皆不令人意外。　五、亟待建立的新價值體系與社會共識　　　前瞻即將來臨的二十一世紀，台灣果仍期向現代化標竿邁進時，則我們的社會究竟應該豎立怎麼樣的價值體系與社會共識？徘徊於傳統與現代夾縫中的現代人又當如何自處？　　　首先，不論是個人或社會都需培養「自省」的功夫。一個沒有「反省」能力的社會是無法奢言進步的。在社會愈來愈開放與鼓勵參與前提下，個人自律的要求可謂愈形殷切。　　　其次，基於中國人「等待果陀」或稱「仰望權威」的心理，迄今政治人物仍居動見觀瞻地位之際，彼等的自律顯得格外重要。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社會的移風易俗自然有賴「子帥以正」。　　　再次，儘速建立一套「適合國情的意識型態判準」實已刻不容緩。多年來台灣總體環境不確定的處境使人人常抱「自求多福」心態。故政府有義務讓人們安心，領導階層更有責任標舉出社會的精神走向。誠如世上任何主義必定有其欲體現境界一般，如理性、創新、冒險、效率為資本主義社會信守的信條，但其達成需秉持公平競爭的遊戲規則。社會主義則以追求公平、正義的社會為依歸，期求「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其社會支柱則來自於無私無我精神的發揮。台灣社會共同的意識是什麼呢？優質民主？成熟經濟？關懷社會？（引自總統府新聞稿：1999.1.4）實有待儘速建立。　　　此外，教育內涵的改變自然也頗重要，除現代化法治精神的灌輸和強調外，有系統的整理民俗、民德以作為社會化的素材，教化國人「目中有人」，尊重優良傳統的重要，不至作出「無法無天」行止來。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倫語：為政篇）也就是這個道理；且一切應從日常生活教育作起，如人際關係中最基本禮貌的訓練，像是養成說：「請、謝謝及對不起」的習慣。總之，現代化過程中吾等所需要的道德倫理內涵乃屬針對週遭生活的需求與困境而設計的，決非係距現實生活遙遠且可望不可及的傳統禮教。　六、結語　　　總之，在迎向廾一世紀之際，台灣未來現代化的歷程勢仍將佈滿著各式挑戰。產業升級的壓力在經濟日趨明顯全球化的今日益形迫切，而環保、生態、福利需求、生活品質的提升在在均有賴清明的政治，富而好禮的國民以及經濟、政治、社會多元化後新的相互尊重倫理的建立。誠如連副總統於最近一次與民間社團負責人的聚會中所指出的，為台灣永續經營計，在政治、經濟現代化後更必須注重人文社會關懷。可喜的是，邇來台灣「民間社會」蓬勃的發展己然匯聚成一股逐漸龐大的社會力量，於環保、教改、弱勢族群關懷和社區營造等諸多方面展現出旺盛的生命力。此一力量的茁壯為國家長遠現代化過程注入了新的希望。倘吾人不樂見「政府繼續無能，政客繼續無恥，社會依舊無知，百姓仍然無助。」（引自聯合報1999.2.8日第四版經濟專題尤克強先生專欄之標題）的情勢衍生下去，那麼善用與扶持這股新興的社會力毋寧是每位參與未來現代化歷程的我們所責無旁貸的。

現代化與現代人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兼社會科學學院院長陳小紅

人的素質(1999)論文集
1999.12
頁74-78

關鍵詞：文化失調　多元社會　理性化　模式變項　群我關係　民間社會

一、台灣現代化過程的迷思

　　世紀末的台灣社會瀰漫著各種光怪陸離的現象。媒體每天報導的壞消息似乎比好消息多得多。由小學生質問教育部長「老師是否該下十九層地獄」，大、中學生受不了課業壓力而接連跳樓或上吊自殺，夫妻不和而攜子女投河或自焚，產業惡性倒閉置勞工生計於不顧，黑金政治氾濫不僅惡質化了我們的議壇更扭曲了民主政治的真諦。凡此在在令人感嘆這是否就是世人欽羨的所謂「台灣奇蹟」。

　　有云台灣社會生病了，而且病得不輕；然社會乃由個人與群體所構築，回顧過去半世紀以來的台灣發展道路，除了有利的國際經濟條件、政府強而有力的領導外，「人」的因素更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這不僅反映在技術水平不低的勞動力層面，更充份體現於幾乎全民胼手胝足、努力打拼的「工作倫理」（work ethics）上。今天一萬三千美元的平均國民所得，九百億美元上下的外匯存底，排名全球前十五名的貿易量，可以說無一不是過往歲月中全民淬勵奮發的結果。遺憾的是，八○年代中期一場金錢遊戲下來，重組了台灣的產業和社會結構，更大大衝擊了社會的價值體系。急功近利、物慾橫流為台灣贏得了「貪婪之島」的封號。加以1987年的解嚴，各種社會力的出籠與釋放，固然多元並豐富化了我們周遭的生活，而在社會新遊戲規則未及建立之際，價值體系的紊亂著實已令我們付出了相當的社會成本和代價。「公權力」在一次又一次社會運動中的難以穿透，嚴重折損了政府的「公信力」。「民間」力量蓬勃發展後爭食社會有限資源大餅的結果，各種合縱連橫自難避免。又逢各項政治選舉活動適巧提供了國人「逐漸升高期望」（rising expectation）的發抒管道，從國會殿堂中的全武行到結合各種「權」與「錢」而浮現的巧取豪奪，政商勾結也就不足為奇到連甫卸任的御史大夫王作榮先生都忍不住要發出「國家之敗，由官邪也」的嘆息了！

二、重經濟輕社會的現代化歷程所導致的文化失調

　　誠然，過去半世紀來的國家現代化歷程不全然盡是負面的。經濟快速的成長提昇了全民的生活水準，教育機會的普及改善了國民平均的素質，相當開放的社會允許快速的社會流動，因之不易形成僵化的社會階層均為明例。然而，無可諱言地，近半世紀來台灣的現代化過程在各個層面上顯然是不太平均的。走過了經濟掛帥的歲月，到解嚴後逐漸開始關注政治民主化的發展，以至其後因各類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多元社會」概念方得以擠進國家現代化的議程。至於精神境界事務雖不乏高層的倡導，「文化建設」在現代化過程中卻似乎始終聊備一格。這種重經濟輕社會、文化的發展模式是學者們公認導致國內近年來脫法、脫序「文化失調」的主因之一。

　　換言之，台灣的現代化尚未完成；蓋因「現代化」的標竿乃是多方面的，經濟成長不過是其中一個環節而已。除此之外，政治的民主化、法治化，社會的多元化、福利化，文化的生活化與精緻化均為現代化目標。西儒威伯（M. Weber）所稱的「理性化」（rationality）（Weber:1947）與帕森思（T. Parsons）和席爾斯（E. Shils）所提出的「模式變項」（pattern variables）（Parsons & Shils: 1951）更具體而微地點出了現代化的理想範型。據此，一個現代化的社會除同時須為一法治社會外，更被認定係一具備與達成了包括功能專業化（functionalspecified）、平權導向（egalitarian orientation）、普遍主義或宇宙觀（universalism）、成就取向（status achieved）、自我取向（self-directed）等特性之社會。反之，強調功能普化（functional diffused）、權威取向（authority orientation）、特殊主義或地域觀（particularism）、崇古取向（status ascribed）及他我取向（other-directed）的社會則被視為較傳統的社會。

三、過渡型台灣社會的群我關係

　　若以此檢視台灣的社會，則不難發現時下大多數的台灣人其實是自主性相當高的，尤其是年青一輩者。此由現今流行的「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說詞中充分表露無遺。自主性的增高絕對有利於獨立思考，唯於個人主義抬頭的同時，若缺乏尊重體制的文化素養，則個人的自由主張便極可能侵害或影響他人的自由。「己所不欲，常施於人」的例證在台灣社會中可謂比比皆是。如非法佔用公用停車位，侵犯他人著作權，盜採山林、砂石，任意傾倒廢土等。換言之，自主性必須與法治配套，社會的秩序方得以維繫。此外，自我意識的抬頭並不應意味個人可變得更加自私自利或自我中心到冷漠的地步。也即強調自我與個人取向的同時，個人對周遭的社會仍然須存有一份關懷。唯其如此，個人與陌生人之間的關係方有發揮大愛可能，社會正義因此也才有衍生希望，「管閒事，抱不平」的力量方足匯聚，社會對「生命」、「環境」、「人權」的判準也才易建立起來，個人「隱私權」及對社會真正「多元化」生活方式的尊重與被尊重也才有了機制。

四、政治掛帥下扭曲了「成功」的定義

　　若進一步對照Parsons和Shils的「模式變項」在台灣實際的運作情形，則不難發現我們的社會確實已由過去權威取向漸漸轉成「平權取向」。唯於普遍主義、成就取向向度上則仍有待努力。「普遍主義」的反面為「特殊主義」，特殊主義發揮到極致就成了「特權主義」。而「成就取向」的反面為「崇古取向」，也即一個人的社會地位係根據他的出身而非後天努力獲得的成就來決定的。此兩因素若共同作用，則個人社會（身份）的流動幾無可能，社會的真正正義公平亦難期有成。相反地，社會上的各項資源將由一小撮人所壟斷和把持。大陸的「太子黨」及「權貴子弟」，台灣的「世家後代」或盛行於中國大陸的「關係學」都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而想在此一環境下生存的更好，就有許多人鎮日奔忙於找尋「關係」而不一定強調「本事」，如此社會分配的機制將被扭曲，致努力者不一定得到獎賞，不努力的人非但往往不會遭受懲罰反而有機會「成功」，於此是非顛倒，善惡不分前提下，社會的進步自然會受到戕害。

　　另一方面，若社會風氣鼓勵大家搞特權、走後門、鑽營關係，則社會對成功的定義極可能與權力劃上等號。著名的心理學家David C.McClelland就曾說過，大凡任何社會不外有三種典型的人，一種是追求權力型，一種是追求成就型，另一種則是趨眾型。（McClelland: 1967）一個進步的社會最好是能多一些追求成就型的人物而少一些追求權力者。此乃因「權力」為稀有資源，有時而盡。過多的人追求權力的結果不免會產生衝突，折損彼此元氣，消耗社會力量。而過多的趨眾型的人，社會固然可能呈現一片祥和，但因多數人安於現狀，不擬求新求變的結果，社會將難期進步。只有當大多數人以追求成就為志向時，因各人崗位的不同，彼此成就的追求河水不犯井水，社會反而會因大量創新、冒險力量的出現而邁向進步之途。由此對應台灣的社會亦不難看出，目前我們社會中許多的行為判準幾乎都以政治人物馬首是瞻。「成功」幾乎成了「從政尋求高位」的同義詞。遺憾的是，大多數政治人物為年青人作了不當的示範，即「以最短時間和力氣，尋求權力及利益的最大就叫成功。」終日汲汲營營，追逐名利，表面上已理性化的現代人自然也就不在意踩著他人的肩頭向上爬。「目的理性」於焉常被「工具理性」所取代。政壇上流行「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的信念更強化了人們追求快速短利的思維方式。現代人的焦慮與其盼望「速成」、「走捷徑心態」不無關聯。表現在人際關係上的固然是「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股票市場中的短線操作，對外投資的「打、帶、跑」心理，政府決策的短視自然亦皆不令人意外。

五、亟待建立的新價值體系與社會共識

　　前瞻即將來臨的二十一世紀，台灣果仍期向現代化標竿邁進時，則我們的社會究竟應該豎立怎麼樣的價值體系與社會共識？徘徊於傳統與現代夾縫中的現代人又當如何自處？

　　首先，不論是個人或社會都需培養「自省」的功夫。一個沒有「反省」能力的社會是無法奢言進步的。在社會愈來愈開放與鼓勵參與前提下，個人自律的要求可謂愈形殷切。

　　其次，基於中國人「等待果陀」或稱「仰望權威」的心理，迄今政治人物仍居動見觀瞻地位之際，彼等的自律顯得格外重要。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社會的移風易俗自然有賴「子帥以正」。

　　再次，儘速建立一套「適合國情的意識型態判準」實已刻不容緩。多年來台灣總體環境不確定的處境使人人常抱「自求多福」心態。故政府有義務讓人們安心，領導階層更有責任標舉出社會的精神走向。誠如世上任何主義必定有其欲體現境界一般，如理性、創新、冒險、效率為資本主義社會信守的信條，但其達成需秉持公平競爭的遊戲規則。社會主義則以追求公平、正義的社會為依歸，期求「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其社會支柱則來自於無私無我精神的發揮。台灣社會共同的意識是什麼呢？優質民主？成熟經濟？關懷社會？（引自總統府新聞稿：1999.1.4）實有待儘速建立。

　　此外，教育內涵的改變自然也頗重要，除現代化法治精神的灌輸和強調外，有系統的整理民俗、民德以作為社會化的素材，教化國人「目中有人」，尊重優良傳統的重要，不至作出「無法無天」行止來。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倫語：為政篇）也就是這個道理；且一切應從日常生活教育作起，如人際關係中最基本禮貌的訓練，像是養成說：「請、謝謝及對不起」的習慣。總之，現代化過程中吾等所需要的道德倫理內涵乃屬針對週遭生活的需求與困境而設計的，決非係距現實生活遙遠且可望不可及的傳統禮教。

六、結語

　　總之，在迎向廾一世紀之際，台灣未來現代化的歷程勢仍將佈滿著各式挑戰。產業升級的壓力在經濟日趨明顯全球化的今日益形迫切，而環保、生態、福利需求、生活品質的提升在在均有賴清明的政治，富而好禮的國民以及經濟、政治、社會多元化後新的相互尊重倫理的建立。誠如連副總統於最近一次與民間社團負責人的聚會中所指出的，為台灣永續經營計，在政治、經濟現代化後更必須注重人文社會關懷。可喜的是，邇來台灣「民間社會」蓬勃的發展己然匯聚成一股逐漸龐大的社會力量，於環保、教改、弱勢族群關懷和社區營造等諸多方面展現出旺盛的生命力。此一力量的茁壯為國家長遠現代化過程注入了新的希望。倘吾人不樂見「政府繼續無能，政客繼續無恥，社會依舊無知，百姓仍然無助。」（引自聯合報1999.2.8日第四版經濟專題尤克強先生專欄之標題）的情勢衍生下去，那麼善用與扶持這股新興的社會力毋寧是每位參與未來現代化歷程的我們所責無旁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