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佛學研究第10期 (p239-253)： (民國95年)，臺北：法鼓山中華佛學研究所，http://www.chibs.edu.tw
Chung-Hwa Buddhist Studies, No. 10, (2006)
Taipei: The Chung-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ISSN: 1026-969X

提要

在敦煌、吐魯番出土的回鶻文文獻中，有一定數量的佛傳故事，講述了釋迦牟尼的生平事。不過，佛經裏的佛傳，已不是釋迦牟尼真實的生平事迹，而是經過修飾加工後含有濃厚神秘色彩的宗教傳說。今天所知的回鶻文佛傳故事為數不多，其中以《佛所行讚》存寫本數量最多，有二十餘件，此外尚有《摩尼傳》（內容講釋迦牟尼生平事迹）、《方廣大莊嚴經》（？）、《彌勒會見記》（其中有一定數量的佛祖釋迦牟尼的生平事迹及與佛傳故事相關的內容）、《佛陀傳》及其它一些故事殘片。其中以吐魯番交河故城出土編號為Mainz 131（T II Y 37）的回鶻文《佛陀傳》寫本殘片保存較為完好而且內容較有特色，故本文即以此文獻為例來探討回鶻文佛傳故事的基本特色。

通過對上述回鶻文寫本的轉寫與譯釋，可以看出，該《佛陀傳》寫本殘卷講述的是釋迦牟尼為太子時逾城出家的故事。

從殘卷看，由於太子夜裏做了五個不同的大夢，這些夢可以看作他將來能夠成佛得道的預兆。但文獻對這些大夢的描述既不詳盡，也不統一連貫。在佛教典籍中，有不少文獻都提到此夢，如漢文本《方廣大莊嚴經》、《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梵文本《大事（Mahāvastu）》和巴利文本《增一阿含經（Aṅguttara Nikāya）》中也都有關於此夢的記載，但回鶻文本與漢文本之間的差異還是比較大的。說明該回鶻文《佛陀傳》並非某一佛典的譯本，應為一部在參考眾多文獻之基礎上而形成的改編本。這一現象表明，回鶻人在接受印度佛傳故事時，常會根據自己的理解與興趣對佛典進行取捨與改編，甚至還有創作的情事。

關鍵詞：1.佛教文學　2.回鶻　3.文獻　4.吐魯番

一、回鶻文佛傳故事寫本概述

佛傳故事講述的是釋迦牟尼的生平事迹。不過，佛經裏的佛傳，已不是釋迦牟尼真實的生平事迹，而是經過修飾加工後含有濃厚神秘色彩的宗教傳說。釋迦牟尼滅寂後，信徒們經過長期的結集、加工，把紀元前後流傳於印度及南亞其他地區的神話故事、民間故事編纂、附會到釋迦牟尼身上，可信的史料已經很少了。在記載釋迦牟尼一生事的佛典中，最早者為東漢曇果共康孟詳譯《中本起經》和同一時代竺大力與康孟詳合譯的《修行本起經》，其後有吳支謙譯《太子瑞應本起經》、西晉竺法護譯《普曜經》、北涼曇無讖譯《佛本行經》、東晉迦留陀伽譯《佛說十二遊經》、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過去現在因果經》、劉宋寶雲譯《佛本行經》，再後有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和唐地婆訶羅譯《方廣大莊嚴經》、北宋法賢譯《眾許摩訶帝經》。這些經典記述的雖然都是佛傳故事，但內容各有千秋，方式也不盡相同，如有的從釋迦族的悉達太子降生敘起，有的從釋迦族的祖先談起，還有的從釋迦牟尼的前生開始講，更有的從天地開闢為起始。[1]其中，《中本起經》、《佛本行經》、《佛說十二遊經》都譯自二世紀初印度著名佛教詩人馬鳴菩薩所造《佛所行讚》。

《佛所行讚》，梵文作Buddacaritakāvyasūtra，是一部非常優美的長詩，讚頌了釋迦牟尼的一生，極富文學色彩，以其「意明字少，而攝義能多，復令頌者心悅忘倦，又復纂持聖教，能生福利」，[2]在印度境內外曾廣泛流傳。《佛所行讚》不僅有漢文本、藏文本流傳，而且有梵文原典留存。有意思的是，漢、藏文本均為二十八品，但梵文原典卻僅有前半的十四品。據考，後半內容當係後人所補，並非出自馬鳴之手。[3]有幸的是，在上述諸本之外，我們在吐魯番一帶也發現了《佛所行讚》的回鶻文譯本。

回鶻文《佛所行讚》譯本殘片在吐魯番多有出土，今分別庋藏於聖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和柏林德國國家圖書館。前者1件，編號為O. 2，存殘片2葉，

p. 242

文字27行。[4]柏林所藏數量較多，但多為很小的殘片，均為印本，經過拼合可得19件，計有文字245行。依其內容次第排列如下：U 4347，第1～14行；U 4464＋U 4557，第15～28行；U 4202（T II T 604），第29～46行；U 4382，第47～68行；U 4198（T II, T 600），第69～82行；U 4199（T II, T 601），第83～102行；U 4484，第103～114行；U 4353，第115～123行；U 4210（T II T 614），第124～135行；U 4501，第136～145行；U 4193（T II, T 547），第146～159行；U 4035b，第160～163行；U 4417，第164～175行；U 4522，第176～181行；U 4204（T II T 608），第182～195行；U 4242（T II T 653），第196～207行；U 4336，第208～219行；U 4339 + U 4516，第220～235行；Ch/U 7528，第236～245行。[5]遺憾的是，殘片數量雖不少，但由於殘破過甚，完整句子都很少見，加上絕大多數回鶻文本描述的都是釋迦牟尼於菩提樹下靜默禪定時戰勝魔王波旬襲擾而得道的故事，故很難斷定譯本依據的是哪個漢文本子。

今天所知的回鶻文佛傳故事為數不多，除《佛所行讚》外，現知者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	柏林德國國家圖書館藏編號為T II Y 21、T II Y 32的回鶻文寫本殘片二件。二者均出土於吐魯番交河故城，前者現存18行，後者存16行，內容很可能出自《方廣大莊嚴經（Lalitavistara Sūtra）》。[6]《方廣大莊嚴經》，亦名《神通遊戲經》，由地婆訶羅（Divākara）於垂拱元年（683）譯出，十二卷二十七品，記述了佛陀的生平事，尤其是闡明了與佛教組織有關的教義。[7]
（二）	柏林德國國家圖書館藏編號為U2（T II D 173e）的回鶻文寫本1葉，吐魯番高昌故城出土，面積28×12.5釐米，存文字34行，內容為《摩尼傳》，但文獻反映的卻是釋迦牟尼佛為王子時第一次出王宮遊四門遇生老病死的情景。[8]正是這次外出，使他悟出了人生皆苦的道理，遂生出家之念，這就是佛教史上著名的「太子出家」 p. 243 故事，在康孟祥譯《修行本起經》、求那跋陀羅譯《過去現在因果經》[9]和《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等許多佛經中都有敍述。回鶻文《摩尼傳》中的這一內容，無疑來自佛教，體現了「佛教在摩尼教多元信仰體係中（至少是在這一地區）所佔有的極其重要的位置」。[10]據研究，該文獻應譯自粟特語。[11]
（三）	柏林印度藝術博物館藏編號為MIK III 201 I（〔T II〕D 176 I）的回鶻文寫本，出土於吐魯番高昌故城，現存殘片1葉，面積10.2×20.6cm，有文字42行，係用摩尼文寫成的回鶻語摩尼教布道文獻，但內容敍述的卻為佛傳故事，係摩尼教對佛教故事的借用。[12]
（四）	在吐魯番、哈密等地都有出土的回鶻文《彌勒會見記(Maitrisimit)》寫本中也有一定數量的佛祖釋迦牟尼的生平事迹及與佛傳故事相關的內容。《彌勒會見記》主要講述了未來佛彌勒的生平事迹。故事以毗沙門天王手下三員大將之間的談話開始。言稱天中天釋迦牟尼佛得道後，在摩竭陀國孤絕山說法。當時年僅八歲、聰穎過人的彌勒正受業於跋多利婆羅門，受天神啟示去那裏學法，成為佛弟子。此後，佛陀到波羅奈國說法，在此之前，佛姨母憍曇彌專為佛織就金色袈裟一領，但佛不願接受，讓她施於其他僧眾。接著，彌勒從佛受記（預言），將繼承釋迦佛位為未來佛。這是前四幕的內容，以下各幕則講述彌勒菩薩普渡眾生的事迹。從第五至十九幕之內容如下：彌勒在兜率天宮因憐恤世上受苦眾生而降生在翅頭末國大臣善淨家中。後來，彌勒因見寶幢毀壞而悟人生無常之理， p. 244 遂出家尋道，並在龍華菩提樹下成正覺，然後轉法輪，翅頭末國君臣隨之出家成道。最後八幕則講述彌勒入大小地獄，解救受苦眾生之事。[13]這是一部長達27幕的原始佛教劇本，也可稱作回鶻佛教講唱文學作品。在這一文獻中，釋迦牟尼佛傳故事雖有出現，但非故事的主要成分。然而，當我們仔細審視彌勒佛之生平事時，卻又不難從中看到釋迦牟尼佛的影子。如第十一品《菩薩降生》對彌勒菩薩降生過程的描述──從築摩波提夫人做夢受胎到菩薩降生，再到誕生過程中的種種瑞象，以至其幼年時代的超凡能力——與釋迦牟尼佛的降生非常相似，有些地方甚至可以說幾無二致。[14]　再如第十三品描寫的彌勒菩薩離家尋道過程[15]　以及第十四品所敍述的彌勒佛在菩提樹下成道過程，[16]均與西晉竺法護譯《普曜經》、唐地婆訶羅譯《方廣大莊嚴經》等佛典對釋迦牟尼佛之離家、成道過程非常接近。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故而，筆者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說，《彌勒會見記》中之彌勒佛事亦可歸入佛傳故事之列，至少可以看作是佛傳故事的一個別種。
（五）	即下文將予以詳細研究的《佛陀傳》。

p. 245

上述六種文獻的諸多寫本儘管多已殘破，但內容仍然是相當豐富的。對這些寫本進行全面的研究，不是本文所能完成的任務，故本文僅選取其中保存較為完好的一件進行譯釋，並以之為例，從中窺探回鶻佛傳文學特色之一斑。

二、回鶻文《佛陀傳》譯釋

（一）解題

回鶻文《佛陀傳》，吐魯番交河故城出土，現藏德國國家圖書館，編號為Mainz 131（T II Y 37），存殘片1件，1葉，面積25×17.2釐米，計有文字24行（圖1-2）。文獻背面第一行文字的頂端有用很細的羽毛筆書寫的小數位，標明其頁碼為iki k[ïr]k，即「三十二〔葉〕」。這一數位顯示，該殘片原本屬於一部規模較大的佛教著作，其內容應為佛教傳說故事，或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原本應為冊子本，該殘卷自然應為其中的一葉。殘卷紙質呈淺棕色，質地較為粗糙。殘卷損壞嚴重，尤其在殘卷邊緣可見到火燒、蟲咬及由於潮濕損壞的痕。雖然字已有些不清和殘損，但仍可辨認，並無明顯褪色。仍可辨認出其邊線呈暗紅色。文獻由德國年輕的回鶻文專家勞特先生刊佈。[17]

（二）原文轉寫

正面

1.	////////////b〔od〕i///////änätkäk//////////////////
2.	………………………………………
3.	t(ä)ngri-lär agïr uu ïḍï ol kamag süü üzä šakimuni
4.	bodisit(i)v beš törlügin tül kördi angsïz uluγ…äng
5.	ilki uluγ tül kördi yagïz yer-ig töšäkčä töšän-
6.	ür bolur…ikinti uluγ tül kördi…sumer taγïγ yas-
7.	tukča yast(a)nur bolur…üčünč uγurluγ tül kördi…
8.	üstünki kök t(ä)ngrig äšükčä äšünür bolur…törtünč
9.	uluγ tül kördi…ongdun sïngar arasïnta kün t(ä)ng[ri]
10.	tutar…bešinč uluγ tül kördi…soltïn sïngar aya-
11.	sïnta ay t(ä)ngri tutar…bo beš törlüg aγïr tüllärig
12.	bügürü kördi bodisit(i)v bilgä biligin…otguraṭï m(ä)n
13.	〔bu〕 p. 246 lgay m(ä)n v(ä)črazan örgün üzä bodi ï altïn bur〔ha〕n 背面 iki k[ïr]k 第三十二頁
14.	kutïn…tegin ötrü turupanïn k(ä)ntü atïn tutuntï üz-
15.	ä münti…mäning kangïm küzädigli ol kapïg-ča
16.	üngäy m(ä)n öngḍün sïngar tört m(ä)harač t(ä)ngri-lär
17.	TWK’N kapïgïn ünsüzin ača berdi-lär…tegin ötrü
18.	〔ün〕üpänin kangïnïng akakïnta yinčürü töpün yükünti
19.	körünglär amtï qutl〔u〕γ-lar aγïr ayag-ka tägimlig
20.	šudoḍan ha〔n〕ïmïz…alpagut ur(u)ngut ärän-lärin balïq
21.	kapïg〔ïn〕 //rgurup oglïn küzädür…yarïk yošïk
22.	agïrïnga süngülärin yerkä tayanïp süčig udïyur…

（三）疏證

疏證內容限於專門術語、借詞及比較特殊的語法現象。前面的阿拉伯數字表示行數，後面的數位表示字次。

1.2　änätkäk　印度。蒙古語作änädkäk，粟特語作yntkwt，藏語作endäkäg。該詞在《華夷譯語》中有載。[18]

4. 6-7　 angsïz uluγ, uluγ（又見於第5、6、9、10行），意為「大」，與angsïz 連用，以表示夢的特徵，即「大夢」，這一點與梵文和巴利文中的mahā「偉大的，具有重要意義的」一詞相當。

6.7　sumer　來自梵語sumeru，印度神話中的須彌山，又譯蘇迷廬山，意為「妙高」、「妙光」、「善積」等，亦即古代印度人所泛稱的大雪山，實指喜馬拉雅山。[19]　相傳山高八萬四千由旬（一由旬約等於三十里），上頂為帝釋天，

p. 247

四面山腰為四天王天，周圍有七香海、七金山。第七金山外有鐵圍山所圍繞的鹹海，鹹海四周有四大部洲。後為佛教所借用，以其作為南瞻部洲的中心。[20]

12.1-2　bügürü kör-bügü，意為「神聖」，音譯「僕固」、「牟羽」等。以bügü- 與詞綴 -rü合用，其意應為「以超自然的方式做某事」。kör-，意為「評價、詮釋、說明」。bügürü與kör- 連用，其意則為：「以超自然的方式表示某事之意」。[21]　換言之，也就是說只有菩薩精神之力量才能用上述方式來解釋這些怪誕的夢魘。[22]類似的用法在吐魯番出土回鶻文《妙法蓮華經》寫本之207～208行也可見到：kuanši im pusar bügü biligin alkunï körür bügülänür「觀世音菩薩解釋道：一切都得通過他那超凡的智慧〔來解決？〕。」[23]

13.3　v(ä)črazan　來自梵語vajrāsana，意為「金剛寶座、金剛座」。[24]相傳為釋迦牟尼佛成道時所坐之處，地當古摩揭陀國，位於今印度比哈爾邦之菩提伽耶（Bodhi Gaya）。[25]

16.6-7　tört m(ä)harač t(ä)ngri　四大天神，其中mäharač，借自梵語māha（大）+ rāja（王）。

19.1　körünglär　其意不甚清楚，有可能在於表示是菩薩本人說了這些話語。

19.3　qutl〔u〕γ-lar　意為「尊貴的人，受尊敬的人」，所指不甚清楚，既可指四大天王，也可指一般信眾，更可能是俗家弟子或僧侶。[26]

p. 248

20.1　šudoḍan　來自梵語Śuddhodana，音譯「首圖陀那」，意為「淨飯」、「白淨」等，此處指迦毗羅衛國國王淨飯王，為釋迦牟尼之父。

23.7-24.1　sarvatasiḍïg　來自梵語Sarvārthasiddha，意指喬達摩·悉達多王子，這種用法出現於時代較晚的梵文文獻中。在巴利語中，一般寫作Siddhatta。[27]值得注意的是，在焉耆和龜茲語中，也出現有形式近似的sarvārthasiddhe一詞。勞特先生認為：「雖然我們文書中的證據，只是表現在從屬格上，但我們仍認為，其基本詞是sarvatasiḍ，而不是sarvatasiḍe，原因是我們認為它的前身應該是粟特文本。粟特文書中書寫時經常從梵文中的結尾字母-a。」[28]

（四）漢譯文

……菩提（？）……印度的……（1行）……（2行）眾神已陷入酣暢的睡眠之中。（3行）釋迦牟尼菩薩於夜間做了五個不同的大夢。（3～4行）他先看到了〔如下〕第一大夢：他將大地如同他的氈毯一樣鋪開。（4～6行）之後他看到第二大夢：他將須彌山如同他的枕頭一樣放好。（6～7行）之後，他看到了預示幸福的夢幻：他將高高在上的天空如棉被一樣蓋住自己。（7～8行）接著，他又看到第四個大夢：他右手托住太陽。（8～10行）繼而他又看到第五個大夢：左手托住月亮。（10～11行）這五個不同的且富有深意的大夢昭示著菩薩以超自然的方式通過他的智慧：（11～12行）我定將到達菩提樹下坐於金剛寶座之上的佛祖面前。（12～13行）

這時，王子站了起來，牽過馬並跨上馬背：（14～15行）「通過這道我父親把守的大門，我將啟程奔向東方！」（15～16行）四大天神悄無聲息地為他開啟了大門。（16～17行）之後，王子便〔啟程〕了，並向他〔熟睡的〕父親深深鞠躬，（17～18行）〔說道：〕「你們看，尊貴的人們！令人無比崇敬的淨飯王，我們的國王，和眾多的勇士們、將軍們以及強壯的男人們一起看守著城門，而且還監視〔自己〕的兒子。（19～21行）

p. 249

由於他的盔甲和頭盔過於沈重，他用長矛支撐於地上，而且睡得很香。（21～22行）當他從沈睡中醒來時，他將永遠失去他心愛的兒子悉達多。」（23～24行）在那天中午，就在眾神拯救你們眾生的那天中午……（24行）

三、回鶻文佛傳故事的特色

通觀上述回鶻文寫本，我們可以看出，這一段內容講述的是釋迦牟尼為太子時逾城出家的故事。

釋迦牟尼（西元前565～西元前486），原名喬達摩·悉達多，是迦毗羅衛國（今尼泊爾境內）的王太子，父親為淨飯王。《釋迦氏譜》曰：「淨飯王有二子，長曰悉達（即釋迦牟尼），次名難陀。」[29]即此謂也。其母為摩耶夫人。相傳在一個美妙的月圓之夜，王后夢見自己騰雲駕霧，直上天宮。在天湖沐浴後，一頭白象輕觸其身，一股雲氣直入體內，王后由此懷孕，並於藍毗尼花園生下王子。

王太子自幼聰穎，才思敏捷，父親愛如掌上明珠，一心期待太子長大繼承王位，但太子對國事興趣索然，沈湎於鑽研學問與探求人生哲學。淨飯王為收其心，在十七歲時為他完婚，娶鄰國善覺王的公主耶輸陀羅為妻。一年後，生子羅睺羅。在幾次出遊時，因目睹了人生的痛苦之狀後，感到人生的虛幻，決定出家修行，做一個追求人生真諦的苦行僧。本文譯釋的這一回鶻文佛傳故事片段反映的就是釋迦牟尼佛出家為僧的情節。這是佛教史上最為人熟知的內容之一。

其夜菩薩自得五夢。一者夢見身席大地，頭枕須彌，手擎大海，足踐渤澥；二者夢見有草名曰建立，從臍而出，其杪上至阿迦膩吒天；三者夢見四鳥從四方來，

p. 250

毛羽斑駁，承菩薩足，化為白色；四者夢見白獸頭皆黑色，咸來屈膝，舐太子身；五者夢見有一糞山，狀勢高大，菩薩身在其上，周匝遊踐，不為所汙。[30]

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4亦曰：

菩薩於夜中見五種夢。一者見其身臥大地，頭枕須彌山，左手入東海，右手入西海，雙足入南海；二者見其心上生吉祥草，高出空際；三者見諸白鳥頭皆黑色，頂禮菩薩，所欲騰空，不過菩薩膝下；四者見於四方雜色諸鳥，至菩薩前，皆同一色；五者見雜穢山，菩薩在上，經行來去。[31]

可以看出，回鶻文本文與上述二種漢譯本所述五夢互有同異。現列表如下：

	回鶻文《佛陀傳》	《方廣大莊嚴經》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
第一大夢	大地如同氈毯鋪開	身席大地，頭枕須彌山，手擎大海，足踐渤澥	身臥大地，頭枕須彌山，左手入東海，右手入西海，雙足入南海
第二大夢	頭枕須彌山	臍中生草，直至阿迦膩吒天	心上生吉祥草，高出空際
第三大夢	天空如棉被蓋住自己	四鳥從四方來，毛羽斑駁，承菩薩足，化為白色	諸白鳥頭皆黑色，頂禮菩薩，所欲騰空，不過菩薩膝下
第四大夢	右手托太陽	白獸頭皆黑色，咸來屈膝，舐太子身	四方雜色諸鳥，至菩薩前，皆同一色
第五大夢	左手托月亮	高大糞山，菩薩身在其上，周匝遊踐，不為所汙	菩薩在雜穢山上，經行來去

可以看出，回鶻文本與漢文本之間的差異還是比較大的，而兩個漢文本之間則比較接近。

在梵文本《大事（Mahāvastu）》和巴利文本《增一阿含經（Aṅguttara Nikāya）》中，太子之托夢並非發生在他出家之前，而是在出家之後。按《大事》

p. 251

的說法，在菩薩出家後於菩提伽耶苦修並得道成佛之前，他做了這「五大托夢」。這些夢境，雖然在不同的文獻中有不同的說法，但反映出的卻同樣都是「天降大任於斯人」的思想，百瑞呈祥，預示著太子的出家不同凡響，將解救眾生於倒懸，使之擺脫六道輪迴之苦。顯而易見，「五大托夢」對釋迦牟尼佛的思想曾產生過巨大的影響。[32]按照前者的說法，正是這些大夢，促成了悉達多太子的出家；後者同樣重視這些大夢，因為它們促成了佛的覺悟。

至於太子夜半逾城出家的過程，在漢文佛教典籍中都是津津樂道的，被描繪得充滿神奇而又繪聲繪色，但在回鶻文寫本中，卻被一筆帶過了。馬夫車匿銷聲匿迹，駿馬犍陟的名字也付之闕如，車匿與犍陟悲痛欲絕的場面也就更是見不到了，能看到的僅有這麼一句平淡無奇的素描：

這時王子站了起來，牽過馬並跨上馬背。（第14～15行）

相反，回鶻文寫本卻不惜濃墨地渲染了太子出城之前與沈睡中的父親依依惜別的場景。反觀汗牛充棟的漢文佛典，這一生動而有趣的場面是完全見不到的，現僅知藏文佛典有這一內容。[33]

這就是說，該回鶻文《佛陀傳》並非某一佛典的譯本，應為一部在參考眾多文獻之基礎上而形成的改編本。其文獻依據雖主要來自漢文本，但同時亦不排除其參考了藏文佛典或其他文本的可能性。由於梵文本《大事》和巴利文本《增一阿含經》所述托夢事發生於太子出家之前，與回鶻文本正好相反，似乎可排除在回鶻文譯本之參考本之外。

類似的情況又見於回鶻文寫本T II Y 32中的佛傳故事。該文獻現存文字16行，其中後半部內容與《方廣大莊嚴經（Lalitavistara Sūtra）》卷5〈感夢品第十四〉中的內容頗類，[34]　論述的是生老病死等人生問題，但前半部的內容卻無法找到出處。[35]

p. 252

這些現象表明，回鶻人在接受印度佛傳故事時，常會根據自己的理解與興趣對佛典進行取捨與改編，甚至還有創作的情事。這種情況我們在後文的論述中也時常可以看到。經過回鶻人之擅加增益，另附枝節，使新成品既不失佛教文學的特色，又適應了本民族的欣賞習慣，平添了許多文學情趣，使人不免感歎印度文化對回鶻民間文學影響之深遠及回鶻人對印度文化吸納改造之微妙。

[1] 參見周一良，《漢譯馬鳴〈佛所行讚〉的名稱與譯者》，收錄於《周一良集》卷3（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242-249。

[2] 〔唐〕義淨著、王邦維校注，《南海寄歸內法傳校注》（中華書局，1995年），頁184。

[3] E. H. Johnston, Aśvaghoṣa’s Buddhacarita or Acts of the Buddha, Delhi 1998, pp. xvii-xix.

[5] P. Zieme, Buddhistische Stabreimdichtungen der Uiguren ( = Berliner Turfantexte XIII), Berlin 1985, S. 51-62.

[6] F. W. K. Müller, Uigurica II. 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in 1910, S. 4-7.

[7] 〔唐〕明佺等撰，《大周刊定眾經目錄》卷1。《大正藏》冊55「目錄部」，No. 2153，頁379c。

[8] A. von Le Coq, “Ein christliches und ein manichäisches Manuskriptfragment in türkischer Sprache aus Turfan (Chinsisch-Turkistan)”.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1909, S. 1208-1211; W. Radloff, Alttürkischen Studen III/2, Извест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и Академий Наук, 1910, S. 1030-1036; W. Bang, Manichäische Erzähler, Le Muséon 44, 1931, S. 7-9.

[10] A. von Le Coq, “Ein christliches und ein manichäisches Manuskriptfragment in türkischer Sprache aus Turfan (Chinsisch-Turkistan)”.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1909, S. 1204.

[11] A. von Le Coq, “Ein christliches und ein manichäisches Manuskriptfragment in türkischer Sprache aus Turfan (Chinsisch-Turkistan)”.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1909, S. 1205, anm. 1.

[12] A. von Le Coq, Türkische Manichäica aus Chotscho, III, APAW, 1922, Nr. 2, S. 15；W. Radloff, Alttürkischen Studen VI, Извест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и Академий Наук, 1912, S. 766-770; W. Bang, Manichäeische Hymnen”, Le Muséon 38, 1925, S. 8

[13] 耿世民，《古代維吾爾語佛教原始劇本〈彌勒會見記〉（哈密寫本）研究》，《新疆文史論集》（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178-179。

[14] Geng Shimin, H. J. Klimkeit, J. P. Laut, “Das Erscheinen des Bodhisattva”. Das 11. Kapitel der Hami-Handschrift der Maitrisimit,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15, 1988, S. 315-386; 耿世民，《維吾爾古代文獻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120-160。

[15] Geng Shimin, H. J. Klimkeit, J. P. Laut, “Die Weltflucht des Bodhisattva”. Das 13. Kapitel der Hami-Handschriftder Maitrisimit,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18, 1991, S. 264-296；耿世民，《維吾爾古代文獻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161-192。

[16] Geng Shimin, H. J. Klimkeit, J. P. Laut, “Der Gang zum Bodhi-Baum.” Das 14. Kapitel der Hami-Handschrift der Maitrisimit, Mélanges offers à Louis Bazin par ses disciples, collègues et amis. Jean-Louis Bacqué-Grammont and Rémy Dor, Eds. Varia Turcica XIX. Paris 1992, S. 25-36 ; Geng Shimin, H. J. Klimkeit, J. P. Laut, “Der Gang zum Bodhi-Baum.” Das 14. Kapitel der Hami-Handschrift der Maitrisimit, Materialia Turcica 16, 1992, S. 48-49；耿世民，《維吾爾古代文獻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193-201。

[17] J. P. Laut, “Ein Bruchstück einer Alttürkischen Buddhabiographie”, 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 N. F. 3, 1983, S. 88-101.

[18] A. von Gabain, “Die uigurische Übersetzung der Biographie Hüen-tsangs I: Bruchstucke des 5. Kapitels”,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7, Berlin 1935, S. 169, anm. 40.

[19] 〔唐〕玄奘、辯機撰，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中華書局，1985年），頁37。

[20] 〔唐〕道宣，《釋迦方志》（中華書局，1983年），頁6；〔唐〕慧琳，《一切經音義》卷1，《大正藏》冊54《事彙部下》，No. 2128，頁314c。

[21] 參見A. von Le Coq, “Türkische Manichäica aus Chotscho, III”, 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1922, Nr. 2, S. 9, 30.

[22] J. P. Laut, “Ein Bruchstück einer Alttürkischen Buddhabiographie”, 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 N. F. 3, 1983, S. 96-97.

[23] W. Radloff, Kuan-ši-im Pusar. Ein Türkische Übersetzung des XXV. Kapitels de Chinesischen Ausgada des Saddharmapuṇḍarīka (Bibliotheca Buddhica XIV), St. Petersburg 1911, S. 16.

[24]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Ленинград 1969, стр. 631.

[25] 〔唐〕義淨著、王邦維校注，《南海寄歸內法傳校注》（中華書局，1995年），頁139。

[26] A. Bombaci, “Qutluγ Bolzun! A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Concept of Fortune among the Turks”, 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 38, 1966, p. 24.

[27] F. Edgerton,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 Vol. 2: Dictionary, New Haven 1953, p. 586a.

[28] J. P. Laut, “Ein Bruchstück einer Alttürkischen Buddhabiographie”, 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 N.F. 3, 1983, S. 92. anm. 24.

[29] 〔唐〕道宣，《釋迦氏譜》，《大正藏》冊50「史傳部二」，No. 2041，頁87a。

[32] Émile Senart, Le Mahāvastu. Texte sanscrit publié par la premiere fois et accompagné d’introduction et d’un commentaire. T. II, Paris 1890, pp. 136-139.

[33] W. W. Rockhill, The Life of the Buddha and the Early History of his Order. Derived from Tibetan Works in the bkaḥ-ḥgyur and bstan-ḥgyur, San Francisco 1976, p. 25.

[35] F. W. K. Müller, Uigurica II. 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in 1910, S. 4-7.

回鶻文佛傳故事研究

──以Mainz 131（T II Y 37）《佛陀傳》為中心

提要

【目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