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佛學研究第9期 (p69-80) (民國94年)，臺北：中華佛學研究所，http://www.chibs.edu.tw
Chung-Hwa Buddhist Studies, No. 09, (2005)
Taipei: The Chung-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ISSN: 1026-969X
李志夫
中華佛學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2003年9月在青島所舉辦「為紀念法顯西行回國1590年兩岸佛學學術研討會」上，本人以開幕詞及專題發表的兩篇小文結集而成，從中印交通、佛教傳播之角度，比較他與玄奘大師在中國佛教史上所作之貢獻。本文指為：玄奘大師之「善巧」掩蓋了法顯大師之「樸拙」。從而加以廓清法顯大師在中國乃至在佛教史上應有之地位。
關鍵詞：1.玄奘 2.法顯 3.中印交通 4.青島 5.絲路
中國的史學家，乃至佛教界的人士，對於法顯大師之研究，如與研究玄奘大師的文獻比較起來實在很少。雖然玄奘在留印之成就上及在中、印兩國所受之禮遇上來看，他在中國的歷史地位顯然比法顯耀眼；但如從兩人前後之主、客觀條件來分析，法顯所得來之成就，卻遠比玄奘來得艱鉅。
也有研究法顯大師的學者，把他的成就又抬得很高，有些已超出歷史事實。[1]
所以本文以法顯與玄奘兩位大師之主、客觀條件諸如個人背景、時代、交通、中印佛教等背景及二者之貢獻作一比較，也許能還原法顯大師在中國歷史上之真正地位。
法顯大師（西元337-422年），俗姓龔，平陽郡武陽（今山西襄丘縣）人，兄弟四人，其中三人均於幼年死亡，父母也擔心他長不大，三歲就將其剃度為沙彌，其實仍住在家中，八歲時因害了一場重病，就正式將他送入寺廟。十歲時，其父親過世，其母親要接他回家，他拒絕了。後來他母親也過世了，就決心出家，二十歲接受比丘戒。
從此，他在寺廟中住了四十年，認為當時漢地律藏傳譯不全，所以立意到印度參訪。晉安帝隆安三年（399年），與慧景、道聲、慧寬等人從長安出發。那時，他已是六十二歲了。[2]
玄奘大師出生年代有兩種不同的說法：一說為隋開皇二年（600年）；一說在仁壽二年（602年），其先祖為小吏，但家道中落。因其兄長捷法師出家於洛陽之淨土寺，自幼隨其頌讀經典。隋大業八年（612年），師約十二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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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洛陽度僧，負責主考的大卿理鄭善果，見他對答出眾，破格以沙彌錄入僧籍。
隋唐之際，天下大亂，奘師隨其兄遠避隴、蜀、荊、趙等地，曾隨諸師習專論。因見論師所論有異，乃誓言親往天竺參學，於貞觀三年（629年）西行；或說係貞觀元年（626年），則為三十歲；即使以西元600年出生，626年西行時也才三十三歲。[3]而且在他之前參訪過印度者，除了法顯之外還有宋雲等人。[4]
法顯是在一個全家恐慌其死亡的平凡家庭中出生；也沒有親情依恃，在寺廟中接受教育，自我成長，到了花甲之後才驀然地想到漢地律制不全，決心參訪印度。
而玄奘大師之童年享有平安之親情，稍長受到其兄長捷法師之呵護，受到良好之佛學教育，在當時出家是受到限制的，能受考試拿到度碟並不容易，而奘師以童子之年得授度碟更是一件光榮的事，本已天資聰慧的玄奘大師從此更增加了其自信。以釐清佛法為職志，於三十三歲之青年，滿懷抱負西行。
法顯大師於東晉隆安三年（399年）從西安出發，那時長安正為後秦姚興所據。西元383年肥水之戰，東晉打敗之前秦，符堅兵敗，為興所篡，北方正是五胡十六國的分裂局面。
在南方的東晉於安帝義堅二年（420年）亦亡於宋，淪為齊、梁、陳的幾個短暫政權。雖然法顯身處五胡十六國之紛亂局面；但胡人對於佛教仍是很崇拜的。所以除了兵亂之外，並未受到胡人政權的干擾。[5]
玄奘大師較之法顯大師在時代背景上算是幸運多了，尤其在他去國與返國時期，都是貞觀之治之盛世。一個盛世之國度，不但能提供國人發展的機會；更會激發國人發展之潛力與智慧。[6]
雖然在兩大師經過西域時代，佛教仍是很盛，也都受到沿途國王的禮遇，但玄奘大師所受之禮遇格外優渥，甚至大多要求其留住弘法；[7] 而法顯一行大多只能受到短時間的接待，甚至拒絕參加當地僧侶之法會及早晚課。[8]
法顯一行到了印度，印度人稱他們來自「邊地」，而他們自己也不便說來自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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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國，而權稱來自邊地、漢地；[9]而玄奘大師則大放厥詞，其稱：
「我秦王（太宗為隋所封）聖德遠洽（治？），仁化遐被，殊俗異域拜闕稱臣者眾矣。」
甚至東印度的伽摩縵婆國國王拘摩羅說： 「今印度國王多有歌頌摩訶支那秦王破陣樂者。」[10]
其實法顯以「漢地」掩飾故國不堪回首；而玄奘尚珍惜秦王之令譽。兩者相較亦顯兩人所表現之氣魄。平情而論，我們不能因此而貶低法顯，正因為二者之時代背景有別。
接下來分析兩位法師旅印前之中印交通情況。
在漢武帝時代中，即西元前138～115年，張騫兩度出使：第一次為匈奴所拘留十三年，並逼其結婚生子。後經逃脫繼往西方諸國，返漢時故意避開匈奴故道，經羌地僭返。告以西域大宛有天馬，武帝遂拜張騫為中郎將，率領三百眾，人、馬各二，牛羊萬數，金帛萬千。騫以其名列副使，分派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等國，以後各國先後使漢來賀，漢封騫為博望候，其繼任者亦按例封博望候，[11]長期擁有撤馬爾罕以東之地，以重視西域之經營。
東漢明帝永平十六年（西元73年），以班超為假司馬官職，隨騫、憲、班固出擊匈奴，而以班超分兵前擊伊吾，以後他長期駐守西域三十一年，諸國時反、時服，直到他七十歲時「行須扶杖，四肢不仁」，他的夫人及其妹也專書向漢帝苦苦請辭，七十一歲時八月回到洛陽，九月即病逝。他固守了疏勒以東的領域。[12]
雖然，到了東漢已喪失了撤馬爾罕到疏勒以西之地，而總的來說在法顯經中亞之前的陸路早就通了，這與先後時代之經略政策之改變並無關係。
朱士行為中國僧人西遊之始（西元260年），已早於法顯一百四十年，不過僅及于闐；[13]甚至中印交通尚可溯及史前上古時期，在此存而不論。[14]
漢元帝時（西元前48～33年），「自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又船行可二十日有諶離國即印度西南沿海之shaliyat港……步行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15]
東漢時中印海上交通：從月氏高（？）國（kabul）以西，南至西海，東至槃起國（Bengal）皆身毒（Sind）之地，……其與大秦（羅馬）通……至桓帝延熹二年（159年）及四年（161年）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16]
從《前漢書》所記，自廣東到印度約九個月零二十天；而法顯從印度到牢山為整整十個月，由此可知法顯時的海上交通已很平常了，而且航時相近。
至於兩位大師由中亞到印度的道路，亦早已有前人開道，不足以掠前人之美。[17]
法顯旅印前，除了《曇無德律部羯磨》與《羯磨》兩卷為曹魏康僧鎧與曇諦兩所譯外，另有後漢安世高《大比丘三千威儀》，此外似別無其他戒本，難怪法顯對於當時之戒本甚感缺乏。即使一般佛典除了《四十二章經》與胡本《放光般若》外；也只有後漢安世高、支婁迦讖、康夢詳、竺大力、曇果等小卷外；西晉竺法護、聶道真、法矩、法立亦譯了一些小卷。這其間主要以安世高與竺法護兩人貢獻最大，但大方廣的經典絕大部份尚未譯出。[18]
再看看法顯當時西行時，國內有那些大師級人物：道安已八十七歲，道生才二十七歲，慧永在盧山創西林寺，慧遠在盧山創東林寺，羅什到姚秦一年法顯即離開長安。中國僧人冠釋姓始於道生，他那時還沒有大成就，可說僧伽制度尚未確立，中國各宗派尚未建立。不過，已有六家七宗之潛在性。[19]
玄奘大師西行時，除了法相宗是他一手提攜出來之外，其他九宗均已成立，而且，已有羅什譯出之中觀及《大品》般若經、論；道生已倡頓悟，及一闡提成佛說；玄奘大師已見過法顯之《佛國記》，對他西行已有重要之參考價值；他應已知道雲岡及龍門石刻佛像之事，雖然當時並不很興盛。距魏武帝毀佛已有二百年，距周武帝反佛才五十九年，對於他西行求法多少亦有些警策及啟示作用。[20]
在法顯時代傳譯到漢地的大乘經典極少，也沒有系統；但他卻不是以經論法義不足而欲求西行；而是以戒律不全而西行。因此可以說，法顯大師是重「隨信行」；而玄奘大師則重「隨法行」。[21] 這並不表示說兩者獨偏一行，而是指出他們兩人西行之動機而言。實際上，玄奘大師在西行乃至回國途中，都嚴守戒律，唐太宗以利祿相供養均拜辭不受；而法顯以願力犧牲性命，而求保全所帶回之經典，均足以說明他們在行持上是信行、法行都重要的。
法顯大師到印度時距佛涅槃才八百七十九年，距龍樹入滅才四十九年，距提婆入滅才二十九年。法顯住印十四年，回到中國後三十六年，世親才造《俱舍論》、唯識二十、三十等頌。[22]因此，他參訪印度時的朝聖心情比玄奘應有較深切的感懷。[23]
玄奘大師到印度之主要目的是要弄清世親一系之思想，[24] 他返回長安是在西元658年，距世親已有一百九十八年，距覺賢過世僅一百六十八年，距陳那過世一百二十八年，距護法過世九十七年，玄奘到印度時他的老師眾賢已是七十歲上下了。也可以說玄奘大師是印度唯識學派的末代傳人。[25]因為在印度以後沒有比玄奘法師更具影響力的唯識學家。
法顯參訪了三十個國家，在國外十四年；玄奘途經一百三十八個國家，在印度有一百零八個國家，費時十九年。他比法顯法師在印度多參訪之國家大都在德干高原及西南印度地區。[26]
除此而外，法顯訪印時代印度國家比較統一，所以看起來國家就比較少；玄奘訪印時，印度較為分裂，看起國家較多。[27]
雖然玄奘訪印時塔寺傾圮尤多，小乘佛教僧伽減少；[28]卻有那爛陀寺獨興；[29]而法顯大師遊印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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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聖蹟歷歷在目，聖語猶言在耳，格外親切；[30]可是聖師、聖典大都還在印度文化土壤中蘊存。這兩位大師各有其幸與不幸。
中國古代在玄奘大師之前，留學印度的僧伽不下六十九人，[31]但其光輝多為玄奘大師所掩蓋，尤其法顯大師應有之地位也顯得不足輕重。但我們若一一分析，在某些方面，法顯西行，對中國歷史、文化及佛教所產生之影響應更為深遠。
他是中國第一位到達印度參訪的僧人；以前朱士行參訪到于闐，那時于闐還不是中國的領土，當然他才是中國第一位留學生。[32]如以現在來論，于闐已屬中國領土，那麼法顯則又算是中國第一位留學生；但這對朱士行來說是不公平的。
他是中國年紀最大的留學生，去印度前已是六十二歲的老人，在印度十四年，回國時已七十六歲了。三十多年前，前東海大學校長梅可望先生以五十多歲攻讀博士，自稱為「老童生」，比之法顯更不可同日而語。[33]
法顯所攜回之經典以律部及涅槃來說是漢地尚無者，具有稀少性；[34]玄奘大師所攜回之經典數量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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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唯識部份外多為增益性、補充性。[35]
雖然遠在兩漢已經營西域，朱士行也在西域抄寫經典，教弟子帶回國內；但經鐵門、雪山到辛頭河（印度河）則法顯才是中國法師之處女行。[36]
東漢時期已與印度在海上有交通及商業活動，印度是羅馬與中國交通的樞紐。[37]但由於法顯之大願力、大貢獻，使得此一海路得以聞名，也使以後之海上交通更為繁榮，唐代之義淨、弘智法師都是沿著法顯航行到印度，也使得中國各時期之政府更注意海上之經營，明太祖時三保太監下西洋七次成果最為豐碩。[38]
法顯是首先感覺到戒律對修持佛法之重要，甚至那時，中國僧團尚未形成戒律制度，例如：二祖慧可得初祖傳法後混跡酒市。[39] 比法顯晚於八十年之梁武帝還建立了一些戒律要僧眾遵守。[40]
他並攜回了《涅槃經》，證實了道生所說眾生都有佛性；[41]
也使得南朝重門第之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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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強烈之對比[42]與反省。
在法顯之前，中國的傳記文學有《穆天子傳》，[43]在遊記方面有《山海經》，[44]在怪異志方面有《搜神記》。[45]法顯之《佛國記》之寫作風格也具體地影響到《水經注》及《洛陽伽蘭記》。[46]
法顯生在北方，比他早十年的東晉文學家，如陶潛、謝靈運等人的散文、遊記體都名重一時，他們的風格與《佛國記》確屬不同；但當時南北朝文風都很盛，法顯未必沒有受到影響。
由以上所論，可見兩漢即有中印交通，法顯不是第一位到達印度的中國人；但卻是第一位中國法師經鐵門到印度的人。
法顯前有朱士行在西域傳譯經典老死在西域，所以法顯也不是翻譯印度經典成漢文的第一人；但卻是承先啟後從事傳譯經典最為艱苦的法師。
法顯之前中國遊記有《穆天子傳》、《山海經》，所以他並不是中國第一位撰寫遊記的人；但他是撰寫印度遊記的第一人。
我們可以說：法顯在遊記體裁上，在承上啟下是很有貢獻的；可是不能說他是中國遊記的創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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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是撰寫印度遊記的第一人，他以後凡是西行之遊記，包括玄奘在內無不受其影響。兩漢之世南洋中早已有交通，中印海上交通雖非法顯發現；但因法顯而使得此一海上交通更為聞名全世。
以上這些雖然他都不是第一名，但以後中印佛教及文化交流之發展、開花、結果都是以他為「臨界點」。否則冰不會解凍；薪不至生火。
雖然他以六十二歲高齡西行，比他同行者不是中途折返、死亡就是留住印度，但他以七十六歲孑然一身負經度海返國，九死一生；可是他生前並未受到佛教、官式之禮讚；死後至今也很少有專著研究他。
雖然他一心西行求律，取得律藏返國；可是並沒有有計畫地傳律、授學、立派。
法顯大師不忮、不求的偉大精神就在「拙、樸」二字；玄奘大師尤多「善巧」，當然時代亦決定了他們兩位大師具有不同的境遇。
孟子說：「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47]也即是所謂：「其始也簡；其成之也鉅。」由之可說，燧人氏發明火，比之今世發明火箭在時代上說更為艱鉅。我們以此一態度來還原法顯大師在中國歷上之地位或許是公平的。
[1] 例如連雲山〈法顯評傳〉，載於《佛學研究》第1-2期合訂本，頁143-168。其文中指出，法顯創了六個第一。其中三項為：他是第一個到達印度的中國人；第一個撰寫遊記的中國人；第一個將外文譯成中文的中國人。但這三者都有待商榷。
[2] 見《高僧傳》卷3（T50, p. 236b）。
[3] 冥詳所撰《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T50, p. 214）。
[4] 根據〈中國西往印度求法高僧傳〉在玄奘大師之前者，至少有六十九位。本文參考楊家駱主編，《中西交通史料彙編》冊6（臺北：世界書局，1983年三版），頁274-363。
[5] 北魏太武帝滅佛是在西元441年，北周武帝滅佛是在西元570年，都是法顯過世後才發生的。北方王朝各君主多信佛，如石勒、石虎禮佛圖澄為師，其弟子道安受符堅及士大夫的尊敬，譯經最力。鳩摩羅什受姚秦供養。其實北方王朝的國王都是很有文化教養的人物。參考趙翌，《廿二史劄記》上，收錄於楊家駱主編《中西交通史料彙編》，頁99。
[6] 環觀中外歷史，凡國力強盛之國家必定是經濟、文化、人才匯集之地，如中國之隋、唐、元、明，乃至清代盛世，以及古羅馬帝國，及今之美國，莫不是世界人文薈萃之地，人才輩出。
[7] 沿途各國皆留請玄奘大師長駐。所受之禮遇如其所記有高昌國王，慰留未果，促結為兄弟後放行，並派人沿途送到中亞突厥可汗；突厥可汗再派人將他送到迦濕密邏，迦濕密邏國王並派十人為他抄經典。至於他在那蘭陀寺更是「出行乘象，與二十人從，乳酪，石密日足有餘一期之料。」
東印度拘摩羅王更派大批的象與船，溯恆河而上去見戒日王；戒日王為其召開無遮大會，讓他發表〈制惡見論〉，有十八日之久，無人敢膺其鋒。戒日王賞其銀錢三萬，金錢一萬，留居七十五日才允其回國，並派象沿途送到于闐，再由于闐派人馬送回洛陽。至於他回國受到相當之禮遇更不必提了。見冥詳所撰《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T50, p. 220）及其《西域記》（T51, p. 895b-c）。
[8] 法顯在西域及印度途中只有受到「幫助」，看不到他所受「禮遇」之記載。如在高昌「蒙符公孫供給遂遊西南」（T50, p. 857b），他在印度均自稱來自「邊地」（T50, p. 860b, 864c）或稱漢地（T50, p. 860c）。甚至九死一生捨命護經回到東晉，僅受到郡太守留住一冬一夏，到了京城建康譯經，亦沒有受到官式的禮遇、獎勵，乃至八十八歲圓寂時，也未受到褒揚。這可能因為他系北方政權相關的人物，東晉不是他的祖國有關。
[9] 法顯出國時是北方之後秦政權，亦即姚興弘始元年，在那個年代北方政權交替頻繁，是沒有祖國可以依靠的。所以自稱來自邊地、漢地。
[10] 印度人當時尚不知隋之秦王已做了大唐的天子，仍以秦王〈破陣樂〉名聞全印。（T51, p. 927c, T51, p. 895c-896a）。
[11] 張其昀監修，《中國歷史地圖》下冊，「東漢與西北諸國戰爭圖」（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1984年），頁100。
[12] 張其昀監修，《中國歷史地圖》下冊，「張騫通西域圖」，頁40。及《後漢書》卷4，頁2687。
[13] 朱士行為中國沙門西遊之始，於甘露五年（260年）出發，早法顯260年，雖僅及於于闐，未至印度，確為西行之先導。他譯有《放光般若》，並遣弟子法饒送回洛陽，自己仍留在西域抄譯經典，因為當地信奉小乘，禁止大乘經典流入中土，因為「惑亂正典」故。見《高僧傳》卷4（T50, p. 346b-347a）。
[14] 「西周之初……西封季縵於春山（今蔥嶺）……海外諸國旃塗（漢地亦稱身毒Sind）……《莊子》〈山本篇〉之建德國……因祇（Hind）……皆來貢獻。」楊家駱主編《中西交通史料彙編》第1集，第1冊（臺北：世界書局，1983年印行，三版），頁4。
[15] 見《前漢書》卷28，下，地理志；並見楊家駱主編《中西交通史料彙編》第6冊，頁39，即印度西南沿海之shaliyat港。參考註17合浦船步。
[16] 見《後漢書》卷118；及楊家駱主編《中西交通史料彙編》冊6，頁40-42。
[17] 就法顯言，前有班超、張騫、朱士行之北路開拓，2003年6月21日中央社電：廣西合浦縣，古城頭村，發現了西漢時的船步（碼頭），已經證實了《前漢書》所記。南海早有印度西通大秦（羅馬），東通兩漢之商業往來。雖越蔥嶺，往「鐵門」經雪山到犍陀羅則是法顯之處女行。
[18] 從藏經目錄即可對照出來，不必一一轉述。
[19] 從佛教年鑑、年表即可明白，亦不必轉述。
[20] 因周武帝滅法時，玄奘大師約二十六歲，以他求法之願力，不可能無動於衷。
[21] 《解深密經》卷3，「我施設隨法行，菩薩是利根性，由不依法得奢摩地，毗婆舍那故；我施設隨信行，菩薩是鈍根性。」（T16, p. 698c）
[22] 從佛教年鑑、年表即可明白，亦不必轉述。
[23] 他曾幾度在瞻仰聖蹟時，不禁悲從中來，如經祇園精舍遺址處（T51, p. 860c），在耆闍掘山佛說《首楞嚴經》處（T51, p. 863a）。在獅子國，佛化惡龍之城北，佛跡大塔。（T51, p. 864-865a）。而且所參訪之聖跡大都還存在著。
[24] 「是時國（唐）基草創，兵甲尚興，孔釋之道，有所未遑……願入蜀受業，……聽基邏《攝論》，《毘曇》……又入常興大覺寺就岳法師學《俱舍》……驗之聖典亦隱、顯各異，莫之能從，乃誓遊西方。」楊家駱主編，《中西交通史料彙編》冊6，頁321。錄自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1（T50, p. 222a-c）。
[25] 在印度唯識學雖尚有其法脈延續，但均不如玄奘大師在中國傳承之顯赫另創法相一宗。
[26] 張其昀監修，《中國歷史地圖》下冊，「中國高僧入印路線圖」，頁46。
[27] 參考兩位大師所述同一國度之地理大小即可得知，雖然表面上小國林立，但各有其宗主國，例如戒日王召集十八個國王參加無遮大會，召集十八國國王歡送玄奘大師回國，這些國家，都是戒日王的籓屬。
[28] 兩位大師所參訪雖是同一國度，其前、後國家之興衰，幅員之大小均不一定相同；所以在宗教之信仰上，也有變易，如以烏長國（烏仗國）為例：法顯所記有五百僧伽藍，皆小乘學（T50, p. 858a），到了玄奘所記則是「異教雜居，重佛法，教奉大乘，舊有一千四百僧伽藍已荒蕪。」（T50, p. 882b）
[29] 法顯遊印時代，印度已沒有著名之佛教傳習所，也沒有有名的法師，他僅在巴連弗城，摩梨帝國及獅子國等三個國家學梵文，抄寫部份經、律；適小乘漸衰，後期大乘復興之時。玄奘大師遊印時那爛陀寺已是人才匯集，為唯識學之重鎮。
[30] 從其遊記字裡行間即可看出：法顯西行之目的是搜集律藏；但其足跡所行均是循聖蹟巡禮，以記載聖蹟為主，他遊印時與佛世相去不過是幾百年，所遊、所記很多處所特別指出「今猶在，今亦在」……可見其朝聖心懷之深刻。
[31] 楊家駱主編，《中西交通史料彙編》冊6，「中國西行求法高僧傳」，頁274-421。北宋初，政府派遣僧人往印度求法，太祖、太宗欲仿唐太宗之盛業，特建譯經院（頁422），有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頁423）此一時期印度佛教已衰，又無新的佛教文獻及著名的佛教大師，所以毫無可述。
[32] 同註13，朱士行自己留在于闐抄寫經典，先派遣弟子送回洛陽，已取得梵書正本九十章，他自己死於于闐，年80，弟子為其就地建塔，法益建塔後返回洛陽告知朱士行事。見《高僧傳》卷4（T50, p. 274）。
[33] 梅氏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後，於中央日報撰文自我解嘲地說：「只要有決心，天下無難事，包括做一個老童生在內」。
[34] 法顯大師所攜回之經典：《摩訶僧眾律》、《薩婆多眾抄律》（十誦律）、《雜阿毘曇心》、《方廣般泥洹經》。在獅子國又抄得《彌沙塞律》，又得《長阿含》、《雜阿含》和《雜藏》等。
[35] 玄奘大師攜回經典共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譯出之經典主要除《大般若經》六百卷外，其他如《瑜伽師地論》、《俱舍論》、《攝大乘論》、《阿毘曇論》已在國內流傳，而且，他已在國內聽講過，甚至自己也講過數次。
[36] 在法顯前只有張騫到達中亞撒馬爾罕，未能南下「鐵門」，只有鐵索，陡削狹窄的通道，僅能容單身通過，不適合軍隊通行。《法顯傳》云：「九驛所設，漢之張騫，甘英皆不至此。」又說：「其山唯石，望之千仞。」（T50, p. 858a）玄奘說：「石壁為鐵色，故稱（鐵門）。」（T51, p. 872a）。
[37] 楊家駱主編，《中西交通史料彙編》冊6，說明在兩漢時，中國早已與印度通航。頁34-36。
[38] 張其昀監修，《中國歷史地圖》下冊，「明代鄭和航海圖」其第六，第三次從東印度到獅子國至返國路線與法顯是相同的，頁53-54。亦參見同書，「中國高僧入印路線圖」法顯之路線，頁48。
[39] 「遂韜光混跡，變易儀相，或入諸酒肆，或過屠門，或習術談，或隨廝役，人問之曰：師是至人何故如是？師曰：我自調心，何關汝事？」見《景德傳燈錄》卷3（T51, p. 221a）
[40] 梁武帝撰有《出要律儀》十四卷，通令全國寺廟一體遵行，因應儀律，命法超為都邑僧正，他到天監（502年）中，日唯一食，食止菜蔬，並作〈淨業賦〉。摘自《南史》卷617〈武帝本紀〉。
[41] 「佛告迦葉：真實我者是如來性，當知一切眾生悉有，……一切眾生亦復如是，各各皆有如來如來之性。」（T12, p. 883b）
[42] 永嘉之亂後，中原失陷，北方各州郡大多先南遷，為東晉政權之支柱，如琅琊王姓、陳留謝姓、洛陽祖姓、譙國桓姓、穎川瘐姓，以後更有政權之中心人物桓氏（402-405年）一度篡晉未成。見林達禮《中華五千年大事紀》（臺北：大學出版社，1900年出版），頁89。
[43] 《穆天子傳》是晉人從戰國魏襄王卷中發掘的先秦古書，記載周穆王駕八駿馬北經流沙，西登崑崙，見西王母的故事。
[44] 《山海經》相傳為伯益所撰，書中多有夏、商、周地名，一般學者認為成書於周、秦之間，記有山川、部族、物產、花木鳥獸、風俗，也多怪異志。《四庫全書》列為小說家類。與《佛國記》多屬遊記性質。魏晉之世，文風均盛，法顯生於當世亦應受到薰習，寫出他的《佛國記》。
[45] 干寶（？-336年）字令升，新蔡（河南）人，永嘉五年（311年）渡江傳有《搜神記》。與陶淵明、謝靈運均為東晉之文學家，都早於法顯數十年。法顯西行前一直住在北方，是否能讀到南方之著作不得而知。
[46] 法顯以後，另有兩部有名的遊記：一為鄔道元（？-527年）之《水經注》，一為北魏酈道元撰《水經注》，其中有二十餘處引用《佛國記》。一為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北魏在洛陽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座寺廟，記當日洛陽之繁華，亦如法顯之情懷所記；但對於昔日帝王之腐化亦多著墨。
[47] 《四書》〈孟子先進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