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佛教遇見耆那教

（一）從印度學背景看佛教

佛教崛起於西元前二千五百年前印度恆河流域的沙門思潮，成為那個時代新興宗教傑出的後起之秀，傳播過程必然與其他宗教相遭逢。這些與佛教往來論辯互動的其他宗教思想裡，佛教聖典大致分為兩大陣營，一是印度宗教傳統主流的婆羅門教，一是強烈批判婆羅門教之宗教合法性的新興沙門集團。佛教於與這些他者宗教相遭逢的歷程裡，不僅獲得反思與創覺地建構自身思想與教學傳統的機會，從而也形成佛教教團的組織與倫理。若是如此，佛教初興當時如何與其他宗教之間的往來互動，如何以對方為借鏡來建構佛教自身宗教的傳統，這些問題值得留意。

此中，佛教被視為是當時沙門思潮中的一股新興宗教運動，他與沙門集團的其他教派雖然同樣批判婆羅門教，但是彼此也存在某種程度觀摩借鏡、互為批判甚至是宣教兢爭的關係。這種關係對於佛教自身宗教傳統在思想與教團組織的形成上多多多少起著刺激，當我們探討佛教如何在當時印度宗教環境逐漸建構佛教自身的宗教傳統之問題，自然不能輕易忽視沙門思潮對於佛教帶來的影響。[1]

初期佛教聖典記載的「六師」即是當時沙門集團的重要思想家代表，他們與佛教思想存在著差異，因而也被佛教聖典稱為「外道」。六師包括「富蘭那迦葉（Purana-Kassapa）、未迦梨俱賒梨子（Makkhali-Gosala）、散惹耶毘羅坻子（Sabjaya Belatthi-putta）、阿闍多翅舍婆羅（Ajita-kesa-Kambala）、迦尼陀迦旃延（Pakudhakaccayana）、尼乾陀若提子（Nigantha Nataputta）」，這些皆是佛陀時代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著名哲學家，與釋迦牟尼同樣被各自崇敬與追隨的弟子尊稱為「世尊」。[2]

然而印度歷經二千五百年來的「宗教競爭」或「宗教融合」的過程，與種姓制度共構甚深的婆羅門教仍是當今印度教主流，

p. 182

但是當時包括佛教在內的沙門思潮卻未必這般幸運。六師中流傳至今日印度而仍有明顯教團活動者當屬尼乾陀若提子一系[3]，演化為現今的耆那教（Jainism）[4]；至於佛教雖然蓬勃發展於異文化國度，卻一度徹底毀滅於印度本土，或改頭換面以變式的印度教思想型態，封存於印度人民的神話想像裡。[5]儘管如此，佛耆兩教退居印度宗教舞台的邊緣，

p. 183

但是他們仍不失為佼佼者，對於印度思想帶來不可磨滅的卓越貢獻。

從現今發展地域與思想演化的大角度觀之，當時沙門思潮碩果僅存的兩種宗教不同處在於，耆那教後來的發展僅限於印度地域，因而它可視為是印度本土宗教，佛教則融入更多異國文化的思想元素而被轉型為具有國際視野的世界宗教性格；然而兩者相同處在於，同樣無法擺脫主導印度文明的印度教化介入與邊緣化的影響[6]，往往也被治印度哲學思想的當代學者視為是「非正統解釋」，或者更明白說即是「異端解釋」。[7]

（二）佛耆兩教互動

特就佛耆兩教而言。雙方實際興起與發展的時代重疊，彼此宣教範圍也相近，不僅佛耆兩教教祖同樣出身為剎帝利種姓（王族），彼此帶領的教團亦在相同的社會基礎與環境成長與茁壯。甚至佛耆兩教教理相似且宗教術語相同[8]，教祖的生涯與傳記類似，共通的神話也不少。以宗教術語為例，佛教與耆那教皆稱呼自己的宗教聖典為「阿含」[9]，也同樣以佛陀（覺悟者）、耆那（勝者）、大雄（偉大的英雄）、如來、阿羅漢、世尊等詞作為各自宗教究竟解脫之聖者的稱謂。兩教創教之初同樣使用地方俗語宣教──後來的原始佛教聖典結集與整理為巴利語，耆那教聖典最初是以安達摩伽陀語（Ardha-Magadhi）集結而成，後來梵語反而成為佛耆兩教聖典的重要媒介，兩教聖典語言皆由地方俗語發展至梵語。再者教團組織也相當類似，兩者皆以出家修行僧為中心，在家信眾則是歸依與護持出家僧眾。

從這些地方再深入教義實踐與教團型態細細對比，彼此宗教文化共構甚多，

p. 185

學界戲稱兩者為「姊妹教」並非沒有原因。[10]佛耆兩教在許多面向具有顯著的共通性，甚至西方學界在印度學研究的初期，將耆那教誤解為佛教的一個支派。[11]這種誤解除了顯示佛耆兩教具有高度類似性，也意味著從事佛教研究的同時，對於耆那教有瞭解的必要。透過佛教對耆那教的詮釋，就能觀看耆那教如何被佛教理解；反之亦然，透過耆那教對佛教的詮釋，就能觀看佛教如何在耆那教中被理解。這種雙向或多向理解的態度，對於嘗試理解的對象，將起著多角度的解讀視域。[12]

問題在於：初期佛教聖典所見佛耆兩教僧信二眾的往來論戰案例不少，雖然往往是耆那教主動挑釁而佛教被動迎戰，

p. 186

但是因為敘事情節與資料鋪排皆是佛教文獻單向的主導，唇槍舌戰幾個回合後的勝利也永遠是佛教這一方。這種觀點或可允許為佛教聖典編輯者的主觀理想期待，但是在缺乏耆那教聖典論據的對比下，要視佛教聖典所載內容為客觀歷史真實，就不免淪為濃厚護教之嫌疑。若能暫時擺脫佛教聖典內部的單向思維與封閉性的護教觀點，轉而提昇至較高的印度學背景從宗教際既存的互動與競爭關係，重新省察佛教聖典所載的佛耆兩教辯論背後潛藏的意義，或可提供另類思考前述問題的空間。如此一來，初期佛教聖典竟究如何描述這些相同時空和社會背景的耆那教徒，進而在兩者的往來關係中呈現何種宣教的詮釋學策略，這個耐人尋味的問題值得在佛耆兩教教理同異與虔誠宗教信仰的範圍外略作思索。

（三）神聖媒體的詮釋效應

思索前述問題，也宜深入瞭解：佛教聖典作為一種神聖媒體必然有其因應各種處境問題的詮釋效應。佛陀長年宣教，佛弟子也以集體運作的分工合作方式，將佛陀的教導輾轉口傳教授，更透過傳承與編輯，後世終於以書寫文字型態凝聚而成為今日佛教聖典。就「身、語、意」的連繫關係而言，「意」是隱而未現的主導與先趨，透過「語」與「身」才能解讀端倪；「語」是一經表達即消逝無形，透過「身」（書寫、記錄）才能落定確鑿為歷史中可見的遺跡。現今以書寫型態呈現的佛教聖典，不僅承載佛語的口傳教學傳統與其內蘊之佛意，它亦是普遍意義下可見的佛陀教導之「載體」，更成為佛教宣教傳播最重要的「神聖媒體」（holy media）。

佛教聖典作為一種神聖媒體，主要功能除承載與傳播佛教教學傳統外，也反應佛教初興以至於聖典集成以來的「歷史情境」，從而它也需要一套解釋系統或模式對於歷史情境所引發的種種問題提出解釋。歷史情境固然與過去的經驗事實相指涉，但是佛教對應的解釋模式則與「經典編輯者的詮釋性」相指涉，這個部份旨在對於佛教宣教歷史遭逢的所有問題，尋求佛教向度下的合理化的解釋。然而必須提醒的是：事實上，過去並非如實地再現，過去往往是基於現狀的需要而被重新建構地保留下來。[13]佛教聖典所記載的過去，與佛教聖典集結那時的現狀所需求的解釋模式相關，

p. 187

它反應當時現狀的需求，而以當時集體佛教傳統能接受的方式被重新建構與保留，從而也表達當時佛教內部主流觀點的詮釋向度。我們必須對這點多多瞭解。

礙於篇幅與筆者的學力，這篇短文當然無法全面回答前述問題以及對比佛耆兩教聖典詳細內容。在前述思考下，本文隨後透過南北傳初期佛教聖典的記載，首先指出同處印度沙門思潮中的佛耆兩教彼此的關係。其次，就初期佛教聖典的幾個宗教競爭案例，解讀隱於佛教聖典中伴隨宗教競爭關係而來的詮釋效應等問題。最後，則是本文的反省與結論。

（一）耆那教祖與佛陀

耆那教作為古代印度沙門思潮的宗教，當然有實際的創教者與追隨者所形成的出家僧團，若再加上護持與信受耆那教的在家眾，就構成耆那教的教團。初期佛教聖典稱呼當時耆那教實質的宗教導師為「尼揵陀若提子」（Nigantha Nataputta），也因而簡稱追隨他的出家沙門為「尼揵子」[14]，至於僧團外部則是許多信受尼揵陀若提子教化的在家信眾，他們同樣活躍於佛陀住世的時代，與佛陀暨佛教徒存在著互動。[15]

p. 188

以思想史觀之，耆那教（Jainism）最初產生於婆羅門教相對立的「沙門」思潮中。相傳此教有「二十四祖」，但除第二十三祖「巴濕伐那陀」（Parwvanatha）和第二十四祖「筏馱摩那」（Vardhamana）外，其餘均為傳說中之人物。一般認為耆那教的創始人實際為筏馱摩那，此人即沙門思潮中著名「六師」之一的尼揵陀若提子（Nigantha Nataputta）。巴利語Nigantha是由Ni（離開）與Gantha（繫縛）兩字組成，意味著「已經解脫繫縛者」，至於巴利語Nataputta是由Nata（若多族）與putta（男子）兩字組成。「尼揵陀若提子」這個稱呼與成佛後的希達多太子被稱為「釋迦族的聖者」（釋迦牟尼）頗為類似，它與宗教稱謂和種族出身有關，意即「若多族的解脫者」。[16]

事實上「尼揵」（Nigantha）也是古印度既已存在的一個宗派的名稱，他加入此派並改良其學說後而成立耆那教。耆那（Jaina）意即是「勝者」或「修行圓滿者」。耆那教教徒自稱己派的教導為「勝者之教」。[17]凡是能夠完成宗教修行的人，即是戰勝一切煩惱敵的勝者。佛教也同樣稱戰勝煩惱的人為勝者（耆那），佛教聖典也經常稱呼佛陀為勝者。其實「筏馱摩那」（Vardhamana）才是尼揵陀若提子的本名，巴利語Vardhamana意即「光榮者」。

p. 189

[18]但是耆那教徒認為這位教祖成就的覺悟相當偉大，因而習慣尊稱他為「大雄」（Mahavira），意即「偉大的英雄」。佛教聖典也使用過「大雄」這個詞形容過佛陀，這似乎是當時各個宗教對於偉大宗教家的一般稱呼，後世這個詞則往往專指耆那教的教祖。

相傳大雄為公元前六至五世紀人，生於印度吠舍離的一個剎帝利種姓的家庭。三十歲時出家修行，四十二歲成道開始傳教，主要在古印度的摩伽陀國、拘薩羅國等地宣講教義和發展教團，七十二歲時去世。印度耆那教白衣派重要經典《劫波經》（Kalpa Sutra），提到大雄那個時代印度各國的名稱，也提到耆那教二十四代教祖的生平和歷代傳承，並記載僧人在雨季安居節期間應遵守的規定。該經對於耆那教祖大雄生平介紹的篇幅最多，經文的（121）段提到大雄證悟解脫煩惱繫縛而成為「勝者」（Gina）、「阿羅漢」（Arhat）與「全知者」（Kevalin），他擁有全知的能力，不僅清楚知見所有世間、天神、人與魔等等狀況，也能洞察他們從何處來與何處去，將來將轉生到人道、畜生道、天道或地獄道（upapada），甚至他也具有他心通的智慧，能解讀眾生心中所思所想的內容。[19]這種神通能力的描述似乎與佛教聖典記載佛陀證悟的「三明」頗為接近。[20]

大雄與佛陀是同時代人物，可以從當時特定的歷史事實說明。在他們開始展開各自的宗教導師與宗教改革者的生涯時，摩伽陀國正處於頻婆娑羅王與阿闍世王兩位先後的當政時期；當時的鴦伽國緊鄰著摩伽陀國，至於吠舍離的跋耆族與離車族，以及拘濕那羅和帕伐的末羅族，兩者相互聯盟。那時的拘薩羅國由波斯匿王當政，

p. 190

至於迦尸國則緊鄰著拘薩羅國。耆那教《劫波經》的（128）段提到大雄進入涅槃後，印度十八個大國國王感嘆這個世界的智慧之光已逝，為了表達他們最虔誠的敬意與尊重，於是在新月的布薩日齋戒，各國皆燃燈緬懷這位精神導師以及照亮這世界的黑暗。[21]

這些王國的國名如迦尸（Kasi）、拘薩羅（Kosala）、末羅（Mallakis）、離車（Likkhavis）等皆與佛教聖典記載的國名相同。與大雄相關的傳記更提到摩伽陀國的無畏王子，他是初期佛典裡摩伽陀國頻婆娑羅王的兒子，也是阿闍世王子的兄弟。若按照佛教聖典《M 58經》《無畏王子經》的記載，無畏王子（Abhayarajakumara）原先是親近耆那教尼揵子教團，後來他在尼揵若提子（離繫若提子）唆使下前往與佛陀論辯，未料最後卻歸依佛陀成為佛弟子。

可是若按照耆那教觀點的說法，不僅無畏王子是耆那教大雄的虔誠弟子，甚至連無畏王子的父親摩伽陀國王也是耆那教的虔誠弟子。耆那教文獻提到摩伽陀國王名為室萊尼迦王，這與佛教文獻的頻婆娑羅王（Bimbisara）稱呼不同，但是就無畏王子的親子關係而言，頻婆娑羅王與室萊尼迦王應該是同一人，只是兩教稱呼不同。相傳摩伽陀國的室萊尼迦王原來不相信耆那教，認為這些耆那教的苦行者不過是在行騙術，他放出五百隻獵犬咬苦修中的耆那教出家人，但是當他看到獵犬都馴伏地臥在耆那教出家人的腳下，反而被修苦行的耆那教出家人的慈悲深深觸動，最後他成為虔誠的耆那教徒，與他的兒子無畏王子一樣都成為大雄的弟子。[22]將耆那教關於這兩位王室成員的記載與佛教聖典的觀點作對比，彼此說法頗不對稱。[23]該如何解讀佛耆兩教彼此分歧的詮釋觀點，

p. 191

這是值得思考的問題。[24]

大雄比佛陀年長，亦比佛陀早逝些時。相傳大雄逝世後，耆那教僧眾彼此為了爭奪教義解釋權而導致彼此的鬪諍與分裂，使得大雄的在家弟子對於耆那教僧眾產生厭惡。這段歷史記載在佛教聖典的《中阿含196經》裡，沙彌周那提到當時的情況：

彼波和中有一尼揵，名曰親子。在彼命終，終後不久，尼揵親子諸弟子等各各破壞，不共和合。各說破壞，不和合事，鬥訟相縛，相憎共諍。我知此法，汝不知也。汝知何法，如我所知。我齊整，汝不齊整。我相應，汝不相應。應說前而說後，應說後而說前。我勝，汝不如。我問汝事，汝不能答，我已伏汝，當復更問。若汝動者，我重縛汝，更互憍驁，但求勝說，而無訶者。尼揵親子若有在家白衣弟子，彼皆厭患此尼揵親子諸弟子等。[25]

（二）佛耆兩教的歷史事件牽引

前述的「波合」（Pava）城，它是末羅國（Malla）的重要城市之一，也是耆那教教祖滅度與耆那教僧眾諍訟的地方。當沙彌周那結束在波合城的結夏安居之後，他前往跋耆國舍彌村（Samagama）將這個重大的消息告訴阿難與佛陀。耆那教教祖大雄的滅度與其僧團的紛諍是當時印度宗教界的大事，對學習佛陀教導的他也帶來相當程度的警策與憂慮。沙彌周那在《中阿含196經》提到：

世尊！我聞此已，恐怖驚懼，舉身毛豎。莫令有比丘於世尊去後而在眾中起如是鬥諍，謂此鬥諍不益多人，多人有苦，非義非饒益，非安隱快樂，乃至天人生極苦患。[26]

沙彌周那擔心佛教僧團在佛陀滅度後會出現耆那教團同樣的危機，這種憂心也未雨綢繆地紛紛在佛弟子間蘊釀起來。

隨後，佛陀不僅開示如何止熄諍紛的「七止諍」教導，弟子們也同時變得更為積極地結集法與律來保存佛陀教導的正確性。《長阿含9經》提到舍利弗得知耆那教祖逝世與其教團分裂一事時，立刻警覺到佛陀滅度後的佛教教團可能會遇上同樣的危機，因而必須在佛陀尚未滅度前，將歷來佛陀教導的法與律加以結集，以防未來的諍訟造成教團分裂。[27]該經經名為《眾集經》即是以耆那教諍訟事件作為負面教材，強調正確結集佛陀教導的法與律將可避免教團未來的諍訟，隨後一一條列地進行法數結集，並以佛陀的印可強化舍利弗結集法數的用意。從這點而言，耆那教教祖的逝世與教團的紛諍並不是一個孤立的宗教事件，同處印度宗教現場的佛教也從這場風波中學到危機管理的功課。佛教以耆那教為借鏡，反省自身宗教傳統建構過程裡可能遇到的問題。

（一）佛教向耆那教徒宣教

前述的《中阿含196經》裡，沙彌周那只提到耆那教祖的逝世卻未言明他的死因，但是《中阿含133經》更藉著尼乾弟子優婆離居士徹底改宗佛教的故事，指出尼乾子若提子的死因與佛耆兩教當時激烈的宗教競爭有著連帶關係。該經經名為《優婆離經》，地點是那難陀的波婆離奈林，出場人物有佛陀、長苦行尼揵、尼揵親子與本經的主角人物優婆離居士。

經文大致提到：長苦行尼揵前往拜訪佛陀，進而指出關於身口意三業的義理討論裡，尼揵親子最重視「身」，佛陀則最重視「意」；優婆離居士從尼揵處聽到轉述的觀點後，自告奮勇前往挑戰佛陀與護衛尼揵子的教法，未料幾番辯論後卻反被佛陀的教導所折服，

p. 194

竟然成為一位熱心護持佛教（且相當程度排斥他教）的佛教徒。[34]優婆離居士歸依佛陀的消息傳開，尼揵親子率著眾人前往詢問究竟，卻未受到他應有的尊敬與對待。如《中阿含133經》《優婆離經》提到：

尼揵親子問曰：「居士！汝以何意稱歎沙門瞿曇耶？」優婆離居士報曰：「尊人！聽我說喻，慧者聞喻則解其義。猶善鬘師、鬘師弟子採種種華，以長綖結作種種鬘。如是，尊人！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有無量稱歎，我之所尊，以故稱歎。」說此法時。優婆離居士遠塵離垢，諸法法眼生。尼揵親子即吐熱血。至波和國。以此惡患。尋便命終。[35]

此處可知，佛教觀點認為尼揵若提子的死因與優婆離居士改宗佛教的事件相關，以致鬱鬱寡歡口吐熱血，最後行至波和國（Pava）不久便命終身亡。[36]

尼揵親子滅度於波和國該地一事亦見於耆那教聖典的傳說，但是是否尼揵親子的死因與宗教競爭失利導致吐血死亡相關呢？由於耆那教教典籍並未提到與此相對應的「吐血死亡」

p. 195

說法，我們也無法從現有的宗教典籍與遺跡去還原歷史的事實，確切的考據存在著困難。至於佛教聖典的片面記載，可以視為是單方面的主觀意見與理想期待，與客觀歷史事實陳述應該還有一段距離。至於當代神話學者從耆那教文獻來轉述耆那教祖的最後進入生命大涅槃的階段，卻提出不同於佛教觀點的氣象，兩相比較之下彼此解釋的差異實在是過大。[37]

佛教將尼揵親子的吐血死因歸諸於耆那教宣教的失敗，藉此高舉改宗後的佛弟子宣說正法降服外道的威力，其中重點或許在於：「佛教與同屬沙門思潮的耆那教共處重疊的宣教場域，在社會資源有限與宗教競爭的壓縮下，彼此勢必產生強烈推擠效應，其影響的結果自然會具曲折地投射在作為神聖媒體的佛教聖典裡。」換言之，佛教聖典關於佛教與他教之間宗教競爭的敘述，並不全然是「歷史事實」的樸素描述，而是更近於「歷史詮釋」的主觀鏡映。我們看到的，只是別人要我們看的（What we see is that the other want let us see）。在這情形下，猶如閱讀清朝官方寫的明朝史，或者閱讀明朝遺臣寫的明朝史，總得指出不同的前者的「前理解」恆作用於後者的事實，某種持平而中肯的理解與認識才能開始。

這個觀點並非惡意地否定佛教解脫思想的深刻見解，而只是增加從其他觀點來分析佛教傳統構成過程中的某些可能被曲折甚至是隱蔽的事物，以便能對前者產生澄明的作用，或者再產生其他見解。猶如看得見的冰山是由看不見的冰山底下所支持，「看得見的部份」是由「看不見的部份」所支持。不僅要憑藉佛教經典的表面文字佐證前述觀點，我們也要充份借用看得見的文字，深探其背後底蘊之意義的可能性。能大量分析初期佛教聖典有關與外道互動往來的經文，

p. 196

或是仔細分析這些強烈戲劇性格經文裡諸角色的對白，不難讀出佛教聖典編輯者的解釋機制。

當《優婆離經》提到優婆離居士的自告奮勇前往與佛陀論戰，尼揵親子讚歎他的勇氣與道心；但是長苦行尼揵不僅再三地反對優婆離居士此舉，甚至提醒尼揵親子關於佛陀擅長度化他人的事實。隨後《優婆離經》提到：

長苦行尼揵白尼揵親子曰：「我不欲令優婆離居士往詣沙門瞿曇所。所以者何？沙門瞿曇知幻化咒，能咒化作弟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私。恐優婆離居士受沙門瞿曇化，化作弟子。」尼揵親子語曰：「苦行！若優婆離居士受沙門瞿曇化作弟子者，終無是處。若沙門瞿曇受優婆離居士化作弟子者，必有是處。」[38]

這段佛教經文不僅暗暗諷刺尼揵親子過度評估自身宗教的優越性，更反諷身為老師的尼揵親子缺乏其弟子長苦行尼揵憂心可能流失信眾的先見之明。

事實上，一旦宗教信眾流失，相對宗教教團食衣住行四資具的日常供養也會跟著匱乏，這點從經文情節隨後的鋪排看得更為清楚。當歸依佛教的優婆離居士對於佛陀的謙遜風範生起極大恭敬心，更對於自己原有的耆那教信仰生起厭離感，一度生起 「從今日始，不聽諸尼揵入我家門。唯聽世尊四眾弟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入」的想法[39]，不再樂意接觸與布施尼揵教團。最後雖然在佛陀勸說下暫時打消這個念頭，但是優婆離居士仍以近於捉弄與羞辱的態度，藐視登門拜訪的諸尼揵。這與他先前自告奮勇前往與佛陀論戰，積極護衛尼揵親子的教法的行為相比較，前後兩種行為表現實在是天壤之別，優婆離居士宗教性格的質直率性可見一般。

整體說來，佛教聖典編輯者的這種鋪排或許有意將尼揵親子吐血鬱鬱而終的死因，歸究於無法接受優婆離居士改宗佛教前後判若兩人的戲劇化轉變，藉此貶抑耆那教教祖的劣遜，進而揚舉佛陀教導的殊勝性。這種詮釋手法要說不存在著佛教單方面的宣教利益考量在其中，恐怕很難說得通。況且若說耆那教徒心目中這位「離繫一切煩惱」的偉大宗教導師，竟然會為了無關生死解脫的面子問題吐血鬱鬱而終，

p. 197

除了匪夷所思外，當然也與耆那教認定的理想教祖形象有所悖反。但是姑且撇開前述記載的真假問題，整部《優婆離經》相當程度地指出同處於相疊宣教場域的佛耆兩教彼此存在著宗教競爭的現象，這反而更是值得重視與發掘的事實。佛耆兩教存在宗教競爭的歷史事實，自然也被曲折地表現在後來結集的佛教經典。

（二）耆那教向佛教徒宣教

雙向而言，不僅耆那教徒可能改宗佛教，佛教徒也可能改宗耆那教。事實上初期佛教聖典對於後者也提出妥善的對策，並且盡量不讓佛教聖典出現佛教徒改宗成功的案例。除了《優婆離經》這類敘說「耆那教徒改宗佛教」外，另一類相對襯的經文則敘說充滿智慧的佛教徒不會改宗耆那教的故事。其中以《雜阿含574經》最為著名，該經的巴利對照經為《S 41:8》，經名為《尼乾陀經》（Nigaṇṭha Sutta），主要出場人物是質多羅長者（Citta gahapati）與耆那教教祖尼揵若提子。[40]

《雜阿含574經》主要敘說尼揵若提子想要誘惑質多羅長者為弟子，未料反而被對方折難。如經首提到：

一時，佛住菴羅聚落菴羅林中，與諸上座比丘俱。時，有尼犍若提子與五百眷屬詣菴羅林中，欲誘質多羅長者以為弟子。質多羅長者聞尼犍若提子將五百眷屬來詣菴羅林中，欲誘我為弟子。聞已，即往詣其所，共相問訊畢，各於一面坐。[41]

隨著幾番論辯後，尼揵若提子被質多羅長者「以彼之矛，攻彼之盾」的問難而慘遭落敗，如同經末提到： 「於是尼揵若提子息閉掉頭，反拱而出，不復還顧」。從前後經文得知，當時尼揵若提子率眾前往佛陀所住的菴羅聚落菴羅林，目的不是探望佛教教團導師的佛陀，卻是為了引誘質多羅長者改宗為耆那教徒，結果卻是自食惡果落荒而逃。

不過《雜阿含574經》提到佛耆兩大宗教導師聚在相同處的說法極可能是需要澄清的。如果佛耆兩大宗教領袖率眾群聚在同處場所，這鐵定是印度宗教界當時大事，

p. 198

按照兩方對陣「擒賊先擒王」的道理而言，預期程序應該是兩教領袖展開義理論辯，不然禮貌性地會面拜訪問候或者先投戰書再另擇他日論戰亦是相當合理。一旦彼此進行宗教對話與實質交流，兩方宗教的口傳信史更應該有些記錄。如果兩大宗教領袖同處菴羅林卻又沒有機會進行法談與論辯，這實在是很難想像。

至於對應的巴利經《S 41:8》與鄰近經群則有比較合理的鋪排，它們並未提到當時佛陀住止於何處，只提及尼揵若提子與質多羅長者會面地點是名為「摩叉止陀山」（Macchikāsanda）的小鎮，它位於迦尸國境內，也是質多羅長者的故鄉。根據巴利註解書的記載，質多羅長者將小鎮一處的「菴羅林」（Ambatakavana）布施給佛教僧團，經典提到質多羅長者經常與比丘在此討論法義。[42]《S 41:9》的《裸形經》（Acela Sutta）更提到，當尼揵若提子與大尼揵僧團抵達摩叉止陀山，質多羅長者得知自己的舊識老友「裸形迦葉」（Acela Kassapa）也隨著僧團抵達，於是他與居士眾前往拜訪相互問候，或許正是這個因緣遇見老友的宗教導師――耆那教祖尼揵若提子。[43]

不管如何，就前述《雜阿含574經》描述的情節，身為耆那教中興教祖的尼揵若提子不直接挑戰重量級的佛陀，卻只敢小裡小氣地挑次要級的角色 「欲誘質多羅長者以為弟子」，最後連非專業宗教師身份的在家佛弟子質多羅長者都無法折服甚至更自取其辱，這若要讓經文閱讀者相信他的宗教智商能說服專業的出家佛弟子甚至是佛陀，罕少有人認同吧！一位佛教的平信徒竟然能以親身的實證經驗暨邏輯論辯的能力折服耆那教徒理想中的偉大宗教導師，這不僅高度誇讚質多羅長者的優秀與睿智，同時也暗示著耆那教宗教導師的無能與無智。此時，兩種宗教優勝劣敗的大勢豈不已在一般閱聽者中定局，而有志於生命理想追尋者該何去何從也自然抵定矣！

事實上質多羅長者的本事不僅止於此。從《S 41:9》經群的前後脈絡看，在尼揵若提子門下出家修行近三十年的裸形迦葉，應是質多羅長者等眾居士年輕時代的鄉里親友。這位少小離鄉老大返的耆那教僧人，將寶貴的青春歲月全部投注在裸形苦修，

p. 199

他的返鄉之旅對於喜歡探討宗教哲理且善於思辨的質多羅長者而言，應該是交流宗教經驗的好對象。舊友重逢幾句問候寒暄，雙方話題立即切入修行證果的討論。隨後這段對話提到：

質多羅長者問言：「汝出家來過二十年，為得過人法，究竟知見，安樂住不？」言：「長者！雖出家過二十年，不得過人法、究竟知見、安樂住。唯有裸形、拔髮、乞食、人間遊行、臥於土中。」[44]

當質多羅長者聽到舊時老友在耆那教團出家，修行二十餘年卻未曾有過解脫安樂的生命經驗，他立即對於尼揵若提子的教法提出相當嚴苛批評： 「此非名稱法、律，此是惡知，非出要道，非曰等覺，非讚歎處，不可依止。唐名出家過二十年，裸形、拔髮、乞食、人間遊行、臥灰土中。」認為老朋友裸形迦葉竟然虛度光陰去學習無法導向解脫的教法。[45]

或許是質多羅長者質直性格與嚴厲批評引起裸形迦葉的震驚，裸形迦葉對於這位舊時俗家的善知識生起幾分想要一探究竟的疑惑，因而也以相同問題回問質多羅長者。《雜阿含573經》的這段對話提到：

（裸形迦葉）問質多羅長者，「汝為沙門瞿曇作弟子，於今幾時？」質多羅長者答言：「我為世尊弟子過二十年。」復問質多羅長者：「汝為沙門瞿曇弟子過二十年，復得過人法、勝、究竟知見不？」質多羅長者答言：「汝今當知，質多羅長者要不復經由胞胎而受生，不復增於丘塚，不復起於血氣。如世尊所說五下分結，不見一結而不斷者。若一結不斷，當復還生此世。」

當質多羅長者分享完自己親身證得阿那含果的解脫經驗，這時裸形迦葉一想到自己拜在尼揵若提子門下裸形苦行，二十餘年用錯方法徒勞無功，不禁當著質多羅長者面前 「悲歎涕淚，以衣拭面」，一時之間百感交集不知如何是好。經文劇情至此立即出現戲劇性的高潮與轉變，原為耆那教僧人的裸形迦葉得到質多羅長的引導與資助衣缽，重新歸依佛教並在上座比丘的剃度下出家，最後更證得阿羅漢。

p. 200

[46]

要說質多羅長者折服耆那教祖的故事是相當奇特的，那麼質多羅長者度化裸形迦葉的故事也同樣不遑多讓。依佛教傳統而言，戒臘為受具足戒以後之年數，僧侶之長幼順序即依戒臘之多寡而定。如《毘尼母經》云：

從無臘乃至九臘，是名下座。從十臘至十九臘，是名中座。從二十臘至四十九臘，是名上座。過五十臘已上，國王長者出家人所重，是名耆舊長宿。[47]

裸形迦葉出家於耆那教團近三十年，可以想像他對於耆那教法的認同與耆那教團的貢獻應有相當程度的水準，設若對比於佛教的戒臘制度也已是三十年上座比丘的尊榮。在佛教聖典的描述中，這位相當於上座比丘資格的耆那教老修行人，向敵論陣營完全繳械投降，彷彿自動馴化般地被佛教的在家平信徒感化，這實在是太神奇了！一般經典的閱聽者不可能不從中看到佛弟子質多羅長者展現佛法實證威力的感召，更不可能不看到佛教徒眼中耆那教教法的荒謬與無智。此時再一次，兩種宗教優勝劣敗的大勢豈不已在一般閱聽者中定局，而有志於生命理想追尋者該何去何從也自然抵定矣！

將《雜阿含573經》與《雜阿含574經》兩經的敘事情節平行討論，可以明顯看到佛教聖典編輯者透過質多羅長者與尼揵若提子暨耆那教上座長老的互動，來「衡量」耆那教在佛教徒心目中的比重。這種「衡量」傾向為佛教徒觀點的耆那教詮釋，卻未必是耆那教徒觀點的耆那教詮釋，更不是印度學觀點的耆那教詮釋。這種「衡量」有其歷史現象簡單描述的客觀面，但是更有佛教徒以其內蘊的「前理解」參與的主觀面，藉此曲折地形塑佛教徒所需要的耆那教形象。重要的是，後者透過前者更為強烈地表達佛教聖典傳統的態度與立場，滿足佛教聖典集結歷程裡當時現狀的需求。

（三）宗教競爭的內容

佛教聖典不乏有這種「衡量」的經文案例存在。這或許可設想新興於印度恆河流域的佛教，隨著熱情佛弟子與日俱增地宣揚佛教，在擴大僧團、教團與教區版圖的同時，

p. 201

也加大與既存於此時此地其他宗教的接觸面，因而需要運用某種詮釋機制略來制衡他者宗教的擴張性，以及解釋自身宗教的正當性。從宗教社會學的觀點而言，宗教發展擺脫不開與社會、經濟因素相互影響的共構關係；社會與經濟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新宗教版圖的擴張運動自然會對相同時空下的既有宗教帶來「推擠效應」，反之亦然。

一般而言，任何實質的競爭也明顯表現在「人、事、時、地、物」五種要素的競取中。佛耆兩教同處「時、地」下的宣教競爭是經典內容所見的既定事實，儘管彼此主要以「事」（義理、神通）的競爭為主軸，但是與宗教存亡和教團利益最為有實質關係的則是「人」與「物」。「人」與宗教信眾爭取有關，這點從原先激進且虔敬的耆那教徒優婆離居士改宗佛教的例子，再從耆那教祖欲說服質多羅長者改宗耆那教的例子，更從質多羅長者成功說服耆那教老修行人裸形迦葉改宗佛教的例子，都可以視為當時印度宗教實況下，佛耆兩教爭取「人」（宗教信眾）的實例。「物」與宗教供養的資具和資源爭取有關，這點從優婆離居士改宗佛教後不再願意布施耆那教僧人的例子看得明白。

或許再舉個例子，更能強化這個觀點。《增一阿含38:11》（增一阿含第38品第11經）傳說著一次佛陀住止在毘舍離城的獼猴池側所發生的事，那時城內人民對佛法有信心，隨個人發心與能力悉將食衣住行所需資具供養佛陀與比丘僧團，並且斟酌自己的時間因緣，受持佛陀教導的八關齋戒。這時六位其他宗教領袖群聚城內一處，對於佛教擴大宣教範圍導致宗教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而心生不滿。如同該經提到：

爾時，世尊遊在獼猴池側。國土人民承事供養衣被、飯食、床臥具、病瘦醫藥。隨其貴賤，各來飯佛及比丘僧，亦受八關齋，不失時節。是時，毘舍離城內，有六師在彼遊化。所謂六師者：不蘭迦葉（Purana-Kassapa）、阿夷耑（Ajita-kesa-Kambala）、瞿耶樓（Makkhali-Gosala）、波休迦栴（Pakudhakaccayana）、先比盧持（Sabjaya Belatthi-putta）、尼揵子（Nigantha Nataputta）等。是時，六師集在一處，而作是說：「此沙門瞿曇住此毘舍離城，為人民所供養，然我等不為人民所供養，我等可往與彼論議，何者得勝？何者不如？」[48]

從這段經文可以清楚得知六師外道群聚一起的原因，正是抱怨自己沒有獲得人民的供養，

p. 202

以致於想挑釁佛陀理論個高下。

當然隨後劇情的發展裡，包括耆那教在內的六師外道，從彼比最初的驕傲吹噓以致於到最後被整得狼狽不堪甚至落荒而逃的描寫，自然都不在話下。其中，《增一阿含38:11》提到尼揵子的自吹自擂：

沙門瞿曇亦是人，我亦是人。瞿曇有所知，我等亦有所知。沙門瞿曇有神足，我亦有神足。若彼沙門現一神足，我等當現二神足。彼現二神足，我現四神足。彼現四，我現八。彼現八，我現十六。彼現十六，我現三十二。恒使增多，終不為彼屈，足得與角力。設彼不受我等論者，即是彼之咎。人民聞已，不復供養，我等便得供養。[49]

尼揵子誇耀自己能以廣大神通迫使佛陀與他論戰進而折服佛陀的銳氣，重新讓六師外道獲得世間大眾的禮敬與供養。

未料經文劇情急轉直下。當輸盧比丘尼[50] 聽到六師外道同聚一處欲與佛陀論戰的企圖，於是她飛昇在虛空中顯現大神通，以偈頌告知在場大眾自己是佛弟子的身份，直接要求六師外道先過她這關。《增一阿含38:11》這段文字相當傳神：

是比丘尼說此語已，六師尚不能仰視顏色，況與論議。是時，毘舍離城人民之類，遙見比丘尼在虛空中，共六師而論議，然六師不能報之，各各稱慶歡喜無量，六師今日屈折於彼。是時，六師極懷愁憂，出毘舍離城而去，更不入城。[51]

經文對比鮮明地描述這六位當時頗負盛名的偉大的男性思想家，全部徹底敗在佛教女性比丘尼的神通下狼狽而逃。此情此境，在古代印度社會極端重女輕男的民風下，

p. 203

要說經文閱聽者會接受六師外道的教導作為今後宗教生命的歸依者，恐怕無有是處。

先不論當時印度宗教歷史的六大沙門集團的宗教領袖是否真的聚會在一處進行高峰會議，僅就佛教經典此處以六師外道「不為人民所供養」一事，引出當時印度宗教界最負盛名的六位大思想家互相私下吐苦水的劇情，即使這樣的劇情是在佛教主觀詮釋下進行，但是這裡強調「宗教供養資源有限」的問題，必然有社會歷史的經驗事實作為佛教經典詮釋與發揮的課題。事實上，「人、事、時、地、物」等五項要素的宗教競爭中，任何一項要素都無法從其他四項獨立開來，宗教競爭的參賽者短少任何一項必導致其中四項的匱乏。當佛教經文提到六師外道無法獲得宗教信眾認同、也就無法獲得四資具供養，一旦神通競賽又輸給佛教的女性宗教師，這時 「六師極懷愁憂，出毘舍離城而去，更不入城」，最後也只能夠拱手讓出宣教地盤，這時過往曾是鮮明清楚的宗教競爭現象，也透過「如是我聞」（evaj me sutaj）的耳聞口述的傳播歷史中，在初期佛典的記載中「曲折」上演。

《增一阿含38:11》這個突顯佛耆兩教競爭下優勝劣敗的明例，雖然相當程度呈現佛教與其他宗教教遭逢下互相較勁的歷史事實，但是重點更在於它提出佛教徒模式（而非耆那教徒模式）的詮釋與說明。這樣的詮釋方式並不是佛教聖典的特權，它也或強或弱普遍地顯示於任何宗教聖典裡。它與佛教正法的本質關係不大，倒是與佛教宣教的起信作用關係較深。

在印度不斷上演的宗教競爭中佛教當時是否永遠勝出呢？如果這個答案在佛教聖典裡永遠是「是」，但是恐怕也不見得「是」的很輕鬆愉快。隨著佛教版圖擴大，佛教徒接觸其他宗教教法的機會也相對增加，面對異教「教理」的刺激與異教「神異現象」的炫染，也讓某些部份信心不足與心喜獵異的佛教徒猶如「宗教遊牧民族」般地徘徊在還俗或脫教的邊際。這種情況不是零星個案，較為常人熟知的除提婆達多（Devadatta）所強調「五種苦行」的觀點極可能受到耆那教教理影響之外[52] ，為追求宗教神異能力而擺盪於諸宗教教法下的善宿比丘（Sunakkhatta）

p. 204

也是一例。[53]就此看來，佛教與耆那教或異教之間的宗教競爭，並非永遠立於不敗之地，僅管這些敗勢未見於佛教聖典的美好敘事中，但是佛教逐漸在印度教化過程中，被汰換掉本質以致於消亡於印度歷史，這卻是個不爭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