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對中日文化影響之比較

(一)日本

洪積世初期，日本群島部份與大陸連接，至第四洪積紀時，因阿爾卑斯山之造山運動到洪積世初期，約距今一萬年前始從大陸分離。在日本所發現之新石器文化與大陸之新石器是同一文化。

日本與大陸中國各民族同屬烏拉山，阿爾泰語系（Ural-altaisch sprach）。《史記‧吳泰伯世家》：「泰伯奔荊蠻，文身斷髮。」日本亦有文身之俗，藤原兼原、中巖圓月等學者認為日人是「泰伯」之苗裔。 [4]至於秦人於西元前219年率童男童女入海求仙，定居日本已是不爭之史事。

中國最早記載日本之文獻為《山海經》稱倭：「蓋國在鉅燕，南倭、北倭屬燕。」次為班固《前漢書‧地理志》西「夫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百餘國。」這與日本史是一致的，日本到「大和朝廷」才有賴統一的政權。至早亦只是西元413年的事。

中國文獻上為何稱日本人為「倭」，迄無文獻可據；唯蝦夷人稱為倭奴（ainu），如僅讀重音 “AI” 即是「倭」；還有日本人立意講話之前，至今尚習慣先說一句阿諾（anou），也近「倭奴」之音·這只是筆者個人之假設而已。根據東初法師：「孝德天皇大化元年（645年），宣詔萬國，始稱：『明神御宇，日本天皇』。......仍以漢字之名為限，至於其國人之訓讀仍為 “ヤムト”，亦即邪馬台之意。至唐玄宗天寶11年（752年），始由大倭國與大養德之訓讀，改為漢字同音之「大和」，所以後來之大和民族，其實仍都從『大倭』演變而來。」 [5] 由此可知「大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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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都是中國《六書》中「形聲」而得，與筆者之設想若合符節。

中國文化大量傳入日本是在「飛鳥時代」，聖德太子攝政的時期。又稱之為「大化革新」。在這之前為「大和朝廷」。其統治不靠成文法典，而賴自然發展的社會組織之「氏姓制度」。氏之首長為「氏上」（Ujino kami），由豪族「氏上」聯合組成政權。所以汪公紀說：「那時日本的君主實際上也沒有什麼幹頭！古代日本以職業來分姓，大概有八種姓：曰臣、連、君、別、直、首、造、史。而以臣、連、君為最高的階段。臣司行政，連是軍人，而「君」則管祭祀、事鬼神。」 [6] 總之，日本已有了政、治制度之基礎。

這一時期在國力上與朝鮮半島之「百濟」、「新羅」互有消長。在文化上僅有「古墳文化」，可以看出當時統治者之生活：「埴輪」（haniwa）的種類有人物、動物、住宅，住屋有主屋、副屋、倉庫。殉葬品中，貴族有由中國大陸技術燒成的硬質土器，稱為「須擊器」（sueki）；而一般庶民之陪葬物多是繼承彌生或土器赤褐色素陶，稱之為「土師器」（hajiki）。 [7]

這時，日本尚無文字，官方所用之文字，以及主持文化活動的都屬歸化日本的人。根辻善之助博士云：「要之，我國古代無文字說，乃不容否認之事實者....大和民族自定居於斯土，便累與大陸交涉往來，這些人多少已傳有秦、漢或以前之古文字」。 [8]「在雄略天皇時代（456～479年），秦人在京畿人口中佔92部，計18670人。欽明元年（540年），秦人有7053戶。 [9]

漢文最早傳入時間，據《日本書紀》是在應神天皇16年（285年）2月，「王仁自百濟來，太子菟道稚郎子師之」。王仁亦漢高祖之後裔，到日本後名為「和爾吉師」，據《古事記》赴日所攜經典即《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 [10]第五世紀六朝《宋書》〈倭國傳〉裡記載了雄略王之國書，用漢文駢體以討新羅諸國。宋封其為「安東大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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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其正式使用漢字。《日本書紀》：佛教正式傳入日本始於欽明天皇13年（552年），其後敏達天皇6年（577年），百濟王再獻經論、律、禪師、及工匠......相繼傳入日本。

總之，日本此一時期，除軍事、政治維持了統一之外，在文化上，實無何成就。尤其宮廷中，兄妹、叔侄、叔嬸......之間之亂倫，而雄略天皇本人「殘忍兇暴，他早上看中的女人，晚上就殺了，晚上看中的女人，早上就殺了。」最後知道叔叔草香王子家裡有位妹妹，便差了親信去求親......殺了他弟弟白彥王子、黑彥王子、其姪押仙王子，以及圓大臣全家，納其女「韓姬」入後宮。強佔其手下武士吉備田狹之妻「稚姬」。 [11]亦可見當時尚無倫理規範。

(二)中國

日本自大化革新，聖德太子攝政，才有計劃地傳入中國文化與佛教，那是推古天皇元年（593年），也正是中國隋文帝開皇13年，南北朝大統一，國勢最盛時期。換句話說：至大和朝廷終期，中國文化已經過了春秋戰國學術思想之黃金時代，而墜入衰微期；卻又晉入中國文化第二個學術思想之黃金時代之初期，亦即所謂隋唐盛世前半期。此期印度也已經過了奧義書（Upanisadas）學術思想之黃金時代，而墬入衰微期，尚且已晉入大乘佛教興盛之後半期。

中國在隋文帝以前，六經及諸子百家已經完備。秦、漢大一統對中國之政刑制度大致確立了。尤其漢武帝、和帝之北伐匈奴，使得匈奴西據東歐，逼迫歐洲蠻人到處逃竄，搞垮了那時的西羅馬帝國； [12]間接或直接使印度佛教傳入到中國。

在時代思潮上，戰國末期，因百家爭鳴，莫衷一是；乃有陰陽家、法家興起；漢初雖在政策上用董仲舒之言，「定儒學為一尊」，但社會學術界仍是宗於道家、陰陽家；乃至魏晉南北朝特重易、道、佛三家之玄學。玄學就是形上學。它脫離了社會實際生活，造成了社會、經濟之頹廢，人心思變。而道家思想迎合佛教的般若思想；陰陽家之懺緯思想又迎合了佛教的輪迴思想；而儒家又迎合了佛教的大乘精神；尤有進者，北方胡人政權又想藉新的宗教或思想以對抗中原文化；此外佛教本身之高深、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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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固為傳入中國重要之原因；而佛教之教主釋迦牟尼本人是太子也使得中國人之王室容易產生尊敬與信心；也因此普遍地影響到政府官員及百姓之信仰。 [13]

此一時期，來中國參與譯出佛經的西域及印度僧侶有73人；中國僧侶到西域、印度求法者亦有30餘人。來華譯經者以安世高、鳩摩羅什最為有名。前者所譯多屬小乘，偏重禪觀，且博學天文、算學。後者所譯均屬中觀、大乘典籍。其他重要典籍如大涅槃經、大智度論、法華經、華嚴經六十卷、舍利弗阿毘曇卅卷亦在相同時期譯出。

中國本土已形成「六家七宗」 [14]及三論宗。 [15]中國三論宗早期祖師僧朗、僧詮、法朗；天台宗主要祖師慧文、慧思、智者思想已形成；華嚴宗初祖杜順已是大禪師；禪宗二祖慧可則於此時圓寂。至於道安、道生、僧肇、謝靈運早已卓然成家了。 [16]

自東漢到隋文帝開皇14年（594年）法經等人所編之《隋眾經目錄》計2257部；5310卷。 [17]

中國石刻已盛行於殷商（前1668～1028年），以大理石彫成石虎、石梟、造型近人形，而外表尚刻一些與此動物無關之花紋。漢代豫章中有石鯨三丈「三輔黃圖」，昆明池中有石刻牽牛織女像，都是巨大之石刻。佛教傳入中國後，石佛藝術自北魏（386～534年）起在雲岡、龍門石窟造像。北魏石佛一般都傾向瘦削、臉部沈靜自足，嘴角上翹，展現自足之微笑。

根據後漢書，明章永平18年（75年）在洛陽城西，雍門外建白馬寺，壁上有千騎繞塔之壁畫，如然是為中國建佛寺已始。又百年後，漢靈帝3年在豫章建大安寺。北魏石像藝術大興後，以後之塔、寺建築藝術亦隨之發展。 [18]

後漢順帝永和6年（141年）蜀人張陵著《道書》24卷，將中國歷來巫教與道家思想加以融合而成道教，自稱為「天師」，始有中國之道教。自此以後道教與儒家並行在中國發展。道教對中國之醫藥學發展貢獻尤為偉大。 [19]

總之，相應日本大化革新前之時期，隨印度佛教傳入，除了文學、音樂，唯識思想外，其他已全面影響到了中國。可說是佛教文化已經晉入中國文化第二個學術思想黃金時代之前半期。

(一)日本

推古天皇元年（593年）正是中國隋文帝開皇13年。推古天皇冊封「聖德太子」，並立為攝政。雖年僅20，但天才橫溢，文武兼修，術德皆備。25歲，在宮中開講《勝鬘經》，親自註疏《法華》、《維摩詰經》。註疏曾參考中國《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以及僧肇、法雲有關著述。他自己所主持建築之「四大王寺」、「法隆寺」最為有名。在上行下效之下，30年之間全國佛寺共46所，僧尼1385人。 [20]

推古天皇22年（604年）始採用中國劉宋文帝時何承夫所創之「元嘉曆」。頒佈十七條憲法，是揉和儒、釋、神道三教宗旨而成，第二條即是「篤敬三寶」。以制定冠位，仿中國史記「天官」及仁、義、禮、知、信、智五德一智，各以「大、小」二分，分為十二冠位。 [21]

推古天皇8年至16年（600～608年）曾五次遣使至隋，直接吸收中國文化，計有學問僧10人，使節5人，其中「小野妹子」竟出使四次。這些人大都為歸化日本的漢人，其中尤以「高尚玄理」與「僧旻」對於「大化革新」貢獻最大。 [22]

唐代自貞觀4年，即日本舒明天皇2年（630年）至唐昭宗乾寧元年，即日本宇多天皇憲平6年（894年），這264年間遣唐留學生有姓名可考者27人，留學僧89人，共19次，實際到達唐朝為十三次，總計人數約2547人。 [23]

學生共攜歸書籍，總共15516卷，包括經、史、子、集計40種。留唐學僧攜回佛教典籍有2754部。其他有關詩、碑、帖、醫藥書、雜文等50部，以及法器、文物、佛像等。 [24]

這些留學生及留唐僧，除了攜回以上經典、文物外，回國後亦參與革新工作具有成就者如：吉備真備對日本朝廷之禮儀、音樂、築城戰術、曆法改革均有貢獻。並曾任太大貳之官職，仿唐製造棉胄、織染，尤其以中國楷書偏旁作成片假名，對日本貢獻最為重要。管源清公曾任式部少輔奏令天下儀式，服制悉依唐式。藤原貞敏先後任仁明、文德、清和三代天皇新樂師。圓仁為著名畫師。阿帝仲麻呂在文史上極負盛名，曾在唐進士及第任御史、都護官職。孝謙之膳大丘拜為博士，奏請尊孔為文宣王。大和長岡對日本之法治厥有貢獻。春苑玉成專治陰陽家，長於天文。管原梶成為鍼博及侍臣。 [25]

其中最有成就者是最澄與空海。最澄乃漢孝帝後裔，歸化日本後賜近江國，滋賀之津地方，為日本天台宗開山祖師。著述200餘部，今存有60部。空海回日本不獨弘揚密教，能詩、能書是日本書道之宗師。日本語文初依《波呂歌》，及《五十音圖》之發明，後由空海從梵文及漢字創製平假名。以後日本才有屬於自身之文字。 [26]

唐亦有遣使，或護送日本留學生去日本者，其中亦有就地歸化日本者，都為日廷所重用。如以音樂見長之袁晉卿敕任大學之「音樂博士」，甫昇女原為唐代樂工，賜姓「榮山忌寸」於舍利會奏唐樂。道明赴日為大和長谷寺開創人。東渡成就最大的是鑑真法師，他於天寶12年（753年），12月抵日，連同中、日僧尼共49人。並在東大寺建「戒壇院」開始傳戒，次於天平寶字3年（759年），建「唐招提寺」，他能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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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文，在日本傳律，並攜去華嚴、天台、真言各宗文獻，此外亦精於本草，中世以降，日本奉祀為醫事之祖。孝謙天皇天平寶勝8年（756年）任大僧正，「東大寺」是為日本佛教之「總本山」。未去日本前，鑑真己為唐之高僧，不准其東渡，經過五次偷渡始成願，其在唐，已修造古寺80餘所，隨其東渡之弟子中，建築、美術、彫刻、書法家可說人才濟濟。 [27]終至奈良時代，中國佛教各宗，在日本均已繁衍。

三論宗由高句麗僧慧灌於天武天皇9年（681年）傳入日本，慧灌首入唐隨吉藏學三論。元興寺道照入唐求法，依玄奘學唯識13年，於天智天皇4年（665年）回國傳法相宗。亦同時傳入俱舍宗·至於禪宗，道昭、最澄均有接觸，散附於各宗，直至宋代才有大量日僧紛往中國學禪宗。 [28]

其他如唐之「大雲寺」與日本之「國分寺」；洛陽「大銅佛」與東大寺「大銅佛」無論形式、建材，乃至制度均有著密切關係。 [29]

日本大化革新內在原因是由於中國文化及佛教之傳入，外在原因是借鑑中國隋代之大一統。經過15年後，西元618年唐興，新羅漸強且與唐接近，內部有留唐學生僧旻、高尚玄理根據唐制之改革成功，仍圖對新羅、高句麗保持影響力。但為唐劉仁軌、李勣、薛仁貴在白江口、平壤於西元662及665年兩次所敗。戰後7年，日本仍忍辱遺使大唐，全面學習大陸文化、政制與佛教。卒成為一法治的「律令國家」，亦稱為奈良時代之「天平文化」，可說是日本對唐文化之吸收期。直到平安時代，日本國史已編修、建築內飾已日本化，以及日本語之形成，已是日本對唐文化之消化期，而開始創造自己文化之特色了。

(二)中國

唐代東來之譯經師，有史可考有29人。其中印度20人，于闐4人，唐居1人，吐火羅1人，龜茲1人，西域1人。唐代西行求法者，北行17人，其中以玄奘最為有名；從南海往返者35人，其中以義淨最有貢獻。玄奘大師攜回佛典520篋，627部，譯出75部，1330卷。為中國法相宗之祖師，其《大唐西域記》對當時西域、印度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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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成為珍貴之史料，為中國開拓西域之極先鋒。其次是義淨（635～713年），年37（672年）始立願西航，在印度那爛陀寺住10年始東返，西元695年返回洛陽。往返歷經25年，經30餘國，攜回經400部，譯出56部，又別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及《南海寄歸內法傳》。 [30]

在中國各宗發展方面：天台二祖灌頂（561～631年），乃至九代法將湛然（711～781年）已為天台正式立宗。三論吉藏（549～622年）已立宗。華嚴初祖（556～640年）、二祖智儼（602～640年）、三祖法藏（643～712年）相傳不絕。禪宗之五祖弘忍（602～674年）、六祖惠能（637～713年）已啟開了禪宗黃金時代。

隨著佛教傳入，印度之文學、音樂也於開元中（713～741年）大量盛行。涼洲「進涼州曲」，後賜名為「霓裳羽衣」，一時習染成風。西方樂譜有調無詞，正合遷就流行之詩篇，這就是開元年間七絕、五絕所以特別流行之原因。 [31]至於民間文學多從佛學典籍中之文體，演變而來，稱之為「變文」 [32]，因而戲劇與文學、音樂同時傳入。據傳說唐玄宗曾親自主持在御花園之「梨園」演出。 [33]

總之，隋唐已是中國學術思想第二個黃金時代。佛教對中國此一時期之影響是全面的、普遍的。

Summary

Only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Buddhism into Japan, the Chinese mainland culture was root-planted in Japan. 　This helped the appearance of “Great Transformation and Reformation” in Japan, and thus made it develop into “a country of law and regulations.” Therefore, the influence of Buddhism on Japan is fundamental.

When Buddhism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China had passed the first golden age of academic thoughts of Spring-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was in the pioneer years of the second promising age of academic thoughts of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erefore, although the influence of Buddhism on China is in all aspects yet absolutely not fundamental.

China and Japan developed westward all because of the military purpose, and then brought in Buddhism.　In the initial stage, although Buddhism was introduced into these two countries by foreigners, yet the formal introduction of Buddhism into Japan was initiated and planned by the government which despatched student sangha to bring in Buddhism and Chinese regulations and system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never despatched positively people to the west.　It was civic Buddhist sangha who went to the west out of their own faith and perseverance.　As a result, what influenced China are only Buddhism and its culture and arts.　The Indian regulations and systems had no influence on China.

Tracing the reason, the Japanese people is a new people, a root-planted culture, emphasizing on group, and emphasizing on knowledge, yet the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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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is an old people, a local-originated culture, emphasing on tradition, and emphasizing on thoughts.　Viewed from a certain period, the root-planted culture is promising while the local-originated culture is weak and declining.　But if viewed from a long period, the root-planted culture would continue to be conditioned by the local-originated culture.

關鍵詞：1.local-originated culture　2.root-planted culture　3.Chinese culture　4.Japanese culture